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就在好几家倒霉的时候，杨清奇却事事如意。前一阵子县城过物资交流大会，儿子杨龙章回家接父母去逛会。说父母整天呆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这几天农闲，家里也没有多少活儿，他想接父母去逛逛。
母亲王菊香说：“前一阵子你媳妇坐月子，我在县上呆了一个月，就那么大个房子，人往里一蹴，跟关进笼子里一样，像被人掐住了脖子，感觉透不过气来，没咱屋里敞亮。我不去，要去就让你爸去，他爱吃羊肉猪肉，我啥也不吃，去也闲着哩，再说也得有人看门。”
杨清奇说：“你不去我去，正好看看孙子。满月见了一面，有半年了没见，这会儿该会爬了吧？再说龙章也大小有了官，我想到县上的街道走一走。”
“那是个啥官嘛！秘书科科长，听着是科长，其实是副科，官尾尾的个小官。”杨龙章说。
“怎么？大官是从小官做起的。好好干，不信以后当不了大官。”杨清奇满怀信心地说。
“官场上的能人多着哩，要当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因素多得很。”杨龙章知道爹把当官比做考试，但跟他一时也说不清。
“年轻着哩，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一定要好好干。单位上的人看着哩，咱村上的人也看着哩，不要弄个没出息，让别人笑话。”
“爹，我知道，我一定好好干。”
到了县上，杨龙章把爹领到街上，买了崭新的中山装和新裤子。要买皮鞋，杨清奇推辞着说：“我穿不惯，怕穿着夹脚，没咱这布鞋舒服。”杨龙章从爹的眼神中看出他并不是真的不想买，便说：“你不要怕夹脚，咱买大一个号就行了。”便买了一双皮鞋。杨清奇换上新衣服新皮鞋，虽感到有些不自在，但还是觉得精神了好多，他的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儿子陪他买了衣服，在街上吃了羊肉泡馍，并且给了他一百块钱说：“你随便转，屋里想呆了就呆着，呆烦了就到街上去转，去戏院看戏，想吃啥就买着吃，不要怕花钱。”
杨清奇说：“你不用管，来两天了，路我也认下了，丢不了，你干你的工作去。”
儿子一走，剩下儿媳谢瑞丽领着小孩。杨清奇接过孙子抱了抱，孩子哭了，儿媳接过去用奶头哄。杨清奇觉得闲得无聊，便下了楼，到街上去走。
这套房子是谢瑞丽的单位分的。工行福利好，假也好请。去年修了住宅楼，虽然只有四层高，而且外墙是砖墙，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这令她很高兴。再也不用挤单位的单身宿舍了。谢瑞丽的父亲是一名工商系统的老干部，母亲是农民，孩子满月不久，都是她来带，这几天有事，谢瑞丽便请了几天假来带孩子。
杨清奇路过一个摆在路边的眼镜摊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眼镜以前对农村人来说是奢侈品，杨清奇小时候见刘德禄的老爹戴一副水晶石头镜，圆圆的镜片很厚实。那时候他不懂，听说刘老头子上厕所也要摘下眼镜，据说屙屎会因为出力使劲而影响眼镜的质量。刘老头有几幅大小不一，薄厚不等的眼镜。有的镜腿钩住耳朵；有的镜架是黄铜的，镜腿末端变成了圆片子，紧紧扣在老头子的脑袋两侧。他见过刘老头眼镜腿上有细细的链子拴着，有的则用细绳子拴着，都是一样的目的：防止镜片掉下来摔碎。
这几年，也有人开始戴眼镜。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有些乡干部、村干部，他们的鼻子上架上眼镜，增加了庄重感，多了几分威严。第二种是有钱人，这些年有人发了财，用眼镜抬高身份，显摆尊贵。第三种是些爱打扮的所谓“料子”。这类人除过华丽的外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都不能和前两者相提并论。但爱打扮是每个人的自由，他们想借眼镜提高自己的质量。
眼镜有天然石头镜和人造玻璃镜之分。天然石头镜据说能养眼护眼，常戴能使眼睛湿润明亮，而玻璃眼镜片则使眼睛干燥涩痛。正因为如此，眼镜变成了身份的象征。杨清奇早就想买一副眼镜，但他知道自己是个庄稼人，虽说近年不是天天上地干活，有时可以把自己穿干净点，但戴副眼镜会让人觉得是显摆，所以就把买眼镜这事一推再推。今天，他又萌发了买一副眼镜的念头。
蹲在镜摊前，仔细一看，有方的，有圆的。干部大多戴方形有色的，上了年纪的农民大部分戴无色的，喜欢打扮的年轻人则戴大块的墨镜。自己该买哪一种呢？杨清奇临场犯了难。
还是卖镜的有主意：“你一看就是个干部，戴这种方形的，带五分色。以后头发留长点，往后一梳，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领导。”杨清奇听着很受用，他知道自己是方形脸，戴方块眼镜好。于是就买下了一副一百二十块钱的方片墨镜。
付了钱，杨清奇戴上眼镜去戏院看了戏。由于钱花得有点多，他不想在街上吃饭，便到儿子的住处去。
儿媳看到戴着眼镜的杨清奇，似乎有不认识的感觉。一愣，随即说：“我还以为你到外边吃饭呢。”显然，她没有给杨清奇做饭。
“你抱娃，我给你做饭去。”谢瑞丽把孩子递给杨清奇，去了灶房。
孙子在怀里看了看杨清奇，杨清奇用嘴发出声音逗孙子玩。不一会儿，小家伙便不安分地伸手去抓杨清奇的墨镜，杨清奇便将眼镜摘下来，孙子没有了目标，不玩了，一会儿便挣扎着不让杨清奇抱了。挣脱不了，便哭了。
