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烟雨江南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隋炀帝为了梦中的江南，凿运河、造龙舟，倾尽全国之力换了个国破家亡。
乾隆帝也有自己的梦，一个关于南巡江南的梦，但是他不是为了江南好颜色，而是想成为圣祖康熙皇帝那样的人，成为一样的盛世之君。
登基之初，他便将出巡江南的心思和大学士讷亲略吐一二，但是讷亲对此并不赞同，到江南转了一圈后回禀万岁爷，江南风景并没有传说中的好，平庸得很。乾隆听了意兴阑珊，只好打消了念头。
转眼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金川战役失利被处死。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有江南督抚和各界群众代表联合奏请圣上南巡，皇帝御览后交给了朝中大臣讨论。大臣们纷纷表示，前有圣祖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先例，取得的成效很好，恰逢地方官民所请，正是皇上到江浙一带巡阅的好时候。
乾隆一听龙颜大悦，顺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江南是国之粮仓，对于那里的民情政务自己历来非常关心，以及河务海防都是国家大事，本来早该去看看，只是因为路途遥远政务繁忙没顾上罢了。
说到这里，他又提起了圣祖康熙皇帝当年南巡的事迹，满怀憧憬，每次看到圣祖实录记载圣祖当年恭奉皇太后南巡时，江南百姓举家欢迎，齐颂天家孝德。百善孝为先，正好乾隆十六年（1751年）是崇庆皇太后60大寿，此番所议可以说是恰当其时。
无论乾隆的理由是否冠冕堂皇，从执政者的角度考虑，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有一点理由他肯定不会着重去说，那就是爱慕江南之美。当然了，这也属于人之常情，别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我们小老百姓也想到处走走看看。
就像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对犼一样，一个头朝宫内，名叫“望君出”，意思是提醒紫禁深处的皇帝常到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一个头朝宫外，名叫“望君归”，意思是提醒皇帝不要被外面的声色犬马所迷惑，及时回归庙堂处理朝政。
总之，凡事都有个度。
还好乾隆心里也明白皇家出行是需要用银子铺路的，事先表态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内务府出，不会动用国库的“公款”，也不必惊扰地方官民。至于沿途的衣食住行所需，看得过就好，也不需要过于追求华丽花费多余的银两；还有那些名胜古迹，保持原生态风光即可，实在有年久失修的地方只需略加整修。
在这节骨眼儿上，闽浙总督和署理浙江巡抚也趁势上了道奏折，请求皇上“临幸浙省，阅视海塘”。
果然都是久在官场浸淫了的政客们，个个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办！既然下面的呼声这么高，江南之行势在必行，于是皇恩浩荡一口答应了。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首次南巡，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每次南巡路上都要花费将近半年的时间，用船多达四五百只，随驾当差的官兵往往在两三千人之间，马匹六七千匹。除此之外，沿途征召的民夫和其他杂役人员更是多不胜数。
道路方面，皇帝途经的御道光是中心路道就要一丈六尺，另外还有两边的帮宽三尺，全部要求坚实平整、黄土铺垫、清水净道，逢山开路、过河搭桥。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乾隆第一次南巡拜祭大禹陵的时候，就遇到了些麻烦。
据办事大臣所奏，从杭州到绍兴、南镇一带水路，河道狭窄，只能通过一条船；中途还有石桥40余座，需拆毁过半。另外皇帝和随从人员的住宿也是个大问题，若是在陆地设置御幄，地气又太潮湿，对龙体不利。
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已经到了大禹陵百里之内，若是不亲自去祭奠，感觉“无以申崇仰先圣之素志”，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说起这一点乾隆还算明智，他不愿意因此引起民怨，那么只好委屈自己了。关于水路狭窄无法通过御舟的问题，好办！不坐御舟，改乘小舟就行。至于陆地地气潮湿，安置御幄困难的事情，那就另外造一只大船好了，晚上就住在那里。
皇帝金口玉言，万尊之躯，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手下的官员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照办就是。
对于皇帝的到来，老百姓也感到很兴奋，纷纷赶来一睹天颜，可怜看到的只是密匝匝一片黄旗而已。尽管真龙天子的面目没有见到，但是江南百姓的政策实惠还是有的。比如首次出巡就下旨减免了江苏、浙江等省历年欠下朝廷的钱粮。
具体数额，举个例子：乾隆元年（1736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苏省累欠地丁228万两、安徽省累欠地丁30.5万两，此番皇恩浩荡全部被免掉了——可见，在繁华富庶的表面下江苏、安徽两省百姓为了供养朝廷背负了多大的包袱！
当然也有表现好的，比如浙江省就没有欠朝廷的债务。像这样的优秀地区，皇帝也不会亏待了他们，下旨将当年的地丁钱粮减免了30万两。
