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坏了日本人的好事

随着杜月笙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渐渐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

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南京政府的一项特殊使命——先下手为强，瓦解日本人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的构想，将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领导人选“解救”到香港。

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想要快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将兵力投入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于是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议和，但面对日本人苛刻的议和条件，南京政府断然拒绝。

日本人恼羞成怒，内阁总理近卫文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

今后，日本政府不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期望由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日方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邦交。

之后，日本人开始着手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狼子野心。而自1926年段祺瑞垮台后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即所谓的安福派人，成了日本人争取的主要对象。这些人多半亲日，而且大都很有官瘾，因此，要说服他们放弃汉奸“官位”，远逃香港，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而杜月笙接受的，正是这个棘手的任务。

当时，戴笠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且实际上主持着军统的事务。杜月笙此次任务的经费，正是由戴笠所拨。

杜月笙接到任务后，经过一番谋划，决定请吴家元出面，帮他完成戴笠托付的使命。

吴家元曾是北洋军阀张宗昌的帐下谋士，因此与北洋遗老十分相熟。而且，吴家元的两个朋友——李择一和何益三，是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之一的“松”机关首领和知鹰二的手下，凭着与这两人的关系，吴家元可以自由出入沦陷区，而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

而且李择一既是安福旧人，又算是杜月笙的朋友，可以为此事出力。

另外，为了保险起见，杜月笙还请出“松”机关中的两位朋友朱秀峰与陈兰帮忙，暗中穿梭于港沪、港津的路上，对于那些被日本人相中的“汉奸名单”上的昔日大佬，不遗余力地分头拜访、诚心劝说、拍胸承诺，并充分安排，最终，居然在敌伪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把名列“汉奸名单”的大部分北洋大佬给“解救”了出来。

如此一来，日本人处心积虑拼凑起来的傀儡政权领导人阵容，竟然一瞬间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些不入流的人物，在那里强力支撑。

这段时间内，由杜月笙“解救”到香港的北洋遗老主要有：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章土钊、外交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等等。

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皖系大佬，刚到香港时，都被杜月笙安排住在了杜公馆。每次酒宴，放眼望去，恍然有时空穿越之感，仿佛是段祺瑞政府的内阁复活，聚在一块商讨国家大事。因为，这些人，再加上早就来港的、曾经担任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28任国务总理的许世英，在杜公馆凑在一起的段祺瑞内阁成员竟然有六七名。而当时的段祺瑞内阁成员，总数才不过十名。

除了“解救”皖系大佬，坏了日本人组建傀儡政权的好事，杜月笙还顺便搅和了日本人在上海组织的“市民协会”。协会中的21名委员，在杜月笙的动员和安排下，要么逃到了香港，要么在租界藏了起来。反正，日本人苦心拉拢的21名“市民协会”的委员，忽然之间都不见了踪影，所谓“市民协会”也处于了名存实亡的状态。

此外，杜月笙还把上海滩另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劝到了香港，这些人中有前清遗老、北洋遗老、文人学者，等等。那些选择暂时留在香港的，杜月笙也派留在上海的杜氏门人好生照顾，按月送钱，尽最大力量避免他们落水当了汉奸。

经过杜月笙的不懈努力，日本人于1938年3月27日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维新政府”时，只能矬子里拔将军，靠一些没什么名望的小角色勉力支撑。

比如，“维新政府”为首的竟只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秘书长梁鸿志，由此可见这个傀儡政权的班底之差。

而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杜月笙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