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

一、牟宗三学思生命之发展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生于胶东半岛的栖霞。栖霞是多山的小县，牟宗三的村庄处在环山的一块平原上。

栖霞牟氏，系明洪武年间自湖北迁移而来。经数百年之繁衍，成为县内最大的姓氏。牟宗三系出老八支中之第四支，世代耕读相续。其祖父时，家道极为衰微贫窘。其父牟荫清初营一骡马店，后改营纺织业扶助农耕，克勤克俭，始稍足温饱。牟荫清喜读曾文正公家书，夜间亦常讽诵古文，声调韵节，稳健而从容。为人刚毅守正，有令誉于乡里。德配杜氏，有懿德。生子三，长宗和，次宗德，先生其季也。据弟子蔡仁厚说：牟宗三取名字也大有讲究，“宗三，师尊之名也。离中，师尊之字也”。“三有多义：天地人曰三才，日月星曰三光，儒释道曰三教。而宇宙之数，义蕴无穷。自其基始而言之，一为元，二对待，三则善能表道妙；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也。道，有体有用，于‘中’字可见道之体，于‘三’字可见道之用。是故，‘三’字可‘宗’而不可定着，定着则拘限于三，而三亦遂无由灵动而生万物矣。‘中’宜‘离’以显其用，无离则滞执于定中，而离能得其时中之妙矣。师尊之名与字，正蕴含道之体用。承体起用，即体即用，则法运昌隆之几，慧命绵流之兆，实已启其端矣。后之来者，继志述事，其念之哉，其勉之哉！”

牟宗三小时候在家里养蚕时，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他“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那时也不感觉到拘束不拘束，礼法不礼法，只是一个混沌的畅亮，混沌畅亮中一个混沌的男孩”。看到乡村人都争着搭秋千，大人不给他搭，就自己搭，自己去扛几根木柱，找几条破烂绳子，拿几把铁锹，掘土挖坑，竖立柱子，搭上横木，两边撑起来，就是个自己可用的秋千。此后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往往专注于思考问题，而不注意周围的事物，“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因此挨了打。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正在仲夏麦忙之时。母亲病了，父亲急着从麦场上回来照顾，并叫我赶快送一件东西到麦场上去。我当时正在莫名其妙地沉溺地玩着什么玩意，父亲的吩咐只是随口答应了，可是一转眼全忘记了，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父亲在屋里又嘱咐了一声，仍根本没有听进去。只听得一个声音，声音的意义与内容也都听见了，可是随听见，随忘记。麦场上急得不得了，差人来家取。父亲心绪不好，一时大怒，照着屁股狠狠地打了几掌。（这是很少有的，因为父亲对于子女们是很少发怒的，不要说打骂。）”村中有一个池塘，牟宗三见小鱼浮在水面晒太阳，就拿一块肉骨头，放在竹篮里，沉下水去，不一会拖上来，竹篮里一大堆小鱼活蹦乱跳。从池塘到村外，四五里遥，有一片梨树林子。他经常在里边穿来穿去，信步而走，享受大自然中的快乐。

十五六岁时，牟宗三帮助家里干活，秋收时能背负120斤重的粮米走一里多路。乡下人认为这是成人之力。扛、抬、挑、负都能做。父亲常背后夸奖他的泼皮，能弯下腰，水里土里都能去，以为是一把好庄稼手；而他感觉肉体黏着于物上，乃是一种构造的自我满足。家里开着一个骡马店，是祖父时留下来的，父亲继续经营着。

南来北往运货的骡马，行走了一天，急忙归槽求安息的苍茫意味。

人困马乏，人要求安息，骡马也要求安息，看到这些，他从中悟出人生急于奔归宿求安息，人生总是西风、古道、瘦马，总是野店里求安息。这安息虽是一时的，也是永恒的。

农闲的时候，乡村常演戏酬神自娱，常演关云长、包文正的戏。

牟宗三特别喜欢那戏装的关云长以及短打武生如林冲、武松、黄天霸。戏装的关云长，那夫子盔，那红脸谱，那长发绿袍，如青龙刀，那配笛的歌唱，那威武正大的气象，那不同凡响的举动（关公戏的举动都有一定的特殊安排），一出台，必使人精神严肃，眼睛一亮。

