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审美活动中的自我与他人——审美创造价值观简论

段建军

（西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生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在世界中与“他人”共生共存，这就意味着，“我”的一生必然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他人”，“我”为了进行正常的生存，必须认识“他人”、理解“他人”、容纳“他人”，或者否定“他人”、排斥“他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与“他人”隔绝，让自己脱离与人共生共存的关系，形成一种孤立的生存状态。

绝对孤立的生存，就是生存于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里，不与“他人”相遇，看不见“他人”，也不被“他人”看见，不用搭理“他人”，只需关怀自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听起来非常理想，做起来却不切实际。因为，“存在意味着交际，意味着也为他人存在，意味着被人听到和看到。”“我”在实际的生存活动中不能缺少“他人”，没有“他人”用“我”目力不及的“超视”（n36ыtokвnдehnr）从外部为“我”勾画轮廓，“我”就缺少清晰完整的外部肖像，没有“他人”用“非我”的精神活动与“我”对话交流，“我”就不能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不能真正的形成完整的“自我”。同样，“他人”也需要“我”从外部运用“他”目光不及的“超视”，触摸“他”的轮廓，勾勒“他”的边界，用非他的精神与“他”对话交流，形成他的自我意识。每一个自我都需要“他人”的“超视”目光来观照自我的形象，用非我的精神来唤醒“我”的自我意识。“我”与“他人”相依相存，“我”需要“他人”见证“我”的生存形象，精神形态，评估“我”的人生价值，生存意义，反之亦然。这一思想在审美活动中显得特别重要。

巴赫金认为，审美活动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两个意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价值层面，他们之间积极生动的价值评判事件是审美活动的实质。审美事件不可能在一个主体的内部得到完成，“生活的主体和塑造这一生活的审美积极性的主体，原则上是不能重合的。主人公作为生活中人，既不愿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封闭在特定的界线之内，从而凝固为缺乏弹性的个性形象。每个生活中的“我”都从自身的生存位置出发，通过不断扩张自我的生存边界来实现自我，在“我”看来，生活是永无完结的，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界线。如果生活真的被封闭在一种现成的界线之内，不再有远方和未来，“我”便会如处牢笼，痛不欲生。同时，“我”不可能在生活的同时，又抽身出来站在审美的层面上观照和评价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不同的位置，不可能在行动的同时又反观自身。当然，“我”可以审美地反思过往的生活（比如写日记和自传等），但作为审美创造者的“我”与那过去的生活之“我”，已处在不同的生存位置和价值位置上了，严格地说，如果前者是“我”的话，后者就是非我的“他人”，反之亦然。因此，对于生活之人来说，必须有站在“外位”的“他人”（即作者），用“超视”来为自身勾勒轮廓，赋予形式，并在审美的层面上赋予生活以美的价值和意味。对于作者来说，必有具体的主人公的生活素材，作为自己审美创造的对象，否则，审美形式就无所依附，审美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审美事件作为两个主体共同参与的交往事件，必须建立在相互“外位”的基础之上。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与主人公分别从审美和生活两个层面出发，积极地实现自身的生存个性，作者在塑造主人公的个性形象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艺术个性深深地烙刻在其中。审美创造的特点就在于，它极大地包容着生活的丰富性和价值的多样性，审美交往的最终结果是“我”（作者）中有“他”（主人公）、“他”中有“我”，同时“我”与“他”又截然有别、泾渭分明。

在审美创造事件中，“作者”和“主人公”占据着不同的存在位置，发挥着不同的积极性，担当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巴赫金认为，审美创造的对象，是以主人公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审美创造的任务就是为这一生活塑造形象，它要求作者站在主人公及其生活的“外位”，利用审美“超视”，为主人公及其生活勾勒边界、描画肖像，使其成为“有意思”的形式。

“作者”坚持自己的“外位”立场，是生活世界变成审美世界的前提。“作者”只有坚持价值“外位”立场，才能在与“主人公”的对话中迸出思想的火花，才能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审美的评价，才能使“主人公”的生活从现实的变成审美的。巴赫金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移情美学”，他认为，从生存位置的不可重叠性来看，绝对的移情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完全地放弃自己的位置而占据“他人”的位置，因此，“他人”的生存体验，总有某些方面是不为“我”所知的。另外，仅仅移情本身还不是审美的活动，它的内容是伦理性的，它更多地导向理解、同情、怜悯等伦理行为。审美创造的目的不是翻来覆去的体验已有的或可能有的生活现实，而是充实和丰富这个现实，让它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移情只有作为审美创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是具有意义的，在审美移情之后，审美创造的核心任务，是在主人公及其生活的“外位”，运用“超视”为生活勾勒轮廓，赋形赋义。

