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2章人文拾荒（从维熙文集?）(59)

[杜鹃喋血——扫描挑战死亡的女作家张聂尔]

假如上帝赐我不死，我将用我的余生做一件事：写作。

——张聂尔

21世纪之初，我读到张聂尔的第四部长篇大著《拥抱生命》。说实在话，在灯下翻阅这部与癌症抗争、挑战死神的长卷时，我感到如同看到了一道奇诡亮丽的人生风景，深深为她的坚毅精神而动容。过去，我常常为自己有过二十年苦难的“马拉松”长跑而自认为不是个生活中的懦夫，但是聂尔与癌魔搏斗了许多年，历经生死界的梦游，居然在死神的脚边，写出一部接一部的鲜活作品，深感她经历的是一场更为严酷的生命长征。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准的话，截止到今天，她已在与癌魔抗争的间隙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仅我读过的就有长篇小说《将门男女》《叶氏父女》以及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第一人毛泽东》和《风云“九·一三”》。令人震撼的是，这个出身将门的才女，其作品都是在与癌魔搏斗中写出来的！一个没有超常精神、将死亡置之度外的文人猛士，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因此我对这位作家队伍中的“拼命三郎”，常常充满了诚挚的敬意。

我和她的结识完全是文学之缘。大概是在1998年的秋天，我正在家中笔耕时，突然接到聂尔打来的电话，她说要到家里来看看我，与我聊聊文学上的问题。我顿时不安起来，因为我不知在什么报纸上，曾经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癌症使她黑发脱落，俨然若同一个庵中的女尼。因而在历经片刻不安之后，我立刻回答她说：“你有病，还是我去看你吧。‘军科’离我住家虽远，但是从你那儿到我这儿，与从我这儿到你那儿是等距离。我是健康人，你来看我于情理不通。”但是她说我是长者，不能有悖天理，只能她来，不能我去。她说话的口气直率到有点霸道的地步，我已无任何争辩的可能，也只好听命于她了。

她之所以来看我，缘于我的那部《走向混沌》。此前，她打电话给我说，她读此作时流了不少眼泪。我在电话中忏悔道：“你是病人，我‘骗’你的眼泪是犯罪行为。我劝你今后多读点风花雪月的轻松文学，这些文学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她反驳我说：“我不仅要读第二遍，还要写文章表达我的心情。在这里先让我代表自己，也代表我的父辈人，向你们那一代有良知并为良知付出代价的知识分子致敬。你知道吗？流泪之后，你那本书给予我的是与生活、与病魔抗争的力量。”

此话如果出自1957年那场运动的受难者子女之口，我并不吃惊，张聂尔是将门之后，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可谓大路朝天，无所羁绊；因而在我看来，她的泪水是另一种结晶体，着实让我感到非同一般。将门之女中我也有少许几个能坦然相处的友人，如善良而又善感的陶斯亮、刚柔相济于一身的贺捷生……在我眼里，她们都是将门子女中生活的智者先知，大概聂尔也是走出神喻光环的中华女性之一吧！因为她在电话中，十分直率地对我说，她在“文革”中造过老师的反，从我那册拙作中，悟出了不少的启示。

尽管如此，我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内疚。在二十多年前，她就接到了一纸“恶性淋巴癌”的死亡通知；可以想象她能活到现在是多么艰难，我怎么不去“军科”看她，而让她来家中看我呢！我马上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想改变这种错位的交往程序，可是电话空响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接。我正在不知所措时，门铃叮咚——她来了。

时正初秋时节，她上穿一件西服上装，下穿一条裙子，虽然身着便装，仍然不失女军人的风采。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她那满头浓发，黑如墨染——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与癌魔搏斗了二十多年的张聂尔，竟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与健康人的血色毫无差别。上帝何以会让她秀发重生，而且长得如此的浓密厚实呢？我最初的猜想那是假发，可是我很快否定了这种猜测：一个活得真实而坚强的人，是无须戴上假面的。在多次电话交谈中，她十分厌恶假面人生，那么她的头发就是再生的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午间，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向聂尔提问了：“癌症虽然不等于死亡，可是你的气色和头发让我吃惊了。”

她很爽朗，告诉我她至今没有解除“癌警报”，来我家之前还在便血，如果说她有什么生命诀窍的话，就在于她一直有着乐观的精神。她说她很珍惜生命，但并不畏惧死亡。去年年初，她的血色素从十三克降至四克，大夫审阅了她的病历后，不知道坐在对面的聂尔就是患者，居然出了这么一个笑话，大夫问护士说：“怎么，这病人今天还活着？”

