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再度起复

第四章再度起复

如果说杨一清处理马政、任职陕西巡抚、任三边总制是一曲激昂的乐章，那么他后来进入内阁成为首辅就成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旋律。他曾经因为张璁、桂萼等人的举荐，从三边总制改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成为首辅，但是他又被张、桂二人倾轧去官，其中的曲折和愤懑只有杨一清一人能够说清楚。

惨遭陷害

武宗去世之后，世宗皇帝即位。杨廷和在世宗即位之前的改革改变了明朝中叶的社会局面，让很多人一度以为继任的皇帝会改变武宗一朝的混乱，重新振兴大明王朝。但是他们想错了，世宗皇帝并无意去振兴王朝，在父亲的名号问题上他和大臣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就是后来的“大礼仪”之争。当时朝廷中的局面是世宗自己以及几位官位较低的官员是一派，朝廷中以杨廷和为首的官员是一派。尽管势单力薄，但是世宗皇帝并不打算妥协，他有的是时间，他要慢慢地解决。这次长达将近10年的斗争，以世宗的胜利而告终。

在嘉靖皇帝胜出之后，对于曾经支持他的张璁、桂萼二人进行了大力的封赏。按照当时世宗的想法，是想直接将张、桂两个人提拔进内阁，但是因为两个人之前并没有什么经验，在朝廷中的声望也并不大，世宗担心一下子提拔起二人会引起朝廷中大臣们的反抗，所以并没有直接晋升二人。

在“大礼仪”事件中，杨廷和因为和世宗想法不一致，被世宗排斥。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之后费宏就从吏部尚书的位置上接替杨廷和成了首辅。之后，杨廷和的同阁臣蒋冕、毛纪也因为支持杨廷和，在“大礼仪”之后离职，就这样，费宏的位置便逐渐确定了下来。

费宏尽管在“大礼仪”中表现温和，并没有什么比较激烈的观点，但是他从内心里并不欣赏张璁、桂萼二人，甚至有些蔑视他们，对于张璁、桂萼二人的投机行为，他一直加以遏制，所以便经常和他们反着干。这让张璁、桂萼二人将费宏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要替换掉他。

世宗皇帝对于费宏也不是十分地喜欢，尽管他站到自己的一方，很快，费宏就被官员弹劾说他的子孙在家乡收受贿赂，为非作歹。费宏明白他现在已经不被皇帝信任了，如果再执意下去，恐怕会受更大的伤害，于是提出致仕，皇帝也没有挽留。这样一来，张璁、桂萼二人就将朝廷中的异己铲除干净，接下来他们在物色一个新的人选，他们选中的就是杨一清。当时张、桂二人的初衷是想通过引荐杨一清，来让杨一清归附自己。尽管张、桂二人自己不能做首辅，但是安插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人物，在朝中他们依然能够获得皇帝的宠信。

就在“大礼仪”之争最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杨一清也再次被起用。当时朝中有人不断地引荐他，陕西道御史黎贯上书朝廷，称赞杨一清曾经在治理边境的问题上立下了赫赫功勋，要求起用杨一清。而世宗皇帝尽管刚刚执掌政权不久，但是在他即位之前，朝廷中就流传着一个说法：楚地有三杰，李东阳、杨一清、刘大夏。皇帝欣赏，官员推荐，命运似乎又开始垂青于杨一清。

嘉靖三年，有兵来犯，他们出兵两万向南进发。一时间，朝廷上下震动不已，这时候谁前去任职让即位不久的嘉靖皇帝犯了愁。很快他想到了杨一清，在皇帝看来，杨一清在三边多年，有胆有识，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杨一清就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提督陕西三边等处军务。前后三次任职三边，杨一清对于边防事务的情况早已经烂熟于心。

到任之后，他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特别是在如何防守上面，他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这时候的杨一清已经72岁了，疾病缠身，出来任职他就已经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可是朝廷需要，他只能是不辱使命。

杨一清继续采用前面的防御措施，很快被动局面发生了转变，他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嘉靖四年时，在杨一清的战术下，明朝军队在和蒙古骑兵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关于接下来怎么防御，杨一清明白，单纯地依靠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现有的局面，军事手段只能是辅助，真正能够解决双方关系的是经济往来。杨一清将这些意见上疏给了嘉靖皇帝，皇帝看到之后同意杨一清的意见，很快朝廷派人前去和满速儿会谈，要求从此之后双方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可以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上的往来。此后，这一地区逐渐稳定下来，双方再没有大的交战，经济贸易不断。

但是，现在的朝廷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朝廷，他提出的很多举措本来是非常好的，最终却没能够实施下去。杨一清在西北任职8年，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社会的局势发展发生了很多变化，西北地区的情况也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采取“守势”也是当时的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嘉靖六年，世宗进杨一清为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并且任命杨一清接替费宏成为首辅。随后，张、桂二人也进入了内阁，其中张璁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的身份是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杨一清任职之后，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是，现在局势已经确定下来，大家终于可以同心同德地辅佐皇帝。然而，大家的想法却不是这样，每个人内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当时的朝廷中形成了两派，一方是嘉靖皇帝、张璁、桂萼，另一方是朝廷中的言官们。

