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荣耀的登场
第二章荣耀的登场
王安石在地方任上可谓表现突出，同时也让他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朝中重臣的欣赏，他的政治前途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上天想要一个人担起重大使命，通常会让他饱经磨难，以便在遭遇不幸时能够以坚定的意志走到最后，拥抱胜利。王安石进入京城后虽然春风得意，但是对于他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而王安石也将以他一贯的风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直至完成自己的梦想。
上书
奉调回到京城任支度判官，王安石便着手参与中央政务，这也是继承先贤的脚步。受寇准和范仲淹影响，王安石对于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思想，也在于进行变法革新。为此，他上书赵祯，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在奏疏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先王之意”，而不是“法先王之制”的思想，意思是说，先王的法律是根据当时社会问题制定的，因而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问题的变化，先王的制度已经逐渐不适用了，只有根据先王制定法律的主旨，重新制定符合当下社会问题的法律，才能让整个国家的秩序恢复井然。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改革思想，王安石还做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首先必须为变法做好充足准备，而重中之重就是人才储备。王安石认为，之前的变法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执行团队，这样就让变法失去了坚固的武器。为此，王安石建议，朝廷要精心挑选一批年轻学子，在传授他们报国理想的同时，也教给他们治国的能力。王安石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步骤为总体指导，提醒赵祯在人才任用方面多加留意。
与人才准备一衣带水的就是科举制度改革，由于宋朝滥用“恩荫制度”，导致士大夫阶层基本垄断了国家的高级官位。一些出身低微贫贱的学子，即使本身颇具才华，也只能长期游弋在官场边缘。这不仅浪费了大量人才，也磨去了锐意进取和为国为民者的决心，等到这些人终于进入官场上层，多半已经养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官场习惯，导致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办事效率低下，热衷于谋求一己之私利，置国家社稷和万民福祉于不顾。对此，王安石建议大幅减免恩荫做法，改为主要依靠审核与举荐制度选贤任能。与此同时，还要废止科举考试中的一些表面文章，注重提高和培养学子的德行，尤其要注重他们的报国之思和治世之能。
另一条重要的改革思想是注重经济建设，王安石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宏观建议，意思是调动天下的所有百姓，根据他们所处的地方特点和资源，进行不同的财富创造和积累，以便将国家的产能激发到最大限度。比如某地盛产粮食，朝廷要着重关注那里的粮食生产，然后适当增加那里的粮食税收，但必须减少当地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再比如某地比较贫瘠，就要减少他们的粮食税收，同时可以适当增加那里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其他情况以此类推。总之，朝廷要“因地而行，量力取用”，而不是笼统地“一刀切”，因为这样虽然方便了朝廷，却纵容了官吏，又害苦了百姓，到头来也必定让国家的税收陷入举步维艰且大打折扣的困境。
奏疏递交皇帝后，还是一如既往地杳无音信，王安石也只能耐心地等待。这个时候，由于王安石的另类做派，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他。一天，王安石闲来无事，到某地游览，一时诗兴大起，在山崖上刻了几行小诗。结果引来很多人观看，其中不乏一些朝廷重臣派来的耳目，他们甚至想要通过王安石的诗句，分析他的政治思想，以便确定他是敌是友。后来，受到欧阳修的建议，王安石才知道自己的做法有些高调，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很少再有公开文字发表出来了。
有了这样的关注度，赵祯再将王安石闲置不用，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然而，新的任命下来，着实令王安石哭笑不得，因为他虽然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却只是负责记录起居注一类的琐碎差事。本来，王安石还想借故推脱，但是赵祯已经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因而对王安石的调令不仅有吏部的批文，还有皇帝亲自拟定的圣旨，如此王安石也就只好勉强上任了。但是很快，王安石就发现在赵祯身边做事，有很多职务以外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劝谏皇帝大胆起用贤才，为此他还写了一篇《人才论》，对如何使用人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然而，赵祯此人仁厚有加却优柔寡断，内心向治，却又害怕因治生乱。当时，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雄踞北方的辽国和西夏，但是经过寇准和范仲淹的经营，北宋和他们都签订了相互约束的条约，赵祯也就乐得做一个太平天子。