有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正在天气严冷，风雪飘零之时，他们圈了一个广场，先是鸣锣开场，继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骑在马上，绕场一周。矫健的身段，风吹雪冻得红红的皮色，清秀朴健的面孔，正合着上面所说的清新俊逸的风姿，但是可怜楚楚的，是女性的，不是男性的，牟宗三直如醉如痴地对她有着莫名其妙的感觉。其父严肃，不准小孩常去看这类江湖卖艺的把戏，他不知不觉地偷去了好几次，一看见了她，就有着异样的感觉，既喜悦又怜惜。

事后悟出大概就是那时的恋情。一霎就过去了，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之流露，此后再也没有那种干净无邪而又是恋情的爱怜心境了。

依传统的惯例，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总得安排一个读书者。老大管家，老二经商，老三就得读书。那时他的家庭，经过父亲的经营，渐趋佳境，还可以过得去，就教牟宗三从学。他当时对于读书，不见得是衷心喜悦，所以也不一定要从学，要升学。他心中所亲切喜悦的实在是与土接近的农夫，与苍茫寥廓接近的赶马者。他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对于穿长衫的秀才们，三家村的学究们，不见得有好感。儿时感觉到他们有点别扭。

牟宗三9岁入学，读私垫。在那二三年间虽然也好好读书，也怕先生，但对于这些先生、秀才们，总觉着异样，不自在、不自然。

他当时不知道讨厌，后来才知道那实在是讨厌，讨厌的是他们那寒碜气、酸气。读书固然重要，但他当时似乎总感到有在读书以外超越了读书涵盖了读书的气氛。读书不是唯一凸显的生活，这意识一直维持到现在。

15岁时，牟宗三离开村庄，进入县城的县立中学。初入中学，他功课都很平常，但颇用功。每门都可勉强接得上，尤其是英文、数学，算是好的。在中学时读国文，学作文，都是相当吃力的，勉强不甚落人后而已。在他看来，单是孤离的语言本身，在乡下土话中，是没有完整而一定的句法的。县立中学，还是老式的，一位拔贡先生教国文，要背诵古文，大体是《古文观止》那类的文章，但始终没学会。乡下人是土话，一个小孩就是土话也没有成套的。尤其乡下孩子见人说话面红，喃喃不能出口，出门在外，要学一套说话的语言机栝。

在中学时，人都能看小说，牟宗三独不能。有一次，先生出了一个游记之类的题目。这题目没有什么限定，他那郁闷劲儿在这里得了表现。先生无法欣赏他这郁闷劲儿，结果批了“隐晦”两个字。

牟宗三说：“直到如今，我写的东西还是‘隐晦’两个字，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懂当然不免要引起怨恨。”

19岁时牟宗三到了北京，离家更远了，正式投入了大都市。暑期考进北大预科。当时看小说也要费力。高级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之类，进北大预科始能看得懂。初到北平，报纸也看不懂，也觉得是陌生的。任何一样东西他觉得都要费力方能进入。党人同学讨论问题，认为唯物论盛行，而认为唯心论是错的。他当时就有异样的感觉，为什么唯心论就是先天地错误呢？除唯物论外，当时阶级意识也很强。吸收国民党党员时，先看他家里有多少财产，有几亩田，小农、贫农才是合格的。这纯是经济决定的意识，不能平正地视人，牟宗三觉得与他生长于其中的那谐和的一套全相违背。

但是他当时也沾染了那泛滥浪漫的精神，被列为国民党预备党员。

暑期回家，团聚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每夜召集他们开会讲习，训练民权初步。夜间也跑到十几里外的别村去开会。夜深了，人都关门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也可以睡一夜。但是预备党员永远停在“预备”阶段，他没有正式加入。那时看课外书，忽然觉得生命开了，悟解也开了。最吸引他的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面吴稚晖的文章，感到它压倒一切，横扫一切，那时思想受其影响最深，可谓达泛滥浪漫之极致，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文字荒谬，不避肮脏，全为其所开启。有一次，父亲看见了，大为震怒，责斥何以如此。他当时极为羞愧，答以外面风气如何如何。父亲则曰：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实际上，他受吴稚晖影响也只是一时的，因为文中的观念内容，他以后没有一个是赞同的，反而认为吴稚晖那种人物是新式人祸的祸首。

