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发挥余热
第四章发挥余热
范仲淹自解任四路安抚使之职后，就一心求退，想要闲居养病。但是一颗为国为民之心，还是让他始终记挂着天下百姓，因而只要情况允许，他就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各地百姓谋求福祉。正因为如此，范仲淹虽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远离朝堂，却依旧心系社稷，直到发挥尽自己的最后一丝余热。如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来评论范仲淹，那么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点，范仲淹都做到了。他推行新法，稳定西北，写就《岳阳楼记》，成为当时、后世读书人的楷模。
邓州任上
邓州是中原大州，不仅政事宽松，而且距开封不远。范仲淹意识到自己将要被贬时，主动上书，要求到邓州去做知府。事实上，范仲淹之所以请求出任邓州知府，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赵普和寇准都曾担任这一闲职。由此便不难看出范仲淹的心迹，他虽然无力再与自己的政敌抗争，但是只要社稷需要，他还是愿意为国效力。可惜，范仲淹的政敌并不这样想，他们见范仲淹主动上书请任邓州知府，认为他“贼心不死”，想要再次进入朝廷主政，因而对他的警觉丝毫没有放松。
相反，此时的范仲淹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洒脱，地方官到底不比在朝为官繁忙，他也就乐得一边将养身体，一边处理政务了。事实上，之所以允许范仲淹出任邓州知府，赵祯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皇帝，他不仅担心范仲淹威胁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会警惕一众小人做强做大。把范仲淹留在邓州，就是要震慑那些肆无忌惮的大臣，让他们安心臣服在自己脚下。因为只要他们有不轨举动，赵祯就可以召范仲淹入朝为相，对他们展开打击。而只要有赵祯的支持，就算他们闹出的动静再大，凭借范仲淹的威望和能力也可保无忧。
即便如此，范仲淹在登州知府任上仍然大有作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兴办当地的教育。由于邓州知府多为朝廷贬谪官员，因而历任官员对于当地的建设并不用心，这就造成邓州虽然是临近开封的中原大州，各方面发展却非常滞后。范仲淹在邓州大举兴办学府，立即为当地注入了一丝活力，从此在邓州走出的学子，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出任朝廷的职位也越来越重。曾在宋庆历六年（1046）状元及第的邓州学子贾黯，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范仲淹对他的教诲一生受用不尽。
为了开化当地的文学风气，范仲淹还在邓州城外选取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春风堂，一有空闲就亲自前去讲学。在他的带动下，春风堂成为当地的文学圣地，吸引了很多大儒前去授课，同时也有很多学子前去求教。除此之外，范仲淹还兴建和修缮诸多文化旧址，以至于邓州城内处处都被文化气息渲染，读书成了邓州百姓吃饭睡觉之外最重要的事情。而在此之前，邓州民风古朴，崇尚武力，读书人的数量极少，且大多不被尊重。经过范仲淹的一番开化，邓州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老幼妇女亦少有目不识丁者。
当然，作为一方官员，范仲淹在政绩方面也是非常卓著的。从到任开始，他挑选得力的下属深入各地调查，兴修了一大批基础水利设施，百姓受益无穷的同时，也为国家税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范仲淹还精简了官员编制，所用之人多为精干官吏，一时间整个邓州可谓政通人和。此外，范仲淹还鼓励百姓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行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养蚕缫丝，此举大为发展了邓州的民生经济，提供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当时，朝廷曾有调令，让范仲淹到其他地方为官，当地百姓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范仲淹留任，最终获得朝廷恩准。
这一时期，范仲淹的老友相继凋落，也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悲悯。尹洙是范仲淹的好友之一，他为官清廉，老年病重却无钱买药。范仲淹闻讯后上书朝廷，要求将尹洙调任邓州为官，以方便他得到自己的照顾。等到尹洙终于赶到邓州，早已是病入膏肓，实际上他也只是想见老友最后一面。虽然得到范仲淹细心照料，尹洙还是在不久之后黯然离世，范仲淹如约奉养了尹洙一家人。而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而且疾病缠身多年，行动已经多有不便。
