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二章《命运（上册）》（11）

宋梓南是第二天上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的。办公厅的秘书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唐惠年的下落了，并了解到，唐惠年已经动身去北京了，随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他准点到达北京的时间为后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宋梓南忙问：“他到北京干啥来了？”

省委办公厅的秘书答道：“由于没有见到唐惠年本人，所以所掌握的情况都还不够精细。但是从他们记者站领导提供的一些情况来，唐惠年之所以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去北京，是想去找找关系，把这份调查所得情况，发到新华社的内参上去。”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唐惠年一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坐落在象来街上的新华社总部，找到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并且把那份打印件递了给他。老白习惯性地翻了翻那一摞还散发油墨香味儿的打印件，让唐惠年大略地讲了讲内容概要，然后就闷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我先拿回去看一看。我会很快看的。看完了就会给你一个答复。不过，你别太急。”

当天晚上，唐惠年没有等到答复。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左右，还是没答复。唐惠年有点沉不住气了。刚要打电话过去询问，白组长的电话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昨天分手时，唐惠年留了个电话号码给白组长。

“你住的是哪个招待所？那里说话方便吗？电话是你房间专用的，还是放在走廊里公用的那种？”白组长非常谨慎地询问着。

唐惠年报了自己住的这招待所的名字，然后又告诉白组长：“电话是放在走廊里公用的那种。”

白组长立刻说：“你们也够俭省的，出差到北京来，就住那样的招待所？那在电话里啥也别说了。你马上到社里来，我们当面谈。”

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只是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跟他往外走。离开办公室前，他从办公桌里取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估计那信封里装就是唐惠年交给他的那份调查报告。

白组长径直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一家清真馆子里。这儿离新华社本部说远也不算太远，说近，也不近。十一点钟光景，馆子里还没什么顾客，特别清静。

内参组组长低声对唐惠年说：“这儿说话方便。”

老白显然是这儿的老主顾，经常带人上这儿来谈事。餐馆的老主任一见他，忙迎上前来：“哟哟哟，白科长，来了？”立刻把他俩带到里头一个小间里，安顿他俩坐下，沏上茶，问了声：“怎么着，还是那老三样？”

白组长笑着点了点头应道：“我这位是南方来的客人。口味清淡，还忌辛辣葱蒜，跟后头大师傅递个话，今儿个掌勺时手下留点情。”

老主任笑着应了声：“好嘞！”便带上门走了。

唐惠年笑着问道：“他怎么叫你白科长？”

老白笑道：“客气嘛。也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只要见有点身份的，他都管人叫‘科长’。也许在他们眼里，‘科长’是很大的官了。这和监狱里的犯人管政府方面的人都叫‘队长’一样。”

唐惠年环顾了一下左右：“这倒是说话谈事的好地方。看样子您是这儿的常客。”

白组长笑笑：“大饭店，北京有的是。咱们不讲究那些。这儿店面虽不大，但有几样菜肴非常有特色，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唐惠年忙说道：“没事。店大店小，在我都无所谓。只要您觉得说话方便就行。”

白组长收敛起笑容说道：“你的调查报告我反复看了……”

唐惠云忙问：“怎么样？”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袋里取出调查报告，翻到一个事先折了页的地方，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统购统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要党中央解散人民公社，取消统购统销，免除农民的一切赋税，实行自由买卖，你清楚自己到底在说啥吗？”

唐惠年沉着地应道：“清楚。”

白组长：“你，唐惠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

唐惠年：“是的。”

白组长定定地看了唐惠年一会儿：“你觉得你这些想法会和中央的想法一致吗？”

唐惠年固执地：“我只想反映情况……”

白组长：“反映情况就可以不考虑后果？不考虑政治影响？不考虑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是一个老记者了。”

唐惠年：“正因为多年来，我有太多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白组长：“所以你想孤注一掷？”

唐惠年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问：“老白，能允许我做点解释吗？”

白组长：“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想听你做解释的。”

唐惠年：“那好。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待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边，不带任何框框去看看老百姓过的日子，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

白组长忙提醒道：“说话放轻点！”

唐惠年又不作声了。

白组长：“愿意听我说两句吗？”

唐惠年：“当然。”

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唐惠年：“但是……”

白组长：“我们在这儿不要辩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不辩论。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党性原则。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那就是咱们再等一等。很快就要开三中全会了。这次全会将对现行的政治、经济方针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我们等一等全会的精神，到那时候再报，是否就更稳妥一些？”

唐惠年心有不甘：“可是……”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些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远方……）。他把照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这些照片……我都替你感到害怕……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还会包括我这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就……”

唐惠年默默地呆坐了一会儿，拿起那些照片：“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了。”

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这么劝他来着。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样固执顽强，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告发在内参上。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这样的照片，更没有要求我把这样的照片也发在内参上……”

唐惠年：“后来你发了吗？”

白组长：“发了。”

唐惠年：“他受处分了吗？”

白组长：“当时我们特别谨慎，想了一些预防措施，就没发在内参上，只是以清样的形式报呈个别政治局领导。”

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特别重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这个连云山的心情可想而知，简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完全是忐忑不安。一直等了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东省委的一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