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章《命运（上册）》（49）

深夜，蛇口，一家高级歌舞厅包间里。金德昌正在那儿灯红酒绿地应酬着。一个助理匆匆走到金德昌身旁，低声对他说了点什么。金德昌马上显得有点不太高兴，但还是勉强起身，跟他走到歌舞厅包间外的走廊里，瓮声瓮气地问：“什么了不起的事？”那个助理说：“工会方面的，还有共青团方面的人打电话来，想约见您。”

金德昌不高兴地说：“他们要见我，你不会随便说个由头回绝了算了，用得着这时候来打扰我吗？你不知道我这会儿正陪的那几个客人都是什么身份的人吗？”

那个助理说：“他们……他们非常着急，希望明天上午就能见到您。”

金德昌依然没好气地说：“让经理办派个人出面去跟他们谈。不就是那个女孩儿的事吗？”

那个助理忙点头：“是的。他们想直接跟您面谈。”

金德昌淡然一笑道：“让经理办的人告诉他们，我们这是企业，员工就得好好干活儿。完不成订单，一切都玩儿完。这件事，没什么可谈的，假如这个小妞一定要去参加什么团代会，可以呀，她完全可以离开我这个工厂。我厂子的大门是开着的。进来不容易，出去非常方便。”说完，他就转过身向ktv里走去了。但那个助理面露难色，还是呆站在那里没有离去。

金德昌走到包房门口，又回过头来问：“怎么回事？还不明白？”

那个助理吞吞吐吐地说：“那样……”

金德昌气势汹汹地问：“那样什么？”

那个助理说：“那样他们会到法院去起诉我们侵犯员工合法权益。”

金德昌笑了：“笑话！起诉？他们起诉我？你以为这是在香港？”

那个助理说：“可这件事已经惊动了蛇口的余董事长和深圳的宋书记。”

金德昌这才有点认真起来：“哦？”

那个助理说：“您……您……还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为这样一件事去打一场官司，去当一回反面典型……这儿的政府是很会抓典型的……而且有些话，也不只是大面上说说而已，可能会动真格的。”

金德昌不作声了，稍加沉思后，问：“那个女孩儿叫什么来着？”

那个助理说：“陶怡。”

金德昌决然地说：“找到她。”

那个助理问：“找她干什么？”

金德昌训斥道：“笨蛋。假如她本人能提出不参加什么团代会，那些什么工会什么团的人，包括余涛和宋梓南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个助理迟疑道：“可……可是……那女孩儿政治上比较亲政府。”

金德昌：“你们不是了解过她的情况，说她还曾经逃过港吗？”

那个助理立即把一份书面材料呈递给金德昌：“这是我们了解她的情况后，写的一份文字材料。”

金德昌接过去看了一眼：“才十七八岁……还逃过港，很可能还有亲戚逗留在香港……连这么一个小女孩儿你们都拿不住，你们还想在我这儿混饭吃？！”

那个助理红着脸说道：“是……是……”

金德昌说：“今天晚上就去找她谈。让她明天自己去跟什么工会什么团的人说，她不去参加什么团代会了。只要她肯这么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下来！”

深夜时分，那个助理开着一辆本田车，带着两个助手，“直闯”高士达玩具厂的女工宿舍区。

女工宿舍管理员忙出来拦住：“哎，这是女工宿舍！你们干啥呢？”

那个助理没搭理她，照直向里走去。跟在他身后的那两个助手对那个管理员丢下一句话：“我们是厂部总经理办公室的。”继续向里走去。

女工宿舍管理员是个中年妇女，有点倔。她说：“你是天王老子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啊。这是总经理亲自订的规矩。”

助手横了她一眼：“少废话。总经理有急事，让我们来找陶怡。”

女工宿舍管理员忙说：“陶怡出去了。”

那个助理一下站住了，转过身来：“出去了？你看见了？”

女工宿舍管理员说：“当然看到了。”

那个助理问：“上哪儿了？”

女工宿舍管理员幸灾乐祸地笑了笑：“那我管不着！”

这时，那个助理的一个助手从女工宿舍快步走出，低声对助理说：“找到下落了。”

助理忙问：“她去哪儿了？”

助手说：“跟我走吧。”

那个年轻助手常来女工宿舍“闲逛”，认识了不少年轻妹子。刚才他溜进宿舍去，找那些妹子打听，才知道，陶怡最近结识了一个开办求职中介所的女孩儿，经常下了班以后上那中介所去，有时也带一些打工妹去，问问职场的行情。她们还告诉了他这个中介所的地址。

那个助理驾驶着那辆本田车，驶进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巷子。巷子两旁耸立着深圳特有的那种“握手楼”。随着深圳的“开埠”，外来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租房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地农民便在自家的包产地上盖起了一幢幢简陋的水泥楼房。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建起更多的楼房出租，楼房与楼房之间的空隙往往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稍稍夸张一点说，两座相邻楼房里的住户都能握到对方伸出的手。这在深圳，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握手楼”。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巷子里仍然显得很热闹。一些小店仍然在营业。还有人聚集在巷子里，围坐在小方桌旁打麻将。还有些人则聚集在有彩色电视机的店家门前，目不转睛地收看港台的电视剧。

那个助理带着两个助手走到这样一幢“握手楼”里。他们走到一个单元门前。单元门上挂着一个“职业中介所”的牌子。

一个助手上前按了一下门铃。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了。这个人我们认识，是尤妮。尤妮被新竹宾馆除名后，她并不想离开深圳。这不仅是这个倔强女孩儿的天性使然。在深圳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回到原先那个怎么看都觉得封闭和滞重的生活环境里去了。虽然不能在那个五星级宾馆里做领班，但深圳的天地还大得很。被除名的当天下午，周副市长就派自己的秘书找她谈了一次话。如果她愿意留在深圳，周副市长负责再为她找一个落脚的单位。她说：“我当然要留在深圳，但我不想给你们增加负担。我想我还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饭碗的。到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再来求你们。”她就是这么回绝了周副市长，然后就办起了这么个职业中介所。

听到敲门声，尤妮很不愿意张开眼。外人是很难理解那时候深圳职业介绍所的繁忙和劳累的。她总是感到睡不够，在床上挣扎了好大一会儿，才睡眼惺忪地操着广东方言问道：“什么事啊，都半夜了！”

那个助手在门外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怡的女孩儿吗？”

尤妮揉揉眼睛：“来找人也用不着那么厉害嘛。”说着，便打开门，让他们三人进了单元门。那几个人走进这个单元房一看，多少都有些吃惊：门厅里和过道里躺满了年轻女孩儿。她们都枕着自己的行李，也不脱衣服，就那样席地躺在临时铺的草席或旧床单上，还有的半躺半靠在墙根处在打着盹儿。

尤妮低声地说：“别吵醒她们。她们大多刚下火车，有的都好几个晚上没睡过觉了。”

尤妮带着那三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一个当作办公室用的小房间，关上门后才拉亮灯，问：“干吗上我这儿来找陶怡？”

那个助理问：“有人说你是陶怡的好朋友？”

尤妮说：“那又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