然而，王安石却很清楚，辽国和西夏都是狼子野心，他们之所以一时按兵不动，是因为忌惮北宋的强大，同时又遇到了寇准和范仲淹这样的强手。但是，如果按照当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不用外敌入侵，宋朝内部的腐朽就会导致败亡，再加上朝廷风气日渐不古，像寇准和范仲淹一样的正直大臣都遭到排挤，一旦辽国和西夏发难，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不顾个人利益和安危，再次向赵祯递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希望他能够下定决心励精图治。看完王安石的奏疏，赵祯心中也惊起一丝波澜，但是说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改革，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不过，为了奖励王安石的拳拳报国之心，赵祯升了他的官。可王安石的心思并不在此，因而虽然得到封赏，却丝毫没有喜悦之情，反而更加愁眉苦脸，着实令那些蝇营狗苟的奸佞官员们为之不解。一些人甚至攻击王安石故作姿态，意在沽名钓誉，谋求更加丰厚的官爵。本来，王安石还想发文斥责这些人一番，但是在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劝阻下，他并没有这样做。
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从二人口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貌似风华正茂的赵祯，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王安石只是一心扑在国家社稷上，对于赵祯的关注也仅限于政务方面，其身体变化根本没有觉察到。当然，为了避免引起政治风波，赵祯的身体情况也始终不为外人所知，只有一些极为亲近的大臣和每天服侍他的内臣才知道详情。因此，当王安石明白这一情况之后，才发现很多政治嗅觉敏感的大臣，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铺路。宋嘉祐三年（1063）三月三十日，仁宗皇帝赵祯驾崩，这个消息不禁让王安石悲痛万分，除了痛失仁宗皇帝的悲伤，他倾尽努力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极有可能因此付诸东流。
新的开始
皇位传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王安石却被最高权力阶层排除在外。面对这种情况，他倒也乐得安享宁静，独自一人在家赋闲。恰逢这个时候，王安石母亲的病情日趋加重，他干脆把大量工作任务交给下属去做，用更多的时间在家中照顾老母。可惜，王安石虽然为人至孝，对母亲的照顾尤其无微不至，但是天不假年，这一年的晚些时候，王母不幸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王安石要居家为母亲守丧三年，于是在告假之后，他便举家服丧，回到江宁（王安石出生时，其父王益任临江军判官，按照当时“落地为籍”的规定，王安石便为临江人。后来，王益出任江宁府通判，两年后去世，家业便落在了江宁。王安石读书、守丧、参加府试，都在江宁，其父母和早亡的两个哥哥，也都葬于江宁）。居家期间，王安石除了按例丁忧，还一连给赵祯写了四封挽词，这也表明了他心向朝堂的真实想法。
闲来无事，王安石只能每天寄情山水，还好江宁紧靠长江天险，有很多景致可以供他游览。作为一名读书人，王安石除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吟诗作赋也是他性情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在这段时间里，他广结四方好友，时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又有万卷书籍可读，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但是，王安石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国家社稷和苍生福祉始终寄存在他的心头，现实的境遇不禁让他郁郁寡欢。因而即便是在诗词当中，他也透露出了不尽的感怀，忧国忧民之心溢于字里行间。应该说，王安石内心当中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想要入朝为官，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作为。但另一方面，皇帝的不作为，以及群臣的相互倾轧，又让他四顾茫然。
但是无论如何，王安石还是无法放下自己的抱负，而且生活越是安逸，他的内心就越是焦急。于是，利用这段难得的平静时间，王安石翻遍各类古今书籍，对于历史上的历次变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再结合当时宋朝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变法思路。应该说，王安石就是为变法而生的，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理想形成，几乎都是在为变法做准备。与此同时，大宋王朝想要继续发展下去，并且实现理想中的伟大复兴，也需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而这样的历史潮流，无疑也需要王安石这样一个强干人物，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他将成为站在风口浪尖的那个人。