牟宗三考入北大预科时，即决定读哲学。预科二年级时（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在图书馆看《朱子语录》，觉得很有意味，又不知说些什么，但一直天天去看。直到一个月后，他忽然开了，摸到了朱子说话的层面，所说的道理之线索，觉得很舒畅，很容易。朱子说着这句，他常能知道下句是什么。表示他自己也能主动地顺着朱子的线索走。知道朱子所说是形而上之道，而且感到这“道”是在越过了现实物的差别对待障隔之气氛下而烘托出来的。同时，对于西方所正在流行的观念系统，夹七杂八，也学得了一些，如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

那四年中，给牟宗三帮助与影响最大的，在校内是张申府与金岳霖两先生，在校外是张东荪先生。张申府先讲罗素哲学，继之开数理逻辑一课，在国内是首先在北大开的。虽然讲得很简单，但牟宗三很有兴趣。金岳霖是兼课，讲授所精思自得的哲学问题，大体是以那时正在盛行的新实在论为底子。两先生对哲学思考非常努力，文章亦最多。那时的《哲学评论》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的文章，牟宗三都找来看。这对其学知历程是很有帮助的。而他们所思有得的问题，所牵涉的观念，也正是牟宗三兴趣之所欲而亦能接之以企及的观念与问题。西方感到能亲切接得上的是罗素的哲学、数理逻辑、新实在论等，然而他的兴趣集中在《易经》与怀特海的哲学。

爱好《易经》，是在预科读《朱子语录》时所开发出来的。中国的文化生命、慧命，不能不说是集中在《易经》与《春秋》。读着《易经》，想着伏羲画八卦是在宇宙洪荒原始混沌中灵光之爆破，读其书实在费了极大的精力。汉《易》一直读下来，遂写成《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一书，在北大毕业那年写成。林宰平见后，大为赞赏。稍后沈有鼎说是化腐朽为神奇。但牟宗三自认此书实无几人能解，亦无书店愿印，便自筹资出版，分送好友。后来觉其芜杂不精练，不再刊行。

此阶段牟宗三特别表现了想象之丰富、直觉之解悟。能有宇宙论之兴趣，就《易经》而彰羲、和之传统，全归功于怀特海。他当时一方面大规模读《易经》，另一方面潜读怀氏书。怀氏早出之《自然知识之原则》与《自然之概念》两书，精练简要，是其观念之发端；1930年左右出版《科学与现代世界》，是其思想由蕴蓄而发皇之时；不数年，出版其庄严美丽之伟构《过程与实在》，此是其宇宙论系统之大成。牟宗三当时读之而叹，爱不释手。其《过程与实在》刚出版时，张申府曾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深致赞叹之辞，但是他又说了一句令人泄气的话：没有人能懂，亦无懂的必要。金岳霖也说不懂，说隐晦模糊，他也不是读这书的灵魂。牟宗三说：“我读其书，亲切喜悦，历历可解，无隐晦处。我读其书，只作哲学读，先嗅到他的义理之气氛、他的观念之层面、他的抒发义理之纯理论的理路，直就其名言本身而如是如是想，没有一切其他牵连，我也不知其他一切牵连，因为我没有到外国，我不知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于他们的文学作品阅读能力很差，于他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知之很少。”“我当时是极讨厌‘生命’一词的。凡关于生命、价值、主体、道德宗教、历史文化的，我都讨厌。我也曾极度外在化，我也曾喜欢那泛客观论、泛事实论、泛物理数学的外延论。但是在我，那只是生命膨胀直接向外扑，在稍为凝聚下的外在化。我用生命而不自觉生命，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用久了，总会触动心灵而回头正视他。”

牟宗三对逻辑发生兴趣引他到逻辑系统之内部。他从罗素与怀特海合着的《数学原理》入手，一个一个命题去抄写、演算。每一个符号进入意识中都需要高度的自觉，而且也是很费力的。他一方面抄写演算，另一方面体会它的意义：纯形式推演方面无问题的意义以及定义与基本假定方面有问题的意义。抗战前一年，有一次，在金岳霖家里开了一次逻辑讨论会，讨论这个题目，主讲人是清华毕业的张遂五。他讲来讲去，闹不明白。后来沈有鼎突然冒出来一句，说这个公理就等于“全称命题等于无穷数的个体命题之絜和〔乘积〕”。

