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王朝初立
第二章王朝初立
宋王朝的建立，虽然大有帝国崛起之势，但是其内部环境仍然危机四伏，其中最主要的威胁仍是藩镇割据。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新生的宋王朝很可能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成为下一个被新王朝取代的对象。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中央集权的加强势在必行，为此，赵普策划了一系列改革办法，将零碎的国家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表现出了一名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果敢。在此之后，“君弱臣强”以及“中央弱地方强”的社会局面不复存在，宋王朝的综合实力开始飞速发展。
杯酒释兵权
在赵普的帮助下，赵匡胤基本稳定了原后周势力范围内的朝野局势，而随着外部矛盾的大幅减弱，内部矛盾随即上升为主要矛盾。对此，当时的赵匡胤主要有三点担心：首先是后周势力的死灰复燃；其次是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再有就是以“义社十兄弟”为首的武将集团干涉朝政。
面对后周残余势力，赵匡胤的政策是既拉又打，只要对方没有树起反旗，他就采取各种方法拉拢安抚。但只要对方树起反旗，他就会予以坚决打击，前面提到的李筠和李重进就是这种情况，自此二人及其势力被消灭后，后周残余势力实际上已经不足为虑。至于文武两大集团，因为平定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依靠他们，赵匡胤的忧心虽然越来越重，却丝毫不敢贸然做出举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梁、唐、晋、汉、周的命运，赵匡胤又不能坐视不理。最终，他作出的决定是以文制武，即依靠文官集团牵制并打击武将集团，这就给了赵普更大的政治舞台。
宋初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沿袭了五代十国，而五代十国的军事体制，又是唐朝军事体制的发展结果。
从经济方面来讲，唐朝各地方的税赋，只有一部分交给中央，地方政权可以留下一部分进行自主建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军事力量的建设。安史之乱时期，安禄山和史思明掀起的波浪不可谓不壮阔，但是即便他们拿下了大唐首都长安城，还是在各地武装那里屡屡碰壁。一番消耗下来，唐王朝还是唐王朝，安禄山和史思明却被永远烙上了叛贼印记。唐王朝的统治阶层在这种国家体制上尝到甜头，不顾此一时彼一时的基本历史发展规律，继续加强这一国家体制的建设，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的大权旁落。到唐朝末年，地方豪强已经完全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武装割据时代由此形成，这才有了五代十国的大乱局。
进入五代十国末期，武装割据的社会局面进一步升级，地方豪强称帝建元的事件层出不穷。后晋一朝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所有手握重兵的将领都想过一把皇帝瘾，而只要他们打了大胜仗，就会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可惜，这些武将有定天下的神通，却没有治天下的方法，在他们谋权篡位之后，大多会被后来者赶下台，如此循环不止。以至于五代十国短短五十余年间，居然换了五个朝代，出现了十三位皇帝，其中不乏死于非命者，欧阳修对此曾经表示说：“五代之乱，可谓极也。”
大将篡权的事情频频发生，自然导致君主对大将提防之心日重，而大将为了提防君主痛下杀手，也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自保，“黄袍加身”有时也属无奈之举。这种“君不信将，将不信臣”的现实，不仅苦了君主，更苦了大将，因而为君为臣者都期望这种情况能得到改善。建立政权之后，由于赵匡胤的亲兵部队足够强大，其他将领想要篡权夺位的通道基本被堵死。上述两点，为赵匡胤解除大将兵权，包括解除各地武装，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
不过，具体怎么做，赵匡胤还是要依赖赵普。长期的君臣合作，已经让他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哪怕必须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经过赵普带领的文官集团运作，也能够把解决问题的难度降到最低。有时候，甚至不必使用军事手段，仅凭赵普集团的运筹帷幄，就能够让问题迎刃而解。经过一番周密考量，赵普慎重地提出了兵制改革策略，即“先中央，后地方”，同时建议赵匡胤首先解除“义社十兄弟”的兵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匡胤居然对此存在犹豫，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兄弟”断然不会背叛自己。何况，一旦国家出现乱局，还要依靠他们去平叛。
为了打破赵匡胤的幻想，赵普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不按照自己说的办，北宋将会成为下一个后周，他也将会成为下一个世宗。听了赵普的话，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采纳赵普的建议。一日朝议之时，赵匡胤故意把时间拖得很晚，然后顺势设宴，款待众将领。菜过无味，酒至半酣，赵匡胤忽然吩咐闲杂人等退出，然后颇为感慨地说：“世人都觉得做皇帝好，朕却觉得这是天下最苦的差事，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做皇帝。”
