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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1章人在途中(从维熙文集?)(47)

戴老先生告诉我,他之所以深深怀念故土,是因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两脚织网般走遍了祖国青山。他原来是学矿业勘探的,从东北抚顺,到云贵高原,他曾叩问过深埋在那高山大川之下的矿藏。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被蹂躏在铁蹄之下,戴顽君投笔从戎。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军务去了越南,之后,他留在了那里。他的金石书画艺术,是在河内开始的,并在那里获得成功。

戴老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个放大镜和他的作品影印件,摆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我十分惊讶,难以想象一个曾经学矿业的并扛过枪的人,何以能叩开艺术的大门。他的微雕技艺非凡,在一粒大米上,我看到刻有70个字的《天台送别》诗章;只有6厘米大小的象牙片上,出现了肖像逼真、形态各异,正在嬉戏的100个古装顽童的《百子图》。在和《百子图》同样大小的象牙片上,雕刻着一幅《清明上河图》(局部),我细心地数了数,小小的方寸之地,上边有三十几棵绿树,几十间房舍,几十个人物。人物中有骑马的官吏,行船的艄公,挑担的小贩,耕作的农夫,骑牛的牧童……看罢,我对戴老先生技艺之精,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敬佩。

戴老告诉我,微雕这门东方艺术在巴黎展出时,使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欧洲人,初则瞠目结舌,继而如痴如醉;在一度时日内,这些象牙片上的雕塑,成了巴黎文化艺术界的热门话题。戴老的夫人何慕真女士补充说,这些艺术作品,已逐渐被欧洲世界理解并热爱,象牙片上微雕的全部“马可福音全书”,已被罗马梵蒂冈大教堂购走,现在珍藏在梵蒂冈教堂之中。

戴老忙对我解释说:“其中,也有我太太的功绩!”

我猜测说:“包揽一切家政,使您能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艺术创作。”

“不。”戴老修正我的断想说,“她写一手好楷书,还经常为我的牙雕写些注释性的文字呢!”

噢!原来何慕真女士不仅是家庭的贤内助,还是戴老艺术生涯中的好帮手——她祖籍广东,原来在河内一所中学教书;自从她和他结合之后,就在事业上和生活中“同舟共济”,并“同舟共进”了。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询问道:“您过去学过美术?”

“仅仅是爱好!”

“那怎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呢?”

戴老指指他名片下边的“艺号”说:“看见了吗?我雅号丹卢!这就如同在老君炉里火炼金丹一样,功成于勤苦。我就是靠自我磨炼,而走上这一行当的。不是自吹自擂,中国人绝对聪明,又不怕吃苦,刚才我不是把他比作柳树棵子吗?放在我的艺术之路上也挺合适!”

柳!戴老第二次提及了柳树。

谈“柳”之际,戴老的女儿已把餐桌支好,先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中国饺子,又启开中国名酒茅台的瓶盖,一股浓重的故园乡情,从我心扉中升腾而起。再看看戴老墙壁上的中国字画,以及中国式的家具陈设,我置身的地方仿佛不是繁华的巴黎,而是中国的一个书画之家。

也许是刚才谈到柳树之故吧,我和戴老频频碰杯之间,话题转向了大兴安岭火灾。

“真使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痛心!”他把酒瓶往桌上重重地一蹾,“看电视才知道火灾面积之大,等于焚烧了大半个法国。”

我告诉戴老,我在联邦德国期间,德国的一些华人在汉堡倡议为“重建大兴安岭”而发起了募捐。

戴老说道:“巴黎有良知的华人,已经这么做了。前几天国内吴作人老先生来巴黎,举行字画义卖,就是为了重建那片绿色金库啊!我戴顽君‘根’在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入异国国籍,当然责无旁贷,也参加了那次义卖,把义卖金石书画的一万多法郎,都献给大兴安岭了!”

戴老先生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他举着酒杯的那只手微微颤抖着,致使斟得过满的酒,从酒杯里溢出来,滴溅到餐桌上。我手中只有半杯酒,我的手也没有因颤抖而将杯中酒泼洒到桌面上,但是我的心却被戴老那只手燎着了,便把酒杯斟满,并仰头一饮而尽。说老实话,在异国他乡我一直在寻觅炎黄之魂,许多欧洲的华裔兄妹,虽已给了我夙愿上的满足,可是得到超饱和的满足,却是在巴黎戴顽君老先生的餐桌上。

“你到北京几年了?”戴老问我。

“40年。中间要扣除被撵出北京的20年。”我答。

“你知道北京的‘根’在哪儿吗?”他问得十分突然。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北京还有“根”。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从衡水到了北京。”戴老侃侃而谈,“和同学们到过一个叫‘东捕鸭桥’的地方,那儿立着一块石柱,上边刻有‘北京’二字,后来的北京,就是从这儿慢慢发展起来成为现在的北京城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典故,因而感到新鲜有趣。我估摸着,东捕鸭桥该是在什刹海一带,因为附近有个“鸭儿胡同”,全凭估计,仅此而已。

“我托你一件事!”戴老认真地睁大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你到北京找一下,看看还有这根石柱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根’,北京人也有北京人的根,不能忘记。你要是找到,给我来封信,我心里总惦记着那根石头柱子!”