翌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牟宗三播迁广西，在南宁中学任教。

那时南宁中学由南宁迁居乡间，地名马村。课余之暇，天天为此问题困惑。每傍晚散步于阡陌间、小桥边、流水旁，默默沉思，忽然得着了一隙之明。从此以后，渐渐明了。他已确然涌现了安排名数，说明知识，进窥形上学的全部哲学系统之架构，这就是所谓“架构的思辨”。从此他接近了康德。不但接近，进而还要了解，去好好学习康德那套架构的思辨。

牟宗三认为康德的哲学是伟大灵魂的表现，也是哲学的宝库。

他也学习维特根斯坦（罗素的高足）、杜威逻辑，也研究布鲁维之直觉主义、希尔伯特之形式主义，以及莱布尼茨的学说。“我常想，康德的三大批判，罗素、怀悌海的《数学原理》，圣多马的《神学总论》，佛教的《成唯识论》，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这些伟大的灵魂（从‘学’方面说，不从‘人格’方面说）实代表了人类学问的骨干。人类原始的创造的灵魂，是靠着几个大圣人：孔子、耶稣、释迦。这些从人格方面说的伟大灵魂都是直接的、灵感的、神秘的，简易明白，精诚肯断。而又直下是生命，是道路，是光，又直下是通着天德的。他们都是在苍茫中有“实感”的。他们没有理论，没有系统，没有工巧的思辨。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个实感，只是从生命深处发出的一个热爱，一个悲悯：所以孔子讲仁，耶稣讲爱，释迦讲悲。……这一切引发了我的‘客观的悲情’。由这客观的悲情引我进入‘架构的思辨’以外的义理。由于对这义理的渗透，我始能明白这一切之所以如此与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据’。”遇到熊十力，是牟宗三生命中一件大事。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4岁），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他看到《新唯识论》，落款为“黄冈熊十力造”。第二天下午，在聚会上他“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

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

抗战初期，牟宗三生活艰困。在广西教中学一年以后，牟宗三应友人张遵骝之邀，至昆明。无职业，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费全由遵骝担负。遵骝，张文襄公（之洞）之曾孙，广交游，美凤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牟宗三在昆明，日处斗室之中，草写《逻辑典范》，暇则散步于翠湖公园。时熊十力在重庆，致函汤用彤谓：“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让其飘流失所乎？”牟宗三知道是胡适将自己阻于校门外，他更加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内容是消极的、负面的、破坏的、不正常之反动的、怨天尤人的。

昆明谋事无成，他全靠张遵骝在生活上接济。牟宗三说：“吾当时有许多体悟：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屈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必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风发，我正视一切睚毗，我冲破一切睚毗；我毫不委屈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嬉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在那处境里，无尽的屈辱、投降，不能换得一日之生存。我孑然一身，我无屈辱之必要。我无任何事上的担负，我亦无屈辱以求伸之必要。痛之至，即对于君劢先生憾之至。这是我一生最难堪最窝囊之处境。”

熊十力在重庆主讲复性书院，力介牟宗三进复性。马一浮为山长，辞以无款。熊商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由教育部支薪，以都讲名义住书院。他考虑三日应约，因为向不与国民党要人接头，但逼上梁山，决定前往而不辞。他心想吾从熊先生，非就国民党。熊十力因日机炸嘉定受伤，又与马一浮先生相处不谐，毅然辞去复性书院职务。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成，牟宗三就去大理，酝酿《认识心之批判》。撰写之余，不免借酒色以自娱。他感叹说：“生命极萧瑟。幸赖有此工作以凝聚内心之灵台，否则全散矣。灵台孤运，无陪衬，无滋润，无外在之修饰，无礼法之整饬。现实自然生命一任其泛滥。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世人憧憧不能知也。惟友人君毅兄能知之。

吾当时有云：‘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当时与熊师与君毅兄有许多论学之信件，亦有许多至情流露之信件。”大理民族文化书院成立不到三年，因政治关系而解散，牟宗三返重庆勉仁书院投奔熊十力。勉仁书院为梁漱溟所筹设，熊处其中。