赵匡胤的话一语双关，明面上是说其他国家的君主，实际上却暗指在座的各位将领。在座的各位都是人中龙凤，赵匡胤此话一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因而齐刷刷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是真心拥护赵匡胤，绝对没有二心。
赵匡胤却说：“朕当然相信你们，只是担心你们的属下贪图富贵，胁迫你们做天子。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受到形势逼迫，就算不想做皇帝，也会身不由己啊。”
众将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请赵匡胤明示，这才听他说道：“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啊，我们拼死拼活地征战四方，说到底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最多也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孙过上好日子。既然如此，何不释去兵权，置办良田美宅，从此安享齐天之乐呢？朕欲与你们结成亲家，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朕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
众将这才弄清赵匡胤的真实意图，他们也早就厌倦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纷争，再加上赵匡胤的恩威并施，因此谁都没有提出异议。第二天，众将领纷纷递上辞呈，称病求退。赵匡胤再假意挽留一番，随即批复了他们的请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事后，赵匡胤说到做到，不仅赏赐众将大量财物，而且与他们结成亲家，修永世之好。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赵匡胤将诸将兵权进一步解除，同时提拔越来越多的年轻将领和底层士兵。这些人对赵匡胤怀有崇高的敬意，手中权力又非常有限，自然不敢窥视皇权，来自朝中大将的威胁就此消弭于无形。
兵制改革
对于此次兵制大改革，赵普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实际上乃是他改革的理论基础。赵普认为，国家权力自古都是由兵权和政权组成，此二者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兵权宜分不宜专，而政权宜专不宜分。如果国家兵权集中在某位将领手中，朝廷就会对他失去有效的节制，这位将领很容易因手握重权而生出异心。与此同时，如果国家的政权分散到多人手中，将很难出台统一政策，国家治理注定会举步维艰。
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赵普在谋划一系列政权和兵权策略时，就能够拥有足够的高度和深度。比如赵匡胤建立政权初期，看似一切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藏不尽杀机。试想，一旦赵匡胤像后周世宗柴荣那样英年早逝，其麾下大将谋权篡位几乎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而赵匡胤出身行伍，多少有一些意气用事，他并不信自己的结义兄弟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另外，以石守信为首的结义兄弟，也是赵匡胤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若在此时解除他们手中的兵权，很容易让人寒心，甚至激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叛。
赵普却能够冲破这些思想局限，他不遗余力地游说赵匡胤，一定要尽早将兵权收归国有，庆幸最终得到了赵匡胤的认可。事实上，建立北宋政权之初，正是赵匡胤进行兵制改革的最佳时机。首先，大家至少在名义上都拥护赵匡胤，他在这个时候发布命令，一定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其次，赵匡胤的亲兵部队实力强劲，任何想要违背其命令的人，不仅要担心被扣上欺君罔上的罪名，还要担心遭到实际征讨；最后，以“义社十兄弟”为主的将领，虽然手中握有重兵，但他们的势力均在赵匡胤之下，尤其政治羽翼并未丰满。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才得以成功举事，顺利完成权力过渡。
当然，将权力收归国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划分和驾驭才是关键。对此，赵普的改革思想还是分权，具体就是把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二，人事权继续由枢密使掌管，指挥权则进一步分成三大块：包括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人共同管理禁军部队，是为“三衙”体制。需要提出注意的是，“三衙”虽然都是武将，但枢密使基本都是文臣，这也是有宋一朝“以文制武”局面的开端。