然而，新继位的英宗皇帝赵曙因循旧制，不愿改革。对外方面，赵曙和辽国、西夏也只是维持现状，国家局面和赵祯时期相比并无变化。这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且热衷于蝇营狗苟的奸佞之臣来说，无疑是难得的福音。但是对于那些正直大臣来说，却无疑是一个噩耗，因为国家发展如同逆水行舟，如果不前进就只能不断走向衰亡。何况，此时的辽国和西夏正处在国运上升期，对于北宋王朝的威胁正在日益加重。当然，赵曙之所以毫无作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皇太后曹氏把持朝政。欧阳修和韩琦等大臣，只能不断周旋于皇帝和太后之间，以便维持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转。等到赵曙好不容易熬到亲政，国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加之赵曙一心想要为自己的生父（仁宗皇帝赵祯原本无子，赵曙是过继来的宗室之子，后来赵祯虽然生子，却不幸夭折，如此才由赵曙继任皇位）正名，又不得不与大臣们长期斗法，使得举朝上下都无暇顾及政事。
如此一来，奉行改革的王安石便逐渐被朝廷淡忘，以至于在他守孝期满后，一直闲居在江宁。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思忖自身使命和国家未来的王安石，也只能寄希望于明日之君，也就是下一任皇帝。恰逢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好友韩维出任太子讲师，其间主动到江宁来拜访王安石。他告诉王安石，太子赵顼有旷世之才，且一心图治，将来必定能够有所作为，届时他也将得到起用，希望他不要灰心丧志。王安石也在始终密切关注时事，加之好友的用心安抚，希望之火越烧越旺。
由于赵曙体弱多病，且安于享乐，又纵欲无度，所以他仅仅在位五年，便一命呜呼，太子赵顼继承皇位，是为宋神宗。在韩维的长期教导下，赵顼不仅想要成就一番功绩，而且经常听人提起王安石的名字。事实上，赵顼对王安石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但是在看到王安石当年写给赵祯的《万言书》后，随即认可了韩维的说法，这也让他最终想到了起用王安石，因为奏疏中的内容基本吻合了他的治国思想。为此，王安石很快被任命为江宁知府，但是他意在入朝为官，于是以退为进，称病不仕。赵顼不解其意，经韩维等人从旁指点，旋即擢升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使他从此进入国家高级官员的备选行列。
离开江宁之前，王安石便邀好友在家中聚会，作为临行前的宴请。在此次宴会上，王安石难掩心中的激动，即兴写了一首小诗，名曰《赠宝觉》：
大师京国旧，兴趣江湖迥。
往与惠询辈，一宿金山顶。
怀哉苦留恋，王事有朝请。
别来能几时，浮念剧含梗。
今朝忽相见，眸子清炯炯。
夜阑接软语，令人发深省。
化城出天半，远色有诸岭。
白首对汀洲，犹思理烟艇。
物极必反，王安石从江宁知府转而成为朝堂翰林，基本上暗合了这样的规律。当时，赵顼只有20岁，赵曙为他选定了两位辅政大臣，其中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曾公亮，二人背后也都有着强大的势力。在权力面前，二人面和心不合，各种明争暗斗的伎俩接连上演。王安石作为范仲淹的后继者，也得到了欧阳修等一干正直大臣的鼎力相助，在当时属于新生势力。如此一来，为了壮大自身实力，韩琦和曾公亮都有意拉拢王安石。
本来，韩琦作为王安石进入朝廷的领路人，理应得到他的无条件支持。可惜，由于二人政见不和，王安石入朝为官之后，与韩琦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虽然没有公开矛盾，却基本上已经没有联盟的可能。曾公亮及时抓住机会，主动在赵顼面前举荐王安石，希望对他委任更加重要的官职。韩琦不甘落后，也向赵顼举荐王安石，并且将王安石引为自己的门生。再加上欧阳修和韩维等人的推波助澜，以及赵顼本人的一心求治，王安石的政治前景之乐观也就可想而知了。
执掌朝政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王安石正式进入朝廷之前，赵顼已经对最高权力阶层进行了一场大换血。曾公亮、欧阳修、文彦博和吴奎等大臣纷纷担任要职，而韩琦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已经被驱离出核心权力层。赵顼虽然年仅20，但是仅从这套领导班子的组合来看，就足以表明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比如曾公亮和欧阳修，都是持重老成的大臣，只要有他们坐镇，就不怕朝政紊乱。与此同时，他也提拔了很多新锐之臣，在他们的作用下，北宋政权的革新又势在必行。当然，新锐之臣中还有一位属于重中之重，那就是王安石。
宋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受到了赵顼的召见，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当时，王安石想要觐见皇帝，也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和流程，因而赵祯的直接召见，足以表明对王安石的重视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同时他也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他的满腹经纶，即将在这次召见中显露。史料记载，君臣二人之间的此次会谈，进行到当天深夜，赵顼从来没有如此长时间地接待过一位臣子，王安石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兴奋。
当天夜里回到家中，王安石彻夜未眠，他将自己与赵顼的谈话进行书面整理，最终写出了一封《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这封奏疏中，王安石纵横捭阖，论述天下大势，切中时弊，力透纸背。当赵顼看到这封奏疏之后，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无比坚信，王安石就是那个帮助自己中兴大宋的理想人选，一场改天换地的运动也随之酝酿开来。然而，在王安石的内心深处，还存在一层忧虑，那就是赵顼年轻气盛。此时的他虽然锐意进取，但是改革成功必定面临重重险阻，只要他稍有沉不住气，很可能就会以虎头蛇尾收场。因此，赵顼越是着急，王安石就越是动作迟缓，因为他深知，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逐步实行为好。