双方互有成见，将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下子消灭对方，但是双方之间力量不分上下，所以只能是这样相持着。被夹在中间的杨一清是极其难受的，他既不能忤逆皇帝的意思，也不愿意和张璁、桂萼二人结盟，对抗言官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从此，他成了中间派，不断地从中调和两方的关系，缓和双方的关系，妥协折中成为他唯一的策略。

不过中间人的角色显然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中间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势均力敌，不分上下，这时候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局势，维持均衡是有可能的。如同一个跷跷板，一旦一方的力量过大，那么稳定的局面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方消灭另一方。

在杨一清主持朝政的初期，张璁、桂萼等人还没有进入内阁，朝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杨一清也能从中进行调和，游刃有余。突出的事件就是李福达案。

李福达是陕西地区白莲教中的一员，他们曾经起事，但是后来被朝廷镇压。失败之后，李福达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寅。后来李福达开始和朝廷官员交好，包括当时的京师武定侯郭勋，后来有人将此事告发，朝廷也逮捕了李福达。郭勋因为和李福达交好，也被牵连。郭勋曾经在“大礼仪”中支持过张璁、桂萼，因此张、桂二人在知道郭勋被逮捕之后，寻求世宗的支持，将郭勋释放。不仅如此，之前弹劾郭勋的很多官员也因此被逮捕入狱。当时处理郭勋案的是马录，世宗在处理了弹劾郭勋的官员之后，将矛头对准了马录，要求将马录处死。杨一清听后却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马录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就没有接受世宗的要求。

之后，世宗并没有善罢甘休，再次发文：“言官以言为职，但须忠谠公直。近来言事者沽名钓誉、毁正附邪、假公为私、雷同烦扰。朝廷不得不薄示惩戒，使人各改悟，以尽乃职。”这次发文的意思很明确：言官谈论朝廷政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忠诚正直，而不能沽名钓誉、假公济私。

李福达案并不复杂，但是无论是言官一派还是世宗、张璁，最后都已经将这件事扩大化。“大礼仪”事件看似已经过去了，但是因为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所以还在借机发泄对当初事件的不满。

这时候杨一清处于中间位置，他既不维护言官一方，也不偏袒世宗、张璁，成功地阻止了事件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但是随着张、桂二人进入内阁，他们的力量变强，想要争取更大的地位。这时候，杨一清的调和对他们而言就是抑制，他们绝对不会接受。

从当初的中下层官员，凭借“大礼仪”中的斗争来赢得皇帝的信任，张璁、桂萼等人坚信所有的权力和荣誉都是争取而来的。他们从来不会妥协。现在，他们无论从地位还是势力上都已经有了质的飞越，他们更是不会因此就停止。在他们心中，杨一清不过是当初他们争取权力的一个工具，现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变大，不需要杨一清从中斡旋。他们在寻找机会除掉杨一清。

当时，锦衣卫聂能迁上书弹劾张璁。张璁知道之后想要处死聂能迁，但是杨一清坚持应该从轻发落，这引起了张璁的不满，从此之后的矛盾开始恶化。

其实，张璁和杨一清之间的矛盾分歧很多，他们分歧最为明显的就是当时对于翰林院问题的看法。

翰林院为朝廷培养了大批的官员，随着发展，翰林院的势力不断扩大，翰林出身成了很多官员进入仕途的法宝，对此，朝廷对翰林院制度进行改革。尽管杨一清一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是实际上，杨一清是有着维护旧官僚集团的倾向的，这势必和处于革新派利益的张璁之间有着冲突。

嘉靖七年，张璁上疏皇帝，抨击杨一清：占据内阁的位置，贪污受贿。这一次，世宗从中斡旋，并没有直接地批复要如何处理，而是要求内阁中的大臣们要“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同寅协恭，以期和衷之治。毋得彼此相嫉，以负简托”。

杨一清已经不能忍耐了。他已经年岁大了，这几年来，朝廷中的相互倾轧已经让他感觉很是疲倦，而且张璁的得寸进尺让他反感，无奈之下，他向皇帝请求致仕，并且将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都向皇帝说清楚。皇帝看到杨一清的奏折之后，给杨一清的回复中却并没有对张璁的行为有任何的批评和指责，而是不断地强调张璁是“忠孝、仁义”，世宗对张璁的偏袒可见一斑。世宗皇帝最后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致仕，但是也并没有因此而处置张璁，这道奏折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嘉靖八年时，兵科给事中孙应奎上书弹劾张璁、桂萼，接着得到了礼科给事中王准、工科给事中陆粲的响应，他们指责张璁、桂萼擅自专权，作威作福，趁机打击异己。并且指出，张璁刚愎自用、执拗自私，桂萼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宽厚，实际上残忍狠毒，一旦有人侵犯他的利益就必死无疑。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件事背后的主谋是杨一清。

