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战争风云（上）》（12）
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像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像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碑都在九十华氏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起来像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像火星上的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三文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间小办公室、次等的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但是他们和他坐到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像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儿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其实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的。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然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夫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德国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像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像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像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待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一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
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一些咖啡。其他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一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
“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打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儿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多的机会做一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
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1)总统，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儿好笑。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着一件金纽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
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午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儿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哧哧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