勉仁诸君对熊都执弟子礼，然精神气脉则亲梁远熊。牟宗三与梁始终不相契。勉仁诸君视梁若圣人，牟宗三益起反感。

广西以来，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牟宗三最困厄之时。五年间，除熊十力外，最大的缘会是遇见唐君毅，成为他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初到华西大学，牟宗三住在宿舍的三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不成为一房间，面积只容一床一桌，顺屋脊之坡度而钉了一个天花板，他这个身长不满五尺的人，站起来还是顶着天花板。他藏在里面，写《认识心之批判》。成都茶馆多，酒馆多，还有最足以引发人之幽思的，便是贾瞎子之竹琴说书。在撰述之暇，牟宗三或是独坐茶馆，或是独往听书，而吃酒则大都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贾瞎子之说书，声音很低沉，开始有点干涩，愈唱愈甜而润，最富幽深沉郁之致。

1942年秋，牟宗三至成都华西大学任哲史系讲师。抗战胜利，牟宗三由成都转至重庆中央大学。他与友朋数人，出版《历史与文化》月刊，从头疏解中国之文化生命、学术命脉，如何发展而有今日，民族生命之途径何在，凡此种种，期有以彻底反省。南京垮，由杭州浙大赴广州，然后去台湾。

1949年牟宗三赴台，任教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史与人文课程。1954年，受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1960年，应聘赴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1968年，由港大转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哲学系主任，先后讲授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2年，赴檀香山出席东西哲学家会议。1974年，自中文大学退休，任教新亚研究所，为哲学组导师。1976年，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并先后应聘为东海大学、中央大学荣誉讲座教授。1984年，荣受“行政院国家文化奖章”。1990年，香港大学特授予名誉文学博士。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牟宗三总结自己的一生有四段非常关键的话，对了解他很有意义：

我的一生，老实说，从来没有得志过，飞黄腾达过，也可以说一生没有走过运。有人给我算命，说你这个命不能活过十岁，你怎能活过来呢？他觉得很奇怪，要为我批八字。我说你也不完全错，三岁的时候我就死过一次。当时出麻疹，但出不来，就憋死了。乡下人的小孩死掉，就拿个草包裹起埋掉。就拿了个草包将我包起来，一包就将麻疹闷出来，发出来就活了过来，否则就死掉，所以这个算命的也有点道理。

青年时在大学读书，几乎读不下去，我的家庭环境不够，那是很艰苦的读下去。同辈同学中，个个都神气得很，而我从未神气过，只是吃憋气，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悲观过，也没有泄气过，也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奋斗斗争；怎样艰难的时候也不影响工作。

我在昆明将近一年，是靠一个姓张的好朋友来维持。他住在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这个小房间，生活很简单。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所以你们交朋友很重要，朋友不需很多，好的朋友一个，两个就够。他没有很多钱，也在逃难，拿出几十块来帮助我，我就相信他。他拿东西来，我就吃，毫不客气；反正我生在这个社会上，有生存的权利，这个时候我就不讲客气了；就是李太白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吃饭，我要生存。所以那时候很有流氓气，到现在大概没有了。那时很骄傲，因为你自己不成，人会欺负你，欺负你就有反抗性，我不服气，所以骄傲。骄傲，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需要的，这是人格的防线。假定在这个时候抬不起头来，那不就垮掉吗？通通垮下去了。

在一生里，我的老师只有熊先生；前辈中只有这位老先生能了解我。你这个貌不惊人，言不雅重的年轻人，谁来欣赏呢？

熊先生欣赏我是很奇怪的，所以梁（漱溟）先生就莫名其妙。

有一次问熊先生：宗三这个人的好处在哪？你为甚么欣赏这个人？我这莫名其妙的一个年轻人，也不很懂事，世故人情完全不懂，胸中自创，不理任何人。所以熊先生的女婿对他说：宗三是你的学生呀，他应当送点礼，怎么不送份礼给你呢？教熊先生骂他一顿：你这个胡涂的东西，你想他送甚么礼呢？我受熊先生影响很大，得他的好处很多。在一个青年人四无依靠的时候，谁来帮助你？谁来支持你的生命？谁来保护你呢？这是个保护人，我需要师长的保护。

