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是参预当地乡政的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士绅。梁启超4岁跟随祖父读书识字，8岁学作文，9岁便能写出一篇字数千言的文章来。梁启超在早年所受到的启蒙教育中，除了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文史知识，还了解到了不少英雄人物慷慨悲壮的爱国事迹。祖父梁维清时常给年幼的梁启超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还常常对其真切地诵读历代文人雅士震撼人心的诗歌篇章。梁维清这种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对早年的梁启超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历朝卓越人物心忧天下的风度、舍生取义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889年，时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名。当时担任梁启超主考官的李端棻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亲妹许之。此时，梁启超正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良好处境，只要继续沿此路而前，完全可以由学入仕，功成名就。可是光绪年间的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欺压。面对当下严峻的形势，梁启超毅然抛弃了往日的追求，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5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恰逢腐朽的清廷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即出，在北京会试结束等待出榜的十八省举人群情愤慨。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邀集了10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以此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此后梁启超又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并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离北京，与康有为一起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在日本，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所主张的“诗界革命”，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梁启超还积极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的在中国的实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应袁世凯相邀加入北洋政府内阁，担任司法总长；后因对袁世凯称帝、黎元洪引张勋进京复辟等事强烈不满，转而加入段祺瑞政府。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同时递交辞呈，从此结束从政生涯，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和文化事业活动上。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6岁。梁启超倡导新文化运动，并支持“五四运动”，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在晚清时代自成一家，一方面他非常注重“整理国故”，就是对于国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号召学者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并用个人的学识把这座丰富的矿藏开采出来。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德性的学问，运用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内省、躬行的方法去“躬行实践”，养成“仁”的人生观。

梁启超认为，学是为了行，“为学”与“做人”是不能分离的，个体与社会也是不能割裂的。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有能力汲取国学的精髓，只有个体的人格提高了，养成了良好的德性，促进全社会的人格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才会提升，社会风气才会得到改善。因此，梁启超所揭示的治国学两条路，是从学问研究与德性养成两个方面出发，提出“治国学”的基本方向。

梁启超是一位融汇中西学问的大学者，虽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但他并不死守旧学，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中，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并起到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作用。因此，在“国学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梁启超的观点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