在当时，由于宋朝政府奉行以文抑武策略，国家权力逐渐转移到文人手中，但是自古文人相轻，拥有了权力的文臣更是极善相互攻击，其中尤其以谏官为主。所谓谏官，最早分为两种，一种监察王室和宫廷，一种监察百官，皆由宰相节制。但随着皇权的集中，谏官改为只对皇帝负责，监察包括宰相在内的百官。久而久之，谏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只要他们攻击谁，即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也能得逞。发展到赵顼一朝，谏官势力已经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自己不做任何实事，却对每一个做实事的大臣妄加评论和攻击，偶尔还会对皇帝指指点点。因此，王安石想要推行改革，首先就要杀一杀谏官的威风。
赵顼对于王安石的想法予以大力支持，授命他为文德殿讲师，名为和谏官们坐而论道，实际上是要通过辩论让谏官们理屈词穷，知难而退。由于王安石满腹经纶，当朝的大多数谏官都不是他的对手，几番激辩下来，王安石开始占据上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就是他曾经的朋友和盟友———司马光。王安石是一个凡事从现实出发的政治家，因而主张对朝廷礼法进行全面革新；但司马光却是一个凡事从历史出发的理想者，因而主张改良旧法。双方都有坚实的理论依据，辩论也进行得势均力敌，一时间难分难解。最终，由于赵顼站在了王安石一边，司马光不得不败下阵去。
应该说，在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任何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发生争斗，皇帝选择站在谁的一边，都将直接左右结局。王安石代表的革新势力虽然羽翼未丰，但是毕竟源远流长，又代表着普天之下所有读书人的意愿，因而在赵顼的支持下，没有丝毫悬念地占据了上风。不过，赵顼想要重用王安石，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那就是让他出任宰相。但宰相乃是国家重器，皇帝想要任命宰相，也必须通过主要大臣的同意和支持。而赵顼需要询问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欧阳修，另一个则是曾公亮。欧阳修自不必说，曾公亮虽然已经对王安石心存芥蒂，但是一来他先前举荐过王安石，二来他是极聪明的人，心中知道赵顼已经决定重用王安石，于是也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重用王安石。
就这样，在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赵顼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王安石居然上书请辞，理由是自己升官太快，不符合国家的体制规定。赵顼虽然年轻，也知道王安石此举是对职位的不满，何况他已经多次以退为进，想要谋求更高的权位。而在副宰相之上，就已经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在重文轻武的宋朝，这一官位意味着绝对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仅仅在一年之前，王安石还仅仅是一个居家丁忧的挂职官员，此时也不过是一介翰林。虽然此前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政治经验，但是在朝廷当中，基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锤炼和打磨。
事实上，王安石的做法也无可厚非，推行改革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权力过小，哪怕有皇帝的支持，也会处处被掣肘，何况当时的宰相富弼乃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因此，在性格倔强的王安石看来，赵顼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是对改革的没信心，是对君臣二人之前达成协议的一种背叛。然而，如果站在赵顼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却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王安石虽然极合他的心意，但是毕竟根基不稳，如果信马由缰地让他去推行改革，势必搅得朝政大乱，到时候不要说改革，即使维持稳定都会成问题。如此一来，君臣二人陷入了尴尬的僵持当中，谁也不肯做出让步。
关键时刻，又是欧阳修出面调解，即便是当年的寇准执掌朝政，也还有一个牵制他的毕士安。因循守旧的人不仅都是一些奸佞小人，也有很多为国为民的正直之士，只不过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风险而已。毕士安虽然也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但是他和寇准珠联璧合，也创下了大宋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毕士安的保驾护航，就算赵祯鼎力支持寇准，很可能也无法完成万世瞩目的伟业。欧阳修的劝导，从根本上对王安石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何况他所言的道理句句发人深省。王安石得到他的指点，也就主动做出让步，上书表示愿意接受参知政事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