第714章文学织梦（从维熙文集?）(58)
“在你们管理劳改犯人的干部中，有的水平很低素质很差。他们只爱报喜，不愿报忧。特别是对我这个日本人，还想隐瞒真情。”她侃侃而谈，言词中夹杂了火药气味，“本来，世界各国的监狱，都存在着管理者和服刑者之间的矛盾，管理者要按照国家法律办事，而抵制服刑的人则千方百计地逃脱法律约束，甚至越狱逃跑。这是具有共性的世界问题。可是……”山崎丰子向我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某天，她走访劳改农场的管教中心（我估计是“狱政科”），她询问劳改干部，农场有没有逃跑过犯人。劳改干部冠冕堂皇地回答她说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山崎丰子对此表示质疑，劳改干部便不厌其烦地向她述说，犯人如何如何听从管教，以表示他们的威慑力量和改造成绩。这些干部忽略了一点，山崎丰子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因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有的字形一样，字意相通，她对面墙壁的一张大大的表格中，正好填写着逃离监管、流窜在外的逃犯者的姓名和数字。山崎丰子立刻对这些干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说他们以虚代实，这是不应有的品质。
我被这位老太太的严肃神情逗笑了，诙谐地说：“你成了司法部门明察秋毫的钦差大臣了，我向你表示一个中国作家的敬意。”
老太太依然没有笑容，气哼哼地说道：“他们有失对一个外国作家的诚实，我要对司法部门反映他们的弄虚作假。”
“你的一双眼睛很亮。”我说。
“难道我这么做不对吗？”
“当然应该反映。”
“作家都应具备这样一双火眼金睛，像你们《西游记》中孙悟空那样，能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她激动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便重提起旧话说，“你评评，我有资格当‘大墙文学之母’了吧？”言毕，她脸上的乌云散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吃饭吧，我估计你已经饿了！”我和小阿姨支开了饭桌，“吃饱肚子，再谈你那满肚子的故事，可能多些力气。”
她从背囊中拿出来一瓶法国的“拿破仑”，蹾在了饭桌上。她说她知道我很能喝酒，只不知道我对这洋酒感不感兴趣。
当天中午，我喝了不少的酒。她没喝酒，只喝了一瓶矿泉水。
两次见面以后，山崎丰子就返回日本，去写她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了。后来张贤亮从宁夏银川来我家闲扯，我们曾把这位日本作家，当成话题。贤亮说：“这日本老太太，看上去有点神经质，这正是她最可贵的地方。她像三年困难时期时的饥汉一样，添补生活，搜寻生活，咀嚼生活。为她那部怀胎的书稿，东奔西走，不耻下问，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我说：“也许每个作家都有她神经质的表现方面，比如你……”
贤亮正儿八经地打断我的话说：“别走题儿，咱俩聊文学哩，你说老太太这部书，能写好吗？”
“这很难说，但冲她那股子往生活里钻的劲儿，也许能写出点名堂来。”我不无感叹地说，“我觉得山崎女士像鸟儿絮巢一样，每一叶草每一根枝，都来得十分昂贵。中国到日本，日本到中国，任何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家，都可以从中受到一点启发。我尊重她的神经质，而轻薄你的神经质。”
“瞅你，又开玩笑……”
我说：“如果你的神经质的路标，向老太太神经质的方向转移一下，贤亮，你可能真会有大作品问世。”
张贤亮只是嘿嘿地傻笑……
1991年初秋，我接到文友王蒙一个电话。他说山崎丰子来北京了，要去他家做客，她说希望在他家能见到我和张洁。遗憾的是，当天我有脱不开身的事儿没能成行，但我请王蒙转述我对她的问候。放下电话，我才蓦然想起她的书，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光阴逝水般地已经流过去十个年头了，不知山崎女士的作品印成了铅字没有。
1992年的暮冬早春，她这部大书，终于飞到我的写字台上了。
它很沉很沉，邮资就花了两千七百七十日元；但我之所以感到它的分量，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之不易。
文学与生活。
生活与文学。
它们对写实主义作家来说，是漫漫长途的一对苦恋的伴侣，这大概是无以更迭的选择；而在这一苦旅中，文学无法摆脱对生活的依赖。山崎丰子“一刀磨十年”而成书，再次表明它是跨越国界的一条文学创作的定律。
我想历经十年怀胎一朝分娩的产儿，必当可以和她的《华丽家族》媲美；历经十年在生活中淬火锤炼的“青锋”，定会锋刃闪光，夺人耳目了……
1992年2月1日于北京
[海外才子周腓力]
在我结识的美籍华人以及侨居美国的作家中，对我最有引力的、最耐读的，莫过于周腓力先生本人及其作品了。
他最爱笑，大笑起来声贯耳鼓，使我联想起黄河之涛。我之所以想起黄河波浪，而没联想起大海之韵，可能是因为他长着黄色的皮肤，头上覆盖着黑色的发丝——我们都属于黄河的子孙之故吧！
美国人很讲究礼仪，中国旅居美国的华人也很重修饰，特别是那些可敬可爱的华人太太、女士和小姐，举手投足都十分讲究风范。正是在这种风范之中，我发现了周腓力先生很叛逆，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幅活生生洒脱的文人肖像。