为了将养身体，范仲淹开始抽出大部分时间游览山水，用以愉悦自己的身心。而文人游览山水，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因此这段时间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一次，范仲淹和赶来造访的欧阳修同游邓州城外的百花洲，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百花洲图》，寄给好友晏殊聊表怀念。晏殊也已经到了颓暮之年，接到画作后立即高调回诗一首，在当时还曾传位朝廷上下的美谈。当然，晏殊此举，也是为了暗示范仲淹的政敌，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进入朝廷执政的心思，其最深一层的目的乃是为了保护范仲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的千古名作《岳阳楼记》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成为当时后世读书人的最高品格。一般认为，这句诗也成了范仲淹的人生写照，作为忠实的儒家学者，他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耗尽毕生心血为百姓谋福祉，哪怕遭受小人陷害和打击也在所不惜。由于其高超的文学造诣，范仲淹不仅作为北宋名臣被史家推崇，同时也成为夺目的文学巨匠，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的带领下，北宋的文学创作达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高峰，同时也成为我国整个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个时候，由于范仲淹的主动退让，朝廷当中针对他的政治清算运动也已经进入尾声，这让他终于可以高枕无忧地安度晚年了。当然，范仲淹的变法大计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意义却影响深远，北宋后来的诸多有志之士，都曾发起改革，其具体内容多参照范仲淹的改革方案。更为重要的是，范仲淹沿袭甚至发扬了北宋一朝由寇准兴起的浩然正气，使得百姓期待正直的官员出现，而正直的官员又期待像寇准和范仲淹一样的人出现。如此一来，读书人就找到了自己崇敬和效仿的对象，有这些后来人不绝如缕地倾注于国家社稷，才让大宋王朝得享了320年国运。
慈善第一人
范仲淹在邓州知府任上期满三年，按照惯例，应该进行调派。而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人生阶段，所以他主动上书，请求朝廷让自己到风景秀丽的杭州去，很快获得朝廷的同意。于是，在宋皇祐元年（1049）正月，已经年过花甲的范仲淹登上了前往杭州赴任的道路。到了杭州之后，范仲淹照例上书向赵祯表示感谢，然后就开始每日寄情山水和诗词了。在范仲淹看来，西湖是当年范蠡隐居的地方，此时正好契合了他的心境。至于范仲淹在朝廷里的政敌，看到他远赴杭州，也终于不再以他为患，范仲淹的晚年看似可以安然度过了。
但是，就在他到任杭州的第二年，江浙地区忽然出现大面积水灾，洪流吞噬了无数农田，杭州也在受灾之列。范仲淹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以赈济受灾百姓，避免了饿殍遍地的惨况。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做出了一系列举措帮助百姓渡过灾荒。首先，他向朝廷申请修建基础设施，得到朝廷的允许和支持后，他立即带领灾民开始行动。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加强杭州地界抵御灾害的能力，同时也让大量百姓得到工作机会，从而能够养家糊口；其次，范仲淹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从那些未受灾且物产丰饶的地区大量调集粮食，囤积在杭州向百姓出售，从而避免了不法商贩随意抬高物价；最后，范仲淹还大搞划龙舟等娱乐活动，彻底扫清了杭州百姓受灾之后的心头阴霾。
由于范仲淹的大力运作，杭州虽然处于重灾区，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为此，朝廷还对范仲淹颁发了嘉奖令，赵祯更是派遣钦差大臣到杭州封赏范仲淹。当时，有人攻击范仲淹，认为他在大灾之年贩卖粮食，又大举开展工程建设，还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乃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这种攻击在事实面前很快不攻自破，因为其他地方的百姓都在流离失所，逃荒的队伍连绵百里不止，道路两旁尽是被饿死的百姓。而杭州不仅本地百姓生活无虞，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有大量在杭州得到安置，范仲淹的做法虽然有反常规，但是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除了这次大灾，范仲淹在杭州任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清闲，在他的诗作当中，也留下了很多记述当地名胜的文字。下面摘录一首《和运使舍人观潮》：
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谁能问天意，独此见涛头。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万迭云才起，千寻练不收。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