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时候，赵匡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通常会临时任命一些将领统辖军队，战事结束后再各归其职。这样既可以防止握有重兵的将领在战时做强，也可以防止指挥作战的将领在平时做大，实际上是人事和指挥二权分立的升级做法。与此同时，这种战时临时组建的统帅部，还会被赵匡胤糅进副职武将和主职文官。其中，副职武将通常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主要在军事上牵制主职武将。而文官则通常被任命为监军，以便在兵政上牵制主职武官，同时充当皇帝的耳目。
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军事体制虽然有利于维系皇权，在战场上却会不同程度制约军事主将的正常发挥。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合理，以及制定和推行这一制度的人是否独具智慧，要看这种制度是否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赵匡胤在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帮助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了改变当时“主弱将强”的不利局面，采用这种政策方针显然无可厚非。经过如此一番梳理，宋朝的军官可谓“彼此相制，罔敢异志”，武将篡权的局面基本得到了遏止。
军队部署方面，赵普向赵匡胤提供的政策以“相互制衡”为原则，实际上还是“分权”思想的演变。虽然名义上皇帝是天下兵马的统帅，但他不可能顾及全国所有驻军，因而必须由将领代管。而如果兵权落到有异心的将领手中，对于皇帝来说，将等同于自取灭亡，至少也是自找麻烦。为此，赵匡胤将一半禁军派往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驻扎，另一半则留在京师附近驻扎，同时又在都城内和皇宫内安排两股防御力量，以求全面拱卫中央权力。由于两部分禁军实力相当，如果地方军队有变，可以派中央军去平叛；如果中央军队有变，也可以调地方军队来平乱，是为“内外相维”政策。
在此基础上，赵普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更戍法”，并且得到了赵匡胤的认可。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的所有军队，都要不断地更换驻地，以防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驻扎时间长了以后无限制地坐大。这个政策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中央禁军和戍边禁军的换防，在当时有一举三得之妙。首先，可以避免戍边禁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权力；其次，也能够让中央禁军在行军途中和边境作战中得到锤炼，保持其作战能力。或者说，在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下，根本就没有中央禁军和戍边禁军之分了；最后，还能让禁军士兵对全国地形有所了解，以便在作战的过程中增加胜算。
总体来讲，赵匡胤治兵遵循了赵普提出的三条原则，即少、严、精。首先是少，主要指士兵的年龄，因为年少的士兵身体强壮，思想单纯，很容易培养成为优秀的职业军人；其次是严，主要指对军队的管理，赵匡胤对各级士兵奖惩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最后是精，主要指对士兵的磨砺，在赵匡胤的授意下，赵普进行了各种训练科目的设定，同时派遣文官和经验丰富的将领讲解兵法，赵匡胤还曾亲自给士兵上课，并且用自己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
由赵匡胤发起，由赵普主持的此次兵制大改革，让当时的宋朝军队为之面貌一新。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兵制大改革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君将之间的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经过制度和法律规定，一直深化到了各级军官和基层士兵当中。发展到后来，皇帝对将领的要求，以及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的要求，都是忠诚大于能力，以至于大批能力平庸的将士得到提升任用，导致了宋朝“养兵而不强兵”的异常局面，彻底背离了赵匡胤和赵普最初的治兵初衷。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会在后续内容中逐步阐明。
中央与地方
自赵匡胤平定李筠和李重进之后，地方权力便不复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但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权限过小，中央和地方基本上属于两个世界。当时，地方政权不仅建立了强大的私人武装，而且具有人事任免权，同时还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们名义上隶属中央，每年按时缴纳税赋，实际上却自成一体。只要中央政权有变，就会纷纷恢复到之前的割据状态，不再向中央缴纳税赋，甚至称王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也是自唐朝藩镇割据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基础性社会问题。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由于不断征战四方，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暂时留在了地方政权手中。此时天下既定，中央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也已经解除，是时候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一次大洗牌了。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大纲领。
