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
郭明俊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时代问题、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发展经验的整合与吸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也是对*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是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而提出的，是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表达和战略思想。但是，这样一种发展观又具有普世意义。它对解决当代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它所蕴涵的基本价值精神和价值理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反映了当代全球人类共同理想和美好愿景，能够被全球人类普遍认同和遵循。
一、科学发展观对解决当代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面对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而提出的新的社会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反思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毋庸讳言，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地区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严重短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滋生蔓延、人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关系的日趋紧张，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果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和发展停滞。正是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面临的严峻现实，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锐意进取，适时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科学的发展方向。
显而易见，科学发展观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是我国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针对我们具体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当代中国面临生存危机的现实背景中提出来的。但是，因为生存危机问题是我们时代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就使得科学发展观理论本身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毫无疑问，生存危机是当代全球人类共同遭遇的问题。而导致这种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和盛行的传统社会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可以归为“经济主义发展观”，即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发展经济的唯一目标是经济gdp的增长，或者把gdp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经济主义发展观在理论上贯穿着一种“基本假定”，那就是“经济增长无限论”和“资源无限论”的“假定”，并在这种“假定”当中谋求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大自然实际上能够为人类生存所提供自然资源的数量却是“有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形成的关于世界经济增长问题的调查报告——《增长的极限》已经给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它已经使我们认识到地球的有限性以及以现有速度开发资源的不可持续性。
传统发展观的严重后果，就是激发了人的无限感*望，把人类引向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从而导致有限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乃至枯竭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人类整体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正如克利考特所说的那样，“从经济主义的发展眼光来看，只管毫无区别地使用gdp一类的累积指标来衡量所有市场交易过程的好坏，而不管它们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或是破坏性的。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掘自然资源来增加gdp，这就好像一群病人拼命滥用药物和医疗设施一样，药量和费用在不断增加，但病人健康状况改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扩张，这种发展观仍然在当今人类生活中大肆流行，世界各国政府基本都确立了这种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因此，当代人类所面对的这一生存困境就越发严峻。西方学者对这种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等等。这些著作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当代全球共同面对的最大生存问题是生存危机。这个共同的问题迫使我们应该共同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因为发展问题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个别国家和民族内部的限制，拓展到世界范围。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危机与当今全球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也是传统的“经济主义发展观”的“后果”。因此，中国政府为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构建了一种合理可行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概括为：以“以人为本”为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和谐社会”为发展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发展的核心动力，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发展道路。这一发展模式是在总结中国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体现了对我国发展特征和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对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同时又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为借鉴，包含着对世界性发展问题的回应。因此这一模式和道路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
*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就是说，“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问题在于如何发展？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放眼世界，我们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以往的发展中，由于过于偏重经济增长，产生了盲目追求和崇拜gdp、用“物本”代替“人本”、用“增长”代替“发展”的错误倾向，由此导致了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着“人与自然冲突加剧，人与人矛盾尖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衡，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倾斜，增长追求与发展追求对立。”这也表明，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上，都存在着不和谐、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弊端。正因为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发展速度降了下来。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理想中的现代化，而是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经济增长不稳、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政局不稳等社会问题暴露出来。”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就与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相“契合”，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要求；并且，它倡导发展要“以人为本”，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全球普遍存在的发展同人自身的“异化”现象，而且这种发展理念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吸引力和亲和力，更易于被其他文化理解和认同，更具有世界通用性；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为“如何发展”指出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毫无疑问，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它对于克服当今世界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不和谐、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弊端，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它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构建自己的发展理论和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事实正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学者雷默于2004年5月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概念中就包括对中国新发展理论的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世界那些正在苦苦寻求发展之路，力求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又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自己文化理念和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提供了新的出路。当今，中国的发展经验、模式、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和讨论。2004年10月23日日本记者饭野克彦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文章强调，“华盛顿共识”如今正在被可称做“北京共识”的声音所取代，中国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青睐。拉美、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也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重视。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强调，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埃及出现了一批研究新世纪中国崛起道路的学者，希望从中找到一条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道路。此外，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俄罗斯、东欧、越南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在中国的发展中寻找着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强调要学习中国模式。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观念、发展道路正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发展道路正成为吸引其他国家的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认为，如果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它的重大意义不是在中国力量的增长方面，而是这一模式的世界性意义，即中国发展经验本身将对美国模式构成重大的冲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因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不同，其他国家未必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的模式，但我们相信，在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确实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科学发展观之价值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普世性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而且，它也蕴涵着一些基本的价值精神和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精神和价值理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反映了当代全球人类的共同愿望和美好追求，同样具有普世的意义。
一般来讲，任何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精神和价值理念，毋宁说，都离不开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当代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遵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就包含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精神、法治精神等价值理念和精神，对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已经成为当今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在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中，既蕴涵着对源于西方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和法制精神等普世性内容的肯定，又包含着对社会公正、和谐、生态、人文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追求和弘扬。
我们应当肯定，源自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给人类的智慧、创造力和生产力赋予巨大的力量，使得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大多数人都过上了物质富裕的生活。一言以蔽之，现代性价值观对推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在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同时，又埋下了令人类前途堪忧的种种祸根。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全球问题”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的缺陷密切相关，或者说是由于现代性价值观的误导所致。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的缺陷突出体现在它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经济主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及其内蕴和衍生出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正是在这些价值观的误导下，导致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扩大、战争和冲突频繁、恐怖盛行以及人际淡漠、信仰危机、道德失范等等，给全球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使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生存皆被引向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轨道，导致了人类生存状态极端的“物化”和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精神对弥补西方价值观之不足、克服当代全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持“五个统筹”，强调在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效率的同时更要提高社会的公正、公平，包含着对社会公正、公平价值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对解决全球社会的贫富差距、东西方对立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地区的不公正待遇等问题有启示意义；科学发展观追求的发展目标就是“和谐社会”，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代际和谐、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等等，这种“和谐”的价值理念，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要义；科学发展观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共同、协调的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统一的发展。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对全面、协调、生态等价值的追求和承诺，尤其是生态价值观，已经成为全人类高度认同的最重要普世价值观之一；犹有进者，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所体现的人文价值精神，是当今最需要的一种普世价值（精神）。毫无疑问，“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就其强调关心人、为了人、以人为目的而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中都包含着这一价值内涵。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也同样体现了这一价值关怀。但问题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了这一精神。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上虽然已经极为“富饶”，但就其体现社会公正、体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言，“以人为本”在他们那里也还是一个远没有实现的课题。毋宁说，当代社会非但没有实现“以人为本”，反而加剧了人在物质面前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物质丰富，精神痛苦”。人已成为“单向度的人”。就是说，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却在精神上“孤苦伶仃”，过着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马尔库塞语）。人沦为“物欲”的奴隶，丢去了自己的灵魂，从而引发人的精神失落、道德淡薄、人性异化、人格扭曲，弥漫于当今世界的诸如吸毒、性乱、邪教、自杀、恐怖、仇视等现象，就是精神失落和人格扭曲的产物。凡此种种，都是“物本”取代“人本”的结果。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于疗治当代全球社会的各种“精神疾患”，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乃至“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功效。
总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社会公正、和谐、生态、人文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反映了当代全球人类的共同愿望和美好追求，对当今普世价值的建构将有巨大的贡献。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普世意义的最主要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参见程新英，发展的意蕴：发展观的历史嬗变与科学发展观的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赵馥洁，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永年，“中国模式”广受世界关注[n]，参考消息，2004-12-30.
[5]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