张璁、桂萼等人随即向皇帝提出要求致仕，这时候杨一清不想结怨于二人，于是赶紧为张、桂二人开脱，并且和言官划清界限。

之后，世宗下令张璁、桂萼二人致仕。接着，他也批评言官们打击异己，辜负了朝廷的嘱托。这有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

到这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当时的詹事府詹事霍韬上书皇帝，攻击杨一清，“奸赃难以枚举，如纳张永、萧敬，如攻击璁萼”。杨一清再次上疏朝廷对皇帝对此事进行了辩解。接着，张璁、桂萼等人起复，霍韬眼看着皇帝还是支持张璁一方的，又上疏皇帝称法司往往都是秉承杨一清的意见，并且趁机诬陷桂萼。

这激怒了世宗，他立即要求将刑部尚书周伦调职。此后，张璁一方的火力越来越猛，称杨一清假意要求致仕，实质上以此来要挟世宗，并且请求世宗同意杨一清致仕。世宗同意了张璁的请求，很快就同意杨一清的致仕请求。杨一清被致仕，接着张璁继续上疏世宗，称杨一清接受张永弟弟的钱财，为张永撰写墓志铭，因此认为杨一清和张永是一起的，要求将杨一清连坐。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九年，77岁的杨一清满怀愤懑离世。4年之后，杨一清的官职被恢复，15年之后，朝廷追赠杨一清“太保”，并且赐谥号“文襄”。

满腹才华的“失意者”

我们喜欢在一个人死后给他盖棺定论，那么如何评价杨一清呢？单纯说杨一清的军事才华和朝廷为官经历，并不能全面地评价杨一清。

云南状元袁嘉谷曾经评价杨一清：“他不但武功卓越，论才学、论政绩都当数云南第一人，吾乡先贤何其伟也。”杨一清不仅在文学、诗歌、书法、收藏等方面都表现卓越，历史评价杨一清为“明诗中起衰复盛之巨手也”。

明初，朝廷最盛行的诗歌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文风富丽，以歌功颂德为主，但是内容上却矫揉造作，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这种诗风曾经在此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盛行。后来，李东阳崛起，他推行“茶陵”，要求诗歌应该效仿唐朝，改变了“台阁体”把持文学的局面，开启了复古的内容。

杨一清倡导诗歌应该改变文风，内容多样化。他的诗歌中既有他自身的抱负，也有当时百姓生活的艰难，更有边塞的苍茫景色，他的诗歌表达的多是忧国忧民的感情。这种文风将当时的“台阁体”文风一扫而光，并且直接影响了明朝“前七子”的文风。大学者赵藩评价杨一清诗曰：“诗笔雄浑逼浣花，并时低首有西涯。即抛勋业论风雅，旗鼓中原一大家。”“诗歌卓有杜陵风”。

杨一清丰富的阅历让他的诗歌看起来更加地富有质感和生命力。他曾经三次任职三边总制，在边境的生活让他亲眼看见了百姓生活的艰难，反映到他的诗歌中是他的忧国忧民之思。“十日阴无一日晴，满门苔色断人行。潦伤空自伤禾稼，河挽应难洗甲兵。客枕怕移沾湿处，邻家惊听坏垣声。飞茅破屋知无数，不禁忧时种种情。”诗歌不仅是杨一清的文学才华的展示，更是他的心志的表达：“志存国计宁辞谤，力纠官邪岂近名”、“旧日危言真为国，平生直道岂干名”。

不仅在诗歌上，杨一清的文章也是针砭时弊。杨一清的文学修养极深，而且思维敏捷，他写文章往往一气呵成。他在文章中，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情感来写作，因此文章不仅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气魄雄浑。

长年的边境从政经历让杨一清对国计民生、边防问题、朝廷弊政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文章也是写得令人称道。他语言锋利、音韵优美，不愧为一代文学大家。

不仅如此，杨一清的书法还令人称道，他以颜体为榜样，苍劲有力、沉稳雄健。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一个人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性格、经历、心志的表达，之所以文字写得这般雄浑，我们感受到的是杨一清内心的激荡和波澜壮阔。这样的气质，自内而外地散发，让人看到一个不同于常人的杨一清。

杨一清还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是当时“京师派”的领军人物，他对围棋非常有研究，开创了当时的两大流派：京师派和苏派。

杨一清才华满腹，除此之外，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位曲折坎坷的人物呢？对杨一清的所有评价，都绕不开当时的时代。

在明代的后半程，朝廷的积弊很多，皇帝无心处理朝政，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宦官趁机擅权，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前期到中期，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直到明朝的中后期开始集中爆发。

曾经是一介布衣的朱元璋通过起义夺取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保卫政权的果实，从建立之初，朱元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政权被夺取。

他先是将皇权高度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防止其他人染指政权。接着，为了防止前朝藩镇割据局面的发生，他采用文官来控制武将，使得武将的权力被限制。对于宦官专权，朱元璋的方式是限制宦官任职，不允许宦官读书认字，之后，他又制作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以此来警示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