而牟宗三的朋友唐君毅则说他“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

牟宗三着作等身，重要者有《认识心之批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的学问》、《名家与荀子》、《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中国哲学十九讲》、《时代与感受》、《康德的道德哲学》等，另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注》。

二、心体与性体

牟宗三判定孔、孟、陆、王为儒学“正脉”，而儒学不过就是“身心性命”之学。他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分，主张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胡宏、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刘宗周是宋明理学中的九个代表人物。他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认为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为宋明儒学之大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论语》、《孟子》为主；程颐和朱熹则是所谓的别子和继别子为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吾人之性体”，与“於穆不已”的天命实体为一，“由之以开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以洞彻宇宙生化之不息”，“而以圣者仁心无外之‘天地气象’以证实之”。他认为，“本体、宇宙论的立体直贯之创生型或扩充型乃是先秦儒家言天道性命、言心性之本然”；北宋诸子如周、张、程（明道）等皆“克就此义而言天道性命，言心性”；而他们以下，胡、刘、陆、王也“皆是继承此直贯型而立言”。程朱系本《大学》之义，讲至善之道“是就应物之‘事’上”，至于此道“究往何处落，则不能定”，对内圣之学的义理方向不能确定，于“先秦儒学原有之义有基本上之转向”，转成另一系统。因此该系统“显非先秦儒家所发展成之内圣成德之学”，“虽有功夫方面有辅助之作用，可为原有者之所允许”，有其特殊价值与崇高性，但“就儒家言，此固不得为正宗也”。

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针对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由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学术界看重牟宗三的生命儒学，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生命儒学即心性儒学。牟宗三的生命儒学包括心体与性体、才性与佛性、圆教与圆善；而为了构建“良知自我坎陷”论，他首先下工夫解决的是心体与性体的关系问题。

《心体与性体》一书是牟宗三的代表作，是他花费八年心血而成的一部宋代理学思想研究的着作，同时也是其独创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一部奠基之作。序说：“予以顽钝之资，恍惚摇荡困惑于此学之中者有年矣。五十以前，夫专力于此，犹可说也，五十而后，渐为诸生讲说此学，而困惑滋甚，寝食难安。自念未能了然于心，诚无以对诸生，无以对先贤，亦无以对此期之学术也。乃发愤诵数，撰成此书，亦八年来之心血也。”他在书中大量运用康德哲学的观念及方法，来分析宋代理学的进路。最终为传统儒家哲学的本质作出了一个清晰的哲学描述，被学术界认为是第一次将传统儒家的思想提升到现代哲学的层面。对于道德的形而上学，他解释说，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括本体论与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自身”所见的本源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故曰“道德的形上学”。这一道德形上学证明：“正宗儒家所说的性体心体同时是道德的，同时又是本体宇宙论的；它是我们的性，同时亦普遍而为‘天地之性’，而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即生化万物的寂感真几……在我们实践的体证中，他‘隐而不见的神性和无限性’即逐步朗现或顿时朗现（性体心体只有隐显，并无生灭）。”牟宗三认为宋儒理学是“心性之学”，即“内圣之学”。所谓“内圣”，即“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圣贤功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因为是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亦即道德创造之性能，是究竟义，是最高义，故曰“心体”与“性体”。牟宗三认为，儒家哲学的“性体”与“心体”，其实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王阳明哲学的“良知”，被牟宗三用以指称其所谓“性体”亦即“心体”。心性本体，是与康德的“自由意志”统一的。牟宗三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本体，或者是超越的实体，如有神论的上帝，儒家的道体、性体、心体、仁体、自由意志，佛家的如来藏自性清静心；或者是理境，如道家的道心玄照，如此等等。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谈到朱熹的时候，说心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气之灵”，而是以孟子所说的“本心”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心体”，心就是本体。这时，心不是属于形而下的，不是属于气；心就是理。这时，心以理言，不以气言。譬如王阳明的“良知”，不能说是属于气；若属于气，那就成了形而下的，那就糟了。所以心体以理言，它就是理，因此说“心即理”。陆、王可以说“心即理”。他以“明道、象山等所代表之一大系为根据来融摄康德，并借康德之辩解以显自律道德实义，并进而展示其所涵之全部理境，即道德的形上学之究极完成”。他以此构筑起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