从这首诗当中，不仅可以看出范仲淹的文才恢宏和胸襟广阔，也能看出他的心中已经全然没了政事牵挂。这个时候，范仲淹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且常年病痛缠身，能够被杭州美景涤荡一番身心，其心情之愉悦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即便范仲淹已经忘了政事，但心中还是留存着对百姓的牵挂。这一次，范仲淹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父老，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事，具体来说就是创办义庄，或者说做慈善。
在我国古代，乡土观念向来都是深入人心的，读书人更是讲求衣锦还乡。很多成就一番事业的朝廷大员，最终也会选择落叶归根，回自己的家乡置办田地并修建宅院。范仲淹的身世比较特别，他的家乡是苏州，出生在真定府，又在长山长大，最终定居在了洛阳，并且在全国各地做官。但是在范仲淹的内心当中，一直把江苏当成自己的家乡，因而他总是想着为这里的百姓做些事情。于是，当创立义庄的想法出现后，很快就在范仲淹的头脑中酝酿成行，并随之付诸实际行动了。
所谓义庄，就是有钱人置办一个较大的独立产业，不设定具体的拥有者，交由专门的团队运作，以救助贫弱者为责任的民办机构。范仲淹救助的主要对象是他的同族，为了明确救助的目标，他还重新修订了族谱，同时也得以把母亲和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范仲淹此举，可谓大人大量，我们前面说过，范仲淹母子最初乃是被当地范氏扫地出门的。虽然继父朱文翰并没有为难他们母子二人，但是寄人篱下的屈辱，从范仲淹年轻时愤然前去应天府读书就可见一斑。
对于在苏州设立义庄，范仲淹的子女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范仲淹既然已经把母亲谢氏埋在了洛阳，就应该把洛阳当成家乡，即便要建立义庄，也应该在洛阳。当然，闲居洛阳的朝廷大员数之不尽，却从来没有人建立义庄。因此，子女们也在劝范仲淹放弃此举，改为在洛阳置办田园，然后回去养老。范仲淹的回答颇具智慧，他告诉子女们，置办田园是为了自己，而创立义庄则是为了别人，二者不可相提并论。何况自己年事已高，大兴土木修建园林，动辄数载，多则十余年，自己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退一步讲，洛阳的园林比比皆是，主人多是自己的故交挚友，想要去哪里都是畅通无阻的。
主意已定，范仲淹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苏州陆续购置了良田上千亩，从此极大限度地保障了当地范氏一族的生活。事实上，范仲淹之所以创办义庄，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那就是为苏州范氏一族的后人创造基本读书条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科举制度的出现和实施，打破了士大夫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再贫贱的人都可能通过科举考试一飞冲天，成为真正的富贵者。江浙地区自古就是我国读书人的盛产地，其强大的知识底蕴自然不容忽视，但是其基本的社会保障也可谓作用甚大，而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就是一个缩影。
范氏义庄自创办以后，历经数代，直到日本入侵才被破坏，前后持续时间长达800余年。除此之外，范仲淹在第二故乡长山也创办了义庄，只是规模相比苏州要小一些。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其子孙也多有为义庄出钱出力者，他们或者耗资置办良田，或者直接将自己的良田转给义庄，遂成就了我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资历最深、作用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慈善事业。1977年，范仲淹后裔范止安先生还曾创办“景范教育基金会”，对我国多个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鞠躬尽瘁
范仲淹在杭州知府任上期满后，原本打算退职回洛阳养老，朝廷批复的公文都已经下发到了他的手上。但是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宋皇祐三年（1051），青州（今山东青州）忽然发生严重旱灾，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当中。这个时候，虽然范仲淹的病情恶化已经非常严重，但是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他还是不假思索地出发了。
此去青州，范仲淹路过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长山，拜访了自己儿时的相亲朋友。一别数十年，乡亲父老又极为热情，范仲淹的心情可谓此起彼伏，感叹良多。当时，正值春花烂漫时节，乡亲们扶老携幼迎出数十里，吹吹打打的队伍一直把范仲淹送到老宅。在经过当年读书的地方时，范仲淹忍不住入园参观，物是人非间感慨颇深。接下来，范仲淹又在亲朋好友的带领下参观了长山的各处景观，虽然当年的玩伴此时都已两鬓斑白，但是那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还是让范仲淹兴奋不已，以至于他在长山一连停留了数日之久。