儿子一哭，谢瑞丽便从厨房出来了，说：“怎么了？怎么了？”说着便从杨清奇手里接过去了。
杨清奇有些尴尬。谢瑞丽没有怨他的意思，但他自己感到不舒服。
杨龙章回家吃饭，吃过饭杨清奇说：“以前听说你单位还有房间，能住人吗？我今晚想看夜戏，恐怕回来得迟，娃太小。”
杨龙章说：“回来迟就回来迟，不要紧。那儿你一个人住不方便。”
“方便得很，我啥时想睡啥时睡，迟早都行。”杨清奇坚持说。
杨龙章便领着父亲来到单位上自己的宿舍，杨清奇看到有一张床，高兴地说：“这条件多好，住着自在。”
晚上杨清奇也没有去看夜戏。儿子的房中桌上地下都是整捆整摞的书和纸之类的，杨清奇识字不多，也没有去看，便躺在床上抽烟。
近十二点钟了，他还是睡不着觉，半盒烟也抽完了，他又拆开了一盒。这时有人敲门，杨清奇看门一看，是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问：“你是谁？屋里是不是着火了？”他连忙说：“杨龙章是我儿子，没有着火。”小伙子说：“我起来上厕所，看到杨科长屋里灯亮着，寻思杨科长平时不住宿舍，怎么今晚这会还亮着灯，原来是老伯。”小伙子继续说：“房里烟大得很，要不把房门打开让跑跑烟？”杨清奇便开了房门，这才感觉屋里烟笼雾罩极了。
第二天杨清奇便向儿子提出要回家，不想逛了。杨龙章问：“你才来几天时间，戏还没演一半，急着回去干啥？”杨清奇说：“以前没这习惯，这次挪了地方睡不着觉。在楼上睡不着，在你房子里也睡不着。我是个贱人，土炕上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杨龙章看到父亲坚决要走，便买了车票送了回去。父亲走后，杨龙章问妻子：“爹来时说要多呆几天，怎么才四天就回去了呢？”妻子说：“我哪里知道？你问你爹自己哩么。”杨龙章看妻子有些不高兴，便说：“我只不过说说，你生啥气？”谢瑞丽说：“我生啥气了？谁说我生气了？”杨龙章便不再说什么，他知道妻子已经生气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蛮不讲理，有时温柔和善。捉摸不透的时候，理智告诉他不要再和她纠缠。但也有不理智的时候，两个人便会因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争吵起来，事毕之后杨龙章回想起来，便会暗暗问自己，这是为啥？
杨清奇回到家里，老婆问他：“你不是说要住一段时间吗？物资交流会过完了？”
“没有。我不习惯住楼，闷哄哄的。龙章单位的房子住着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别人来上班，咱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自在。”
“一看就知道和我一样是个穷命，住不惯回来也好，回来宽敞自在。”王菊香说。
戴上眼镜到门外的大路上去，柳安和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吃饭，说：“听说你到县上去了，会完了吗？”
“没有，还有三四天哩。我住不惯楼房，在房里上厕所不习惯。到龙章的单位宿舍去住，人家叔长伯短的，叫得我不好意思，就回来了。”
“也是，住不惯就是住不惯。以后去的次数多了就习惯了。”
“就是，咱乡下自由惯了。”杨清奇大声说。
下午出门到杨人和家门前的人市摊子上，这里是农闲或人们地里干完活后不自觉聚在一起说闲话谝闲传的场合。有人管这里叫闲话摊子或人市摊子，有人叫牙杈骨台台。杨清奇是这里的常客。
“牙杈”在陇东方言中的意思很微妙，说某人是某个庄子里的“牙杈”，可以理解为这人说话硬气，做事强硬，也可以理解为这人不讲理，恃强凌弱。而“牙杈骨台”说的就是在这里说硬话，说闲话，说无用之话的意思，跟沙龙差不多。
杨清奇一到这里，他的这一身行头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怎么？一回城进得阔气了？我看你这身打扮，以为是书记来了。”刘永旺这几年说话比以前随便了许多，有时候也和杨清奇开玩笑。
“阔气啥哩？还不是原来那样子！咱再穿都是农民，跟书记不沾边。”
“怎么才几天就回来了？不把城里的大鱼大肉好好吃月把天，咋对得住你的科长儿？”刘永旺继续说。
“几顿就吃够了，顿顿有肉，吃着心里发腻，不想吃了。”杨清奇摘下眼镜，他看到刘永旺伸过手来。
“这眼镜不错，多少钱？”刘永旺一边上下翻着看，一边问。
“二百。”杨清奇故意往高里说。
“二百哩？这眼镜就是好。”刘永旺戴在自己的眼睛上。“如果你家龙章是县长，这眼镜就不是二百，就成了五百。如果龙章当了省长，这眼镜就是几千块的。龙章当了总理，这眼镜就上了万。这一类东西没价钱，就看谁戴哩。”
杨清奇在心里认同刘永旺说的话，但嘴上说：“啥货就是啥货，到哪里都是那个货！”
杨人和赶完集回来，手里端个茶杯来了。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接着说：“有些东西就看搁谁身上。拾个烂麻袋片子，农民披上就成了疯子，模特披上就成了时装。领导几十年栽一棵树就上了电视，农民栽了几十亩有谁理你哩？”
“农民就是个栽树种庄稼的，就是这个命。要想出名上电视，就要干啥的不干啥，不干啥的干啥，这样才能出名上电视。”杨清奇抛出自己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