聂尔说罢，连连声明：“这可不是黑色幽默，而是事实。”

我笑了。她也笑了。

是的，聂尔还活着，而且活得十分带劲。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该乐的乐。在我家的餐桌上，她的胃口很好，丝毫没有病人的愁楚神态。使我感触良深的，就是这个聂尔，在癌症痛苦折磨中，以超越死亡的涅槃精神，把死亡置之度外，写出了一部又一部沉甸甸的小说，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她的一部部长篇，活灵活现地摆在书店的书架上，这不是奇迹，还能用什么词汇可以解析呢！

我们谈起了文学。她当时正在写一部纪实性作品，即将完稿杀青，是“生”是“死”还不知道。我说：“你久经大难而不死，老天有眼，会让你的新作一路绿灯的。”

对此，她有点忧心忡忡：“但愿如此，借你的吉言了。说实在话，我到你这儿来，一是想来看看你这位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长者；二是想寻找点力量，这是实话，既然阎王爷还没来接我走，我活一天就得有一天的生活质量！”

聂尔在这些自白中，表现了她无畏的人生追求。她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短短的面晤中，我认定她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生活强者，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老天当真没有怠慢这位状若“杜鹃喋血”的聂尔，当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时，读者对她的喋血之作给予了衷心的赞誉。售书归来之后，我接到她抒发心情的电话：“我真是感到没有白活。蚂蚁爬过土地，还要留下它生命的印记，我们是万物之灵，虚来人世一场，不是等于活死人一样吗？”

我向她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同时叮咛她注意身体。她开玩笑地说，自从见我一面以后，仿佛得了仙气一般，文思泉涌，每天都有文章输入电脑，她认为苦难的生存者更容易从苦行者身上得到启迪。她的话我十分认同，因为对我来说，从聂尔的坚毅的人文行为中，也同样受到了精神上的激励，每当我在电脑上行文感到疲惫时，就会本能地联想到聂尔不屈的进击精神。

1999年初秋，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将去北戴河一段日子。我以为她是去疗养的，因为这对她来说十分必要。可是待她归来时告诉我，她没有老老实实地休息，见到大海便萌生了与海浪一搏的念头，好久没有下过海的她，居然买了一身泳装，在大海里狂放地游了几天，她在电话里放声地抒怀：“痛快——活得真痛快——”

在这一瞬间，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聂耳，女作家聂尔与他的名字谐音，她虽然没有谱写出气吞山河的歌曲，却用自己的生命历程，谱写出了一首自己的“生命进行曲”。不是吗？时至2000年的初夏，又有她的佳音传来：三十多万言的长篇《生命的守望》（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拥抱生命》）即将脱稿付梓。听了她的写作自白，我顿感自己生命的疲软，我虽然自认没有虚掷光阴，但比起聂尔的精神来仍然感到汗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她的这部喋血之作，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作品，其中有些章节是对她在红卫兵时期行为的回眸，其心、其志、其情、其魂，可谓光洁无瑕。

我阅读完她的这部生命自白的长卷后，当即打电话给她，向她表示了友人的敬意。因为一代知青岁月的作家，能有这种自视精神的不多；唯其不多，才更显示出她的生命底色的真诚。当然，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生命，可以有着不同的选择，但是真诚是一切选择中的最高境界。女作家张聂尔的这种境界（包括她对待癌魔的心态），称得上高悬在人世间来去匆匆的行者面前的一面自窥、自识、自读、自审的明镜。其行其影，何其壮哉！

[一纸祭文悼彦周]

鲁彦周走了。面对媒体打来的采访电话，一时之间竟然无以对答。之所以如此，因为他谢世的消息过于突然。

前些日子，我把电话打到他住院的病房，他的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也显得十分微弱，但我还是从他的声音中获得了一丝安慰，因为他说他要出院回家看看。因而我认为他今年可以平安无恙了。但安徽媒体送来的信息是，11月26日晚上，他因器官全面衰竭，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经抢救无效告别了人世。一时之间，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感伤。进入21世纪，友人公刘、叶楠、文夫相继走了，此时彦周又匆匆离世，在感叹人世生死无常之际，心中又平添了几分忧伤。

我与彦周结识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在几十年的光景中几乎没有中断过往来。在我的认知里，他是一位忠厚的兄长。除了几次结伴而行游长江、登黄山、攀九华之外，逢年过节从不忘彼此问候。在长途电话中，听他的皖南口音和爽朗的笑声，是我的一种精神享受。除此之外，每年年尾我都接到他和他夫人张嘉精心设计的年节贺卡：贺卡由夫人张嘉作画，彦周填词。画面上的梅、兰、竹、菊与彦周的诗文合而为一，让远在北京的我，除了触摸到他的家庭温暖之外，还感悟到人间友情的珍贵。