当然，不管范仲淹如何留恋长山，赴青州上任才是他的紧要任务。因此，在拜别乡亲父老之后，范仲淹终于赶到了目的地青州。朝廷非要派范仲淹到青州，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此地灾情的严重性，范仲淹到任之后也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开展救灾事宜。这一次，范仲淹面临的情况比在杭州时更加棘手，因为当时的青州是整个灾区受灾最轻的地方，为此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难民。前任青州知府只知开仓放粮，不仅没有解决青州的问题，反而招致了更多的难民，以至于青州从受灾最轻的地方瞬时成为受灾最重的地方。
范仲淹接手救灾事宜后，首先还是解决粮食问题，他全面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人脉，向最近和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地区借粮，同时派遣心腹干吏前往朝廷周旋。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地百姓每天都有人饿死，并且有明显的恶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命令，就是拿出青州各地驻守部队的军粮赈济百姓。动用军粮，在当时乃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军队是一方局势的“定海神针”，如果连军队都乱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局势必然面临危机。因此，范仲淹动用军粮的做法，显然具有很大风险，一旦出现差池没人能负得起责任。
不过，在范仲淹看来，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救济百姓。于是，他派人把申请批准的奏疏送往朝廷后，不等回复便果断开放军粮赈济百姓。与此同时，范仲淹还下令减免各地百姓的赋税和欠账，并且允许商人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由于范仲淹具有足够强大的威信，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也无论面对如何艰难的处境，整个青州都没有出现暴乱迹象。就这样，范仲淹带领灾区人民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当朝廷批复同意和救灾钱粮终于送达青州时，范仲淹已经因为连日操劳而病重卧床。
消息传到朝廷，赵祯立即派出使臣带着封赏和御医前往青州。但范仲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他只能勉强支撑着接受封赏，对于御医的嘘寒问暖根本无力应答。最后，当使者离开青州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是与范仲淹相见的最后一面，因而问他还有什么事情交代，自己会帮他转告赵祯。范仲淹随即命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名单，交给使臣带回朝廷，那是他到任青州之后，新近发掘的一批青年官员，范仲淹希望这些官员可以得到朝廷的关注和提拔。与此同时，范仲淹还递交了一封奏疏，他想回到定居地洛阳，见自己的亲人最后一面。
很快，朝廷批复同意的诏书下发到范仲淹手中。他强打精神，在仆人的搀扶下登上马车，在万千百姓的送别声中，终于踏上了遥遥回家路。然而，病体沉重的范仲淹已经禁不起路途颠簸，在途经徐州（今江苏徐州）时，他的病情陡然加重，因而只能暂时留在徐州将养。这个时候，范仲淹在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利用少有的清醒时间，写了一封《遗表》，对当时的天下大势作出分析，同时附上自己的治国方略，为国为民贡献了最后一丝余热。
在《遗表》的内容当中，范仲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的变法申诉，他仍然坚持自己当初的立场，希望赵祯能够选用得力大臣，努力推行新法，哪怕只是部分推行也好。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变法失败之后，欧阳修和韩琦等人都曾上书辩护，但是作为变法主要负责人的范仲淹，却始终一言不发，甚至主动请求调任西北。这是因为范仲淹心里很清楚，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赵祯的不坚定，而这种不坚定显然是来自对他的不信任。如今，自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被赵祯怀疑的必要，所以他才做出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改革能够在自己身后实现。
宋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病重不治的范仲淹在徐州辞世，享年64岁。消息传出后，整个华夏大地为之肃穆，赵祯下诏停朝一天，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怀念和敬意。全国各地自发悼念范仲淹的行为，更是数不胜数，就连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追悼范仲淹。很快，赵祯的诏书传到范仲淹的子女手上，他想知道自己还能为范仲淹做点什么。范仲淹的子女秉承了父亲的意愿，只求得到朝廷允许，尽快把范仲淹的遗体运回洛阳安葬，立即得到了赵祯的同意。于是，范仲淹最终被安葬在洛阳万安山下的家族陵园，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等，都有祭文送上，后世作文追悼者更是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