其中，“稍夺其权”并不是一次性政策，而是一种持续性政策，即一点一点地夺取地方政权。这里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一个“稍”字，因为当时的地方政权虽然势力较小，但是，如果中央操之过急，激起大范围不满，很有可能迫使地方政权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到时必将生出祸乱。因而，这实际上是一条“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就是让地方政权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殆尽，等到他们终于反应过来，已经彻底无力反抗。当然，就算他们此时起兵反抗，也根本不是中央政权的对手。赵普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地方权力尽可能平稳地过渡到中央手中。
其次，“制其钱谷”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地方政权之所以无视中央，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掌握着财政大权。有了钱粮，就可以招兵买马，有了兵马就可以攫取更多钱粮，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地方藩镇的自肥之道。赵普对地方财政大权加以限制，乃是从根本上断了地方政权的生命线，只要假以时日，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度逐步加强加大，地方政权就会失去“活水之源”，迟早面临土崩瓦解。
再者，“抽其精兵”是一条保险之策，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当时社会，精兵强将是地方政权赖以坐大的资本。只要断了地方藩镇的兵源，就算他们有心谋反，且积攒了足够的钱粮，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胜算。再加上中央军队（禁军）连年行军打仗，地方军队（厢军）只是维持社会治安，二者的实战能力便越来越悬殊。如此一来，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地方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小，地方政权也就逐渐成了中央政权的附属。
经过如此一番整治，“禁军强悍，远胜前朝”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由此初具规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赵匡胤以前，也有很多君王想要推行这样的改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重用像赵普这样的文官领袖，也就没有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因而都未能制订系统的改革方案，其改革计划也就多半面临中途夭折的命运。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原本可以有一番建树，可惜天不假岁，英年早逝，呕心沥血建立的大好局面，让赵匡胤捡了便宜。赵匡胤此人，虽然出身行伍，且隐隐有意气用事的风范，但是对赵普的信任和依赖，让他享受到了文官治国的巨大红利，因而才能完成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北宋王朝。
一般认为，赵匡胤之所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收取地方权力，其完全掌控了当时的局面自然是强大外因，但主要功绩还是要归于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赵匡胤急于平定内部，以防外敌发难，采用疾风骤雨式的方法解决问题最为合适。但是在赵普看来，既然地方政权已是囊中之物，就应该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如此名正言顺，不仅能够让地方政权折服，而且能够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使赵匡胤的德治美名远播四方，何乐而不为？即使从军事角度来讲，我国自古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改革事宜同样急不得。
当然，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总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赵匡胤剿灭“二李”之后，持观望态度的各地藩镇统帅纷纷上表称臣，这些人当中有些是真心称臣，也有人不过是做出权宜之计。但不论藩镇统帅们持何种心思，每个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便告一段落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已经发生过太多次。直到赵匡胤和赵普的改革方案推行下来，这些藩镇统帅才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们也由此开始面临真正的抉择。很多人顺势而动，选择归顺中央。但也有些人雄踞一方惯了，完全无视赵匡胤的政令，甚至想出了一些旁门左道对抗中央政策。
