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九章《命运（上册）》（8）
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那段时间社会治安不太好，连续出了几件抢劫杀人的恶性刑事案，也出过一些上访群众半道拦车喊冤的事。办公厅对此，曾专门召集专车司机开会，要求他们在接送首长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强警惕性。这时，天色阴沉，林带里雾霾浓重。因为时间还早，院子里基本没什么人走动，显得格外的清静。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走出林带，并照直向宋梓南走了过来。司机刚想上前拦截，宋梓南却认出了这个人，忙叫住司机，自己笑着向这个人走了过去：“唐大记者啊？一早在这儿转悠啥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两人握过手，唐惠年歉然说道：“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很不好意思啊！”
宋梓南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唐惠年笑着调侃道：“领导英明。”
宋梓南便问：“我正要去办公室哩。咱们上办公室谈？”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还不能上办公室谈。”
宋梓南笑道：“嘿，这么神秘？”
唐惠年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了起来。他说道：“其实也不神秘，但的确不宜在您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宋梓南就对唐惠年说：“有啥事你得赶快说。一会儿我还得去机场……”
唐惠年说：“我知道您今天要赶到北京去，所以才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一大早的来骚扰您哩。”
宋梓南粗大的眉毛一耸：“哦？你知道我要去北京？消息好灵通啊！”
唐惠年嘿嘿一笑：“啥灵通嘛，如果连这点消息都拿不到，我这个‘大记者’还干个什么劲儿？！”
宋梓南大笑：“哦，哦，名不虚传，大记者果然牛气冲天！有事要托我带到北京去办？”
唐惠年说道：“差不多吧。”
宋梓南笑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唐惠年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即正面回答宋梓南的“责问”，反而反问了一句：“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钟书记是前天去北京的。他昨天打电话来，通知我今天上午务必赶到北京。也没说是为了什么，只说到了北京才能详细跟我交代具体任务，只说军委办公厅已经和军区空军联系好了，由他们派飞机把我直接送北京。看来这任务是够急够重大的。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
唐惠年谨慎地答道：“关于紧急召您进京的原因，我倒是听说了一些……”
宋梓南问：“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英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唐惠年忙笑道：“还有早点款待呢？大姐，真不好意思。”
顾亭云也笑道：“上这儿来，就跟自己家里一样嘛。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再说，像你唐大记者这样的贵客、稀客，咱们平时请还请不到哩！”
唐惠年忙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说道：“大姐，您这是在批评我呢？”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刚才你说到这回紧急召我进京，可能和中央正在‘决策全国性的战略转移’这档子事情有关？有那么重大？”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宋梓南问：“这跟紧急召我进京有何关系？”
唐惠年应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正在组织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目的在于拓展眼界，了解当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以便我们在制订战略转移方针时有所参考和借鉴。”
宋梓南说道：“这个不新鲜啊。我们省里的秦书记跟着中央考察团都上欧洲转了一大圈回来了。”
唐惠年笑道：“这一回可能轮到您了。”
宋梓南忙应道：“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央紧急召我进京，是为了让我出国考察？”
唐惠年点点头道：“很可能。”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道：“你唐大记者一大早来堵我的门，不会只是来告诉我这么一档事吧？”
唐惠年默默地笑了笑：“姜还是老的辣啊！”
宋梓南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有事就快说，别再磨蹭了。否则，我们真没时间聊了。”
唐惠年忙放下碗说道：“好，那就进入正题。最近我秘密到深圳宝安走了一圈，还秘密去了一次香港。”
“秘密去了次香港？嘿！干吗呢？”
“对历年来边民逃港事件做了一次深入调查。”
“谁给的任务？”
“对不起，暂时还不能向您透露这张底牌。”
“还挺鬼呢？那么，对于你的这次任务，我可以问些什么？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除了这张底牌外，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不少人还是坚持认为，这件事，外部是由美蒋特务策划的，内部有地富反坏右策应，是这些人联合起来制造的恶性反革命政治事件。”
“所以有人就让你这位中央党报记者站军事组的大记者亲自去做一次秘密调查，企图拿到一些过硬的第一手材料来反驳邓副主席的结论？”
“我们说好不谈论是谁、为什么要派我去做这次调查研究的。”
“好，我们不谈这个。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一个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这会儿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抽筋扒皮、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我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们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句话说，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没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你的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