所谓地丁，是清代的一种赋税制度。
像这样的好事，皇帝也不会厚此薄彼，对途中经过的直隶、山东等地，蠲免了本年应征额赋的310。
乾隆南巡，除了上面说过的学习圣祖康熙皇帝南巡、民情政务、海防河工、孝顺皇太后的理由之外，其实还有个目的，就是想笼络江南士子之心。
关于江南，抛开经济地位和秀美风光不谈，在文化上更是全国最鼎盛的地区。以清朝科举为例，从清朝顺治到乾隆100来年的时间、60次科考，仅江浙两省就出了51名状元，占了全国状元总数的87%；榜眼38人，占到全国总数的62%；探花47名，占到全国总数的67%。
真可谓人才济济！读书人多了，很大程度上就掌握了官方到民间的话语权，清朝历代皇帝又怎能等闲视之？况且，清初明朝残余政治势力一直在南方活动，试图与清朝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皇帝怀柔和严酷打压两种手段兼而有之，甚至以后者为重。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均与此有关！
试问，还有什么比拉拢天下士子之心更重要的事情呢？
所以，乾隆在南巡期间数次借着在各地孔庙行礼的机会，面见那些自愿参拜乾隆的读书人，现场测试诗文，遇到优秀的学子直接授予官职，选拔了很多“天子门生”。
另外，因为江南人次众多，每次科举考试前往应试的人自然也很多，乾隆对此大行优待，下旨给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了名额。
除此之外，乾隆对于那些前来接驾的老臣（年老退休或者其他原因居家），一律给予厚待，或者赏赐人参、貂皮等贵重物品，抑或给他们的子孙赏赐功名；也有直接启用和授衔的。
比如陈世倌和钱陈群。这陈老倌本是乾隆初年的废员，后被启用为左副都御史，再至工部尚书升为大学士，在一次为皇帝拟旨的时候出了差错，被乾隆怒斥“卑琐不称大学士”，因而罢职回家闲居。
首次南巡的时候，陈世倌在皇帝面前表现良好，下了一道谕旨：原任大学士陈世倌从前罢任，尚无大咎，上年已复原衔，此番于行在虑经召见，虽年过七十，精力尚健，且系旧人，仍著其入阁办事。
也算皇恩浩荡，苦尽甘来！咱们现在来看一看很少为世人注意的钱陈群。
钱陈群（1686—1774年），本是浙江嘉兴人，字主敬，号香树，吴越王钱镠的后裔。自小没了父亲，家境贫寒，由母亲陈书亲自教授，竟然学成了一肚子的学问。
康熙末年进士、庶吉士、编修，到了雍正朝也仅官至顺天学政，雍正对他的评价是“安分读书人”。到了乾隆朝，钱陈群将亡母亲手所绘的《夜纺授经图》献给朝廷，乾隆大喜之下亲笔书写“清芬世守”，渐渐受到了重用升到了刑部侍郎。自此君臣二人结成了诗友，你来我往，连绵一生。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时，钱陈群就伴随南下，君臣二人一起祭祀了钱王祠（钱氏祖先吴越王钱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巡时，钱陈群继续跟随，再祭钱王祠。由于此时已是七十古稀之年，皇帝恩典让其领取全额工资退休在家养老——对比一下当年张廷玉退休乾隆的态度，就可知道分量有多重！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钮祜禄氏70大寿时，76岁高龄的钱陈群和也是退休在家的沈德潜一起赶赴京城专程贺寿，乾隆高兴之余，为钱陈群加了尚书衔。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次南巡时，更是以老朽之躯陪着皇家游览团成员遍走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这样的恩宠只怕一时无两！
想要知道钱陈群在乾隆心目中潜在的分量，可以对照一下好友沈德潜的境遇。在前面章节，我们说过沈德潜是乾隆亲自为果亲王弘瞻选定的师傅，也算皇帝的诗友之一。
沈德潜诗才了得，曾经被乾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第一次下江南，退休在家的沈德潜赶赴清江浦迎接圣驾，乾隆不但慷慨地为他御赐了礼部尚书衔，并且很直白地写诗表示：“我爱沈德潜，淳风挹古福。”因此引得陪伴一旁的钱陈群喝了下两句：“帝爱沈德潜，我羡归愚归。”
沈德潜，号归愚。该诗的高明之处在于，乾隆的御赐诗和钱陈群的和诗巧妙地将沈德潜的名号嵌在了其中。一时间传为文坛佳话。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97岁高龄的沈德潜去世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了贤良祠。
按理说，此时的沈德潜算得上功德圆满、善始善终了，然而，事情的变化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南东台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徐述夔诗案”。
徐述夔是一名已故的举人，生前和沈德潜关系不错，他所著的《一柱楼集》中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人举报有反清复明之意。
沈德潜倒霉在，曾经为老朋友徐述夔写过传记。这下好了，皇帝龙颜大怒，沈德潜生前的荣誉全部被追回了，削封除衔、罢祠毁碑，坟墓也被铲平了。估计若再多活两年，恐怕就难得全尸了！
按照乾隆处理文字狱的冷酷性，和沈德潜关系不错的钱陈群只怕也难逃干系，然而，他却什么事也没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过世后，谥号“文端”，入了贤良祠。就像乾隆为其写的《怀旧诗》所云：
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能够善始善终也算难得的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