对于这些人，赵匡胤就没那么客气了，为表明改革决心，他也需要这样的“出头鸟”来杀一儆百。首先以身试法的是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此人独镇易州（今河北易县）长达8年时间，对平定边乱有功绩，对百姓有福泽，势力由此盘根错节。赵匡胤和赵普推行改革后，孙行友纵容境内的土匪做大做强，然后上表中央，想要继续留任剿匪。孙行友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作“养寇自保”。如此伎俩对付别人还行，在赵匡胤面前未免显得不自量力，何况他身后还有一个运筹帷幄的赵普。
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赵匡胤密令正在巡边的阁门副使武怀节，趁孙行友疏忽大意之际，率军进入易州城，迅速控制了局面。与此同时，武怀节发兵剿匪，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大宋王师的对手，顷刻间灰飞烟灭。匪首被处死，并运回开封当众焚烧，以儆效尤，余众四散逃亡。孙行友最初被监禁，后来赵匡胤为了表示自己德行高远，再度将他起用，并且一再提拔，算是赵匡胤恩威并施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于那些敢于露头的反叛势力，赵匡胤和赵普坚决予以痛击，而对于那些积极采取合作态度的势力，他们则是恩宠备至。比如赵匡胤曾经的直属上司张永德，被后周世宗柴荣罢权之后派驻许州（今河南许昌），赵匡胤称帝之后，他立即入朝觐见，称臣献地。赵匡胤为表其功，不但没有削去他的职位，反而一再加官晋爵。且每次赵永德进京朝见，赵匡胤都会让赵普等近臣作陪，甚至举行家宴招待他。这对于张永德来说，乃是至高的荣耀，同时和他情况相仿的一批前朝老将也由此得到了安抚。
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势力，赵普则进行了区分对待，那就是驻守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藩王。这些人虽然作战勇猛，兵强马壮，但是无心于中原政权。在派遣文官牵制后，赵匡胤允许他们长期驻扎自己的封地，并且允许他们的子嗣世袭职位。当然，作为代价，他们不许踏出自己的封地一步，同时必须担起抵御外敌入侵的责任。对于这些将领，赵匡胤同样礼遇有加，封赏更是从不吝啬。这些将领也被赵匡胤的恩德折服，不但按时进贡辖区内的特产，比如定难节度使李彝兴，镇守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每年进贡大量优质战马，戍守边防也很卖力。
然而，赵匡胤真正让天下人信服的，还是他对“自己人”的做法。比如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乃是皇弟赵光义的岳父，他经营自己的属地多年，接到朝廷的调令后拒不执行。当时，为了避免直接忤逆赵匡胤的旨意，他谎称自己病体沉重，需要留在属地内休养。赵匡胤看到赵普递上的报告，明知他是故意推脱，却还是许以百日假期。百日之后，符彦卿还是不愿动身，并且摆出大堆借口。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符彦卿身上，每个人也都在等着看赵匡胤会怎么做。很快，圣旨公开发布，符彦卿被革除节度使职务，同时交由御史台调查其任内的不法事宜。
应该说，此次对地方政权的大举改革，赵普的身影并不时常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培植大批新生骨干力量，同时择优派往全国各地担任重要官职。这些人不仅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耳目，同时也是宣传中央思想的重要机器，而且清一色的都是文官。实际上，在赵普的统一规划和运筹下，一个最为庞大的计划已经开始悄然执行，那就是用文臣代替武将，或者说用文治代替武治，这就为宋朝的“文治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以赵普的心思之缜密，以及想法之熟虑，也不会允许赵匡胤把权力放心地交给文官。为此，他们参照了排布禁军的做法，对文官实行“三岁一易”政策，即文官在某地任职三年之后，必须调往另外一地任职，以防止其专权做大。其间，有北海（今山东潍坊）知军杨光美廉洁强干，受到百姓热烈拥戴，期满后有数百人前往京都请愿留任。赵匡胤先礼后兵，在遣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派兵强行驱散，并逮捕带头者，才将此事镇压下去。为此，赵匡胤还曾立下律法，禁止吏民进京请愿官员留任，甚至不允许百姓为官员立碑撰颂。
在此基础上，赵普还加了一道保险，就是在每个地方文职官员身边都安排一个副职，称为通判。通判不掌实权，但他是连接地方和中央的主要纽带，地方官员的所有举动都会通过他们直达圣听。为了避免通判流于形式，宋朝的法律还规定，所有经地方官员颁布的法令，都必须有通判的署名才能生效，这也是赵普“稍夺其权”政策的具体显现。而为了避免通判的权力过大，其调遣频率比地方官员更高，有时候甚至一道任命接着一道任命下达，身为通判者只能全国各地不停地跑。
总而言之，经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政策的推行，北宋王朝的地方政权基本归于中央。地方藩镇的权力也被缴了，钱粮也被收了，就连他们赖以起家的兵权都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谋权篡位，就是维系自己的割据地位都成了天方夜谭。于是，赵匡胤将整个国家的权力牢牢握在了自己手中，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循着后周世宗的脚印，开疆拓土，强盛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