1994年夏天，由于天体星球彗木相撞之故，高热席卷全球。美国的洛杉矶也不例外，每次上街外出必热汗淋漓。只有钻进朋友带有空调的轿车中，才躲开了火烤般的炎阳。有一次，适逢腓力先生开车送我们外出，那是一辆跑遍美国也难得见的灰色轿车，车门被撞扁了，露出斑斑锈迹，汽车外凸的前身，也残留着一块凹进去的疤痕。他自我解嘲地幽默一笑说：“实在难为各位朋友了，人孬车也破，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记得他那辆车空调也有些失灵，因而索性摇下车窗兜风，以驱赶车内的闷热。
不知为什么，在洛杉矶那么多华人朋友中，我对周腓力先生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引起我这种感悟的，除去他豁达的性格之外，还由于他那上衣小兜上挂着的一排圆珠笔。一次，他到寓所小坐，我好奇地询及他说：
“先生为何在兜上插着这么多的圆珠笔？”
他笑了：“你猜呢？”
我想了想，无法破译他的生命之谜。他告诉我，中国作家代表团中的一位老作家，也曾为此向他索秘。
他说他兜里挂的这几支笔，是出于对生存和对文学的需要。讲这些话时，他依然在笑着，但第六感觉告诉我，笑容里深藏着一种我难以捕捉的酸楚。
“我和太太经营着一个店铺。该怎么对从先生说呢，那店铺也像我那辆破车一样寒酸。”周腓力先生说，“太太在楼下支撑门面，我则在小楼上一间小屋里写文章。为节约时间，我一支笔写没油了，便掏出第二支，第二支没有油了，我立刻摘下第三支……”
原来如此。周腓力先生之所以不用吸水钢笔，兜上挂着几支圆珠笔，缘于惜时如金。美国华人朋友告诉我，周先生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对美英及西方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不说，当年还曾是林语堂先生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作品以幽默诙谐享誉台湾。
由于在美国访问的时间排得很紧，我虽无暇立刻拜读腓力先生赠我书名为《幽自己一默》的大作，但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周腓力先生在美国华人作家中，一定是才情横溢的星中之月——作家感悟作家，有着女人感悟女人之敏锐——我对我这个感悟确信不疑。
缘于此种感知，有一天友人张金翼女士开车带我们参观洛杉矶赌场的归途中，我请金翼女士特意绕路到周腓力先生开的店铺一走，目的不外是多了解一下周腓力先生。
令我惊愕的是，周先生和他太太开的是个“二手店”。走进店铺门面之后，见店铺中经营的都是些陈旧物品。周太太见我们是来找腓力的，便向楼上喊了一声，周先生显然此时正在楼上笔耕，闻声下楼时手里还拿着一支圆珠笔。
“哎呀，想不到从先生亲临草舍。”周先生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自嘲地说，“实在有碍观瞻，腓力惭愧惭愧。”
当时，我本想提出到周先生的笔耕之处去看看，但因周太太似对我们这些文人毫无兴致，望一眼她那槁木般毫无表情的脸，我把话又咽回舌下。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情十分酸楚，大概是我体察到周先生写作环境的艰辛了吧！这感悟的来源，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二手店”之故。我从周太太的神色中，还捕捉到了她对周先生的文学创作，漠不关心。老实说，我当时真为周腓力先生的生存状态，有那么一点悲楚之感——尽管中国大陆作家的生态，也并不那么良好，但是都有个为丈夫创作加薪助燃温暖的家。
读周先生的书，是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回国——我去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探望在那里学习和工作的儿子、儿媳及小孙孙时的事情。白天儿孙们都走了，我独守空宅，便首先打开了周腓力先生的书。他的作品比一般流行于台湾，描写小儿小女之情殇的小说，要高上几个档次。他的作品意象与联想十分开阔，才思敏捷，对昔日台湾以及美国生活百相（包括他的糖厂老板爸爸），都有入木三分的文字雕刻。他既写小说，也写散文，还附笔勾勒出多篇描写纷繁人世具有荒诞色彩的随笔。使我欲笑不得、欲哭无泪的一篇幽默自画像，是书中一篇名为《拉傻大姐的黄包车》。
时间：周腓力刚刚从台湾领回《中国时报》小说首奖的该年12月。
地点：洛杉矶的唐人街。
事件：“好莱坞”要找一个为风流艳婆莎莉麦克林下榻香港时的东方黄包车夫。
周腓力居然应下了这份差事，并去“好莱坞”应试。大概主要是由于周腓力先生天性豁达，并有着一个魁梧身材之故，他竟然在试镜中被挑中了。于是，这位有着丰厚文学才情并刚刚从台湾领了文学大奖的周腓力先生，当真晃晃摇摇地拉起黄包车来了——车内坐着的是被美国人称为“傻大姐”的影星莎莉麦克林。
周腓力先生两眼高度近视，为演活这个苦力的角色不得不摘掉他六百度的近视镜。摘掉近视镜他的视力降低为零；而场景要求周腓力在一条香港闹市街面上拉车奔跑。这可苦坏了这位才子，文中他白描了自己七次重拍这一镜头的尴尬：第一次，他撞倒了行人；二次重拍，行人躲避黄包车于三尺之外，显得太假；三次再拍，周先生拉车刚走，风把斗笠吹落到女主人公脸上，正好遮住了她好看的酒窝；四次再拍，周腓力撞翻了水果摊；五次再拍，周腓力与另一黄包车夫相撞；六次重拍，如同瞎子一般的周腓力撞到了计程汽车上……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地一直拍摄了七次，周腓力才算完成了这一“盲人骑瞎马”的过程。
最有意思的是，当艳婆莎莉麦克林走下黄包车，向他祝贺时，周腓力先生竟然以苦为乐，幽默地说：“我已经是个拉过二十年零两个小时的黄包车夫了！”
读到这里，我有些忍俊不禁，哭笑不得之际，我忽然感悟到周腓力先生作品的艺术品格，首先在于他的人文合一；他作品突出于纸面的艺术张力，得益于喜剧的外壳中，包容着人世间的荒诞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