彦周在文坛上苦苦耕耘，始自历史新时期，从电影《天云山传奇》开始，直到世纪之交的《鲁彦周文集八卷》问世，是他献身于文学与电影事业的光辉写照。在年过七旬的日子，他又出版七十五万字的小说《梨花似雪》，以不知疲倦的劳动，构筑了他晚年的完美。他太珍惜时间了，已然发现肺气肿的疾症之后，还往稿纸上倾吐心血，在同辈作家友人中属于绝有。因而唐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佳句，可以视为彦周献身文学的一生的写照。

纵观彦周的一生，他一无文坛上的蝇营狗苟之举，二无口是心非之作；在五颜六色的文坛，他不做各种时尚的附庸，而追求人文合一的品格。他为人谦和，但内心又十分刚正，我记忆中最为清晰的一件往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文化部为获奖的电影颁奖，因拙作《第十个弹孔》侥幸与彦周的电影同时获奖，在下榻的宾馆便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坛佳话——话题是一位著名导演，因其导演的影片获奖后忘乎所以，在餐桌上酒后失态而引起的。餐后，彦周到我的住室，愤愤地说：

“有的文化人实在太贱，其实今天获奖的东西，只是开掘了苦难历史的表层，离挖出矿层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挖过煤。我的感悟是，矿山表层的煤容易点燃，也最容易熄灭；只有矿层深处的煤，不容易开掘又不容易点燃，但是它火力最强，也最耐燃烧。”

彦周说：“作为一个文化人，今后我别无选择，要干的就是从表层向地下深掘。”

我看彦周表情十分严肃，为了缓解过于凝重的气氛，便调侃地说开了神话中的“八仙”。我说：“中国的八仙，可谓各个神通广大，但是八仙中能成为哲仙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倒骑着毛驴，懂得不断向后看的张果老。古话说‘温故而知新’嘛！”

彦周笑了：“看样子，你我都当不了‘鹦鹉’。”

我说：“那就让你我学做向后看的张果老吧。”

这就是鲁彦周。当时，我们虽然只是初识，但我已然从其文静书生般的外表下，抚摸到了他灵肉中的文人血性。这次交谈之所以令人难忘，因为我俩都是烟鬼，当时只顾忘我地谈心，弹烟灰时不小心，把我上衣烧了一个洞——直到我俩闻到了有焦煳的异味，才在大笑中结束了交谈。他的文学实践证明，这番不是戏言的戏言，就是他一生恪守的罗盘，他的笔锋不断向中国历史的经纬深处钻探，直到“蜡炬成灰泪始干”。

彦周在生活上是个追求平淡无华的人。记得在20世纪之尾，他陪同几个北京的文友游九华山时，曾经做了这件出人意料的事：在登山的过程中，他别出心裁地把我们带进了佛山住持仁德法师的佛堂。由于此行有点出乎朋友们的意料，因而当我们在佛堂里坐定，法师弟子端上茶来之后，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泥。彦周此时举起了手中的茶杯，对友人们吐露出他的心声：“这茶和水可都是开过光的，喝了佛茶能净化咱们的心灵，清洗灵魂的污斑……”说着，彦周带头喝下杯中的茶水。在彦周的启迪下，我们都端起茶杯。慈眉善目的仁德法师，此时也手捻佛珠微微而笑了。在下山的路上，我问彦周此意为何。他告诉我，他虽然做不了苦行僧，但也看不惯人世间的奢靡，特别是怕在时尚文坛混沌百象中，染上“感冒”或“疔毒疥疮”，因而来九华山时，不忘到佛山圣殿净心。

这是彦周在文学之外的另一幅生活肖像。他警惕自己贵族化的情结，努力追求平民化的境界。记得，中国作家有上千名之多，但能够对自己进行自审自识者寥寥，而彦周是其中的一个，因而尽管他在安徽深居简出，还是赢得了文苑的敬重——他是一棵树，有着独立思维、绝不随季候风而左摇右摆的大树。

今天，他离我们而去了，给我们留下一道做人和作文的话题。记得，今年4月我赴美之前，给他打过去辞行电话并祝愿他身体早日康复时，他用嘶哑的声音对我倾吐出如是的话语：“人生祸福无常，早走晚走都要走，只求走的时候，无愧于心也就行了。”这句话，既是彦周的灵魂自白，也是他一生的自我总结。

值此隆冬时日，谨以此一纸迟到的祭文，一解心中之哀思，二陪好人彦周踏上西行之路。

2006年1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