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阳明学派：余波及其修正

谈阳明学派：余波及其修正

梁启超在研究儒学思想时，对明代阳明学派的余波进行深入探讨，明清之际改朝换代，引起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异动，程朱理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梁启超对于这一时期的黄宗羲有诸多评价，认为他是“清代王学唯一之大师”，同时又指出“梨洲纯粹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并下定论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继承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在梁启超眼中，黄宗羲是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师，也是明末王学的代表人物。

清初思潮

清初的学者们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痛批阳明学派末流误国的空泛言论，主张建立罢黜虚谈崇尚实际并且留心经世的学术。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思想交锋中，出现了浙东黄宗羲、浙西顾炎武、湖湘王夫之三位儒学大师，他们在当时代表史学上三个不同的流派，但基本观点上都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学，是为了救世，所以他们都痛斥明末空疏的学风，主张学术当“经世应务”，并且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形成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的浪潮，也为后世树立了治史致用、陈旧布新的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在研究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时候，肯定了他们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贡献。他认为，明朝灭亡后，引发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思，学者们认识到了宋明以来主张“明心见性”的空疏学风对人们乃至国家的危害，甚至将其视为明朝败辱灭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学术应“经世致用”，这种观念对反思晚清时局动荡也有较大的意义。

明末清初时期，黄宗羲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就是说，明代做学问的人，只知道抄袭别人的著作的糟粕，却不以“六经”作为根本，局限于书本之内，只知空谈，却不学以致用。当时许多的学者所读的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以至于“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因此必须从学风上有所匡正，学术才会健康的发展。因此黄宗羲主张学问与事功相统一，即“道无定体，学贵适用”，“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强调学术文章必须为世所用。

黄宗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他的思想对后世学者影响较大，其派又衍生为两部分：一个是史学，二就是王学，二者都对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有所启发。梁启超认为，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修正，也是他对儒学六经正宗的继承，这种务实的思想使清初的文化思潮更为活跃，为清初的学术理论发展指明方向，并开启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

阳明学派的修正

梁启超在谈到阳明学派时说：“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阳明学派在明代中期兴起，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对整个明代中后期文化思潮影响极深，但阳明心学的泛滥也引发了空谈放纵之风，学者们一味地沉迷于空泛的理论，逐渐忽略了传统儒家要求的“躬身力行”。阳明学派风行日久，一些严重的弊端就显露出来。

清朝初期有许多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梁启超认为他们三位聚集生徒，开堂讲道的形式和中晚明学者没有什么区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黄宗羲的学问是以阳明为根底，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自己的理解，他说：“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倡导“致良知”的时候，将“致”作为“行”的要求，也是强调实践“良知”，以匡正宋代理学的“空泛穷理”之弊，但后世的学者只纠缠着“致良知”的道理不放，把知识理论作为“良知”的根基，完全没有实践的精神，实际上是重新回到宋代理学“穷理格物”的老路上去，而这正是王阳明当年最反对的做法。黄宗羲对阳明学说“致良知”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他赞同阳明理论的同时，批判后世阳明学派的研究弊端。

因此梁启超说：“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功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我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梁启超肯定了黄宗羲对“致良知”身体力行的做法，认为他的“实验哲学”对匡正当时的学风十分有意义，也是对王学流弊进行了修正，虽然这种修正不一定符合王阳明当初创立学派的本意，但对于明末清初的社会环境来说，黄宗羲的修正很有价值。

清代学说的过渡人

梁启超对比了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而黄宗羲是清代阳明学派唯一的大师，是清代学术的一位过渡人物，对王学进行修正，开启后世学者“经世致用”的研究。梁启超认为，顾炎武和黄宗羲皆为“王学”的反叛，但是各有特色，其“反动所趋”的方向各有不同，黄宗羲的思想始终不脱离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而顾炎武则是“黜明存宋”，更重视学问的考证，两人做学问的方向都是以博大为特色，最后殊途同归，归一于经世致用，影响了整个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

梁启超赞誉两人对清代学术的贡献，认为顾炎武注重有据，纵贯百家而通其源流，宁可阙疑也不主观臆断，这样的治史精神和方法给清代学术带来了清新健实的治学风气，不仅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史学，甚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因此毫无疑问，顾炎武被考据学者奉为开山大师。而黄宗羲则致力于明史研究和著述，“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史学流派，其后全祖望承上启下，邵晋涵、章学诚相继并起，到了清代中期，浙东史学达于鼎盛。

梁启超自身是一位史学大家，因此对清初掀起的以史经世的思潮极为感兴趣。他认为，清初史学家的思想反映出明末遗旧们“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的亡国情怀，但在这个思潮中有不少是对阳明学派进行的修正，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黄宗羲。他对王学的整理、总结、创新都在清初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能与顾炎武相同，都真正开启了一门新的学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