我沉默了。我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他让我办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表面看来,戴老对我的委托,未免带有一些孩气;仔细琢磨,却觉得在孩子气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故土的一草一木近乎执拗的童真。这种赤子的情愫,虽然没有义卖字画,为大兴安岭捐献一万多法郎的票面价值,但却是更深层次感情的流露。我将此事铭记于心,答应归京后一定照办无误。

“还有……还有……你知道衡水出产一种叫‘衡水老白干’的酒吗?”戴老神往地说。

“我喝过。”

“怎么样?”

我着实没喝过这种酒,但这个牌子我是知道的。为了使戴老思乡之情得到最大满足,我支应着说:“这酒不错!”

“我走了巴黎多家中国商店,唯独没有我家乡的‘衡水老白干’!”他颇有感慨地自叹着。

我立刻回答说:“回北京后,我给您找一瓶预备着,您回中国时给您。宣扬君夫妇回国时,我可以托他俩带来!”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戴老朗声大笑,“我无意拜托您去干这件事,我只是见景生情地想起了家乡衡水!”

“我自愿尽义务去办这件事!”我干脆地告诉戴老,“如果北京找不到,我给衡水酒厂写信。”

“别介!别介!”戴老一着急,又吐出来浓重的北国乡音。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连连晃着双手,表示此事万不可行。

我也站了起来,因为手表告诉我,该是辞行的时候了。走出戴老家门,巴黎已是万家灯火的晚上,茅台酒的热力在我心中发酵,我感到浑身燥热,便解开领口,让巴黎的夜风,凉却我的胸膛。头胸略略清醒之际,我不禁想起了戴老的柳树之说。是的,他的比喻非常形象,在我欧洲3个月的行程中,到处都能看见顽强生存的“人柳”。它以弓而不折的坚韧,以旱而不枯、涝而不萎的天赋禀性,在欧洲赢得生存,并发芽于地球的经纬。而孕育了这种原动力的腹地,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1987年冬于北京

【奥地利一曲】

[维也纳长笛]

当我在稿纸前回顾在维也纳的光阴时,我的耳畔鸣响着苍凉凄婉的长笛之声……

笛子在我国演奏家手中,常常是欢乐的、跳跃的,如同早春解冻的溪水,撒着欢儿蹦跳而下,给人的心灵留下春的斑斓波光。可是这位名叫查穆塞尔的长笛演奏家,却像是在描绘大自然中秋天的落叶、初冬的微雪,不,他在用悲凉的旋律塑造着一尊冬天的雪雕。

赠送我这盘磁带的奥中友协副主席燕珊女士,不知这位查穆塞尔故里在哪个欧洲国家,但她认为笛声中有描写阿尔卑斯山的音符,有奥地利无垠的草地,有维也纳古老的建筑,有维尔茨堡绿色的雪……她送给我这盘磁带的目的,就是要我记住欧洲翡翠——奥地利。

我能够忘却吗?那终年头戴银盔的阿尔卑斯山!我从联邦德国波恩抵达维也纳的第二天,就和从国内访奥的文友徐怀中、张洁、苏叔阳、陈丹晨、苗得雨,投到你的怀抱里来了。

记得,那是一个清寂的晚上,阿尔卑斯山上冷月如钩,天地之间只有那把为阿尔卑斯山梳理白发的弯梳,倒悬在无限深远的天际。

“真冷!”张洁哆嗦着。在盛夏的7月,奥地利遍地浓绿的时节,她穿着一件羽绒大衣漫步在旅舍旁边的小径上,还挡不住阿尔卑斯山的幽寒。

“我喜欢冷,讨厌酷夏!”我毛衣外边,只披了一件“长城”牌风衣,“但是我最讨厌的是‘倒春寒’,北京刮起眯人眼睛的风沙。”

“你是不是在影射什么?”张洁问。

“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冬春交替之际,倒春寒在自然界里是经常发生的。”我说,“它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由寒转暖的回流规律,我无可奉告!”

张洁笑了起来:“你真够‘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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