“审美主体在存在中的唯一位置，他的审美能动性的唯一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脱离开审美观照的建构整体的一切因素而处于其外位……主体的外位，空间上、时间上、价值上的外位（即移情与观照的对象不是自我），使得主体首次有可能发挥组建作品的审美能动性。”“外位原则”强调作者的审美积极性，不是在“主人公”的生活内部实现的，而是在这一生活的外部，更确切地说是在主人公的“边界”上实现的。在“边界”上，作者既可以入乎其内对主人公的生活进行有效的审美移情，以获得生活体验；又可以出乎其外，为这一生活划定边缘，勾出轮廓。一旦“边界”确定了，生活就可以在审美的层面上另行配置和组建。“外位意识”是“边界”意识，又是超功利意识，它是审美意识产生的前提，它为作者带来一种“超视”能力，为他创造了一种发现人生乐趣，创造有意味形式的有利条件。

巴赫金认为，作者用“外位”立场，“超视”目光勾勒的“边界”，就是主人公的生存“形式”。“观照行为源于对他人内外的超视，因而是纯粹审美的行为。超视犹如蓓蕾，其中酝酿着形式，从蓓蕾中会绽放出花朵，这就是形式。”作者运用“外位”立场，“超视”目光，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含义三个方面，把主人公平凡的生活世界，勾画成富于意味的形象世界，让主人公模糊的脸庞变得棱角分明，让随波逐流的生活变得富于节奏和目的，让烦琐庸碌的生活细节变得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超视”是从“外位”获得的，没有对于“外位”的自觉，没有从“外位”审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的良好习惯，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超视”，不可能对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进行审美赋形。同时，作者从“外位”审视的主人公生活的“边界”，又是审美价值得以凝聚的焦点，是艺术与生活的对话交锋线，是有意味的艺术诞生之地，更是审美文化的活跃之地。审美创造通过勾勒“边界”，为生活内容赋予形式，为现实质料创造形象，通过对话交流，为主人公的精神描画肖像，为枯燥的人生添加滋味。

“他人—外位—超视”理论，一直是巴赫金审美理论贯穿始终的核心，文学和文化研究活动，则对其价值内涵进行了充实和丰富。在探讨“复调小说”所创造的思想形象时，巴赫金指出，一个思想要想获得形象，必须用“外位”于自身的“超视”目光进行观照，勾勒思想的“边界”；用“非我”的精神与“我”对话交流，描画“我”的精神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就是把思想型“主人公”及其声音放到众声喧哗的背景中，放到有众多思想交锋对话的场所中，揭示单个的声音和思想的特征，显现它的“边界”，描画他的可感可知的艺术形象。在探讨长篇小说的语言形象问题时，巴赫金一以贯之地指出，一种社会言语要想成为一种形象，就必须把它“镶嵌”到另一种具有他者性质的社会言语中，在一种异质的言语环境中，它表达意义的潜能，才会显出其丰富或贫乏的品性，传递思想的本领，才会显出活跃或机械性的特质，而对这些特长和局限地揭示，也就为它勾勒了轮廓、描画了肖像，语言的形象由此而产生。进一步来说，他者—外位—超视原则，是形象创造的核心原则，无论是塑造人的形象、思想的形象还是语言的形象，都要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

巴赫金眼中的审美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边界”（гpahnцa）文化，“作者世界的创作行为总是在审美世界的边界上，在给定现实的边界上，在躯体边界上，在心灵边界上……”这就是说，审美创造者是一个给对象勾画“边界”的人，他在进行审美创造时，必须置身于给定现实之外，确立自己的相对于主人公的“他人”身份，用“超视”的目光勾勒审美对象的“边界”。“边界”从来都是外向的，它不会面向自身，也不可能面向自身，谁都无法看到自身完整的“边界”，自己的“边界”是为“他人”存在的，只有“他人”才能用“超视”的目光看清，反之亦然。“边界”意识是一种“他人—外位—超视”意识，“边界”文化是一种“他人—外位—超视”文化。作者要为审美对象勾画审美“边界”，就必须用“外位”的立场审视对象，用“超视”的目光烛照对象，以“他人”的身份与对象对话，从而把世俗的生活世界，加工改造为艺术的形象世界。

审美创造作为一种勾画“边界”的行为，是一种“让—存在”的行为，作者通过划界活动让主人公“是其所是”而成其为存在。稳定而完满的“边界”，使主人公的生活得以完成，成为一个自足而充实的整体，对主人公的特性作了完整的揭示。如海德格尔所说：“形式，它是具有包围作用的界限和边界，它把某个存在者带入他所是的东西之中，使得这个东西站立于自身，刺激形态。如此这般站立者乃是存在者自行显示而成的那个东西，即它的外观，爱多斯，通过这个外观并且在这个外观中，存在者走出来，敞开自身，自行闪烁，并且进入纯粹的闪现中。”人的完整定型的存在，在变动不居、永无完结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我的生存过程是一个“去成为”的过程。如雅斯贝尔斯（k.jaspers）所说，“作为一个人，就是去成为一个人。”只要“我”还活在生活世界中，“我”就会把生命的触角伸向未来，为自己探寻新的生存可能，就不断会用可能的“我”来否定现实的“我”，把自己变成萨特所说的，那种永远是“是其所不是而又不是其所是”的存在。审美创造的“让—存在”活动，把“我”从川流不息的生活中孤立出来，使“我”凝固为稳定的艺术形象，并把“我”提升到更高的价值层面上予以肯定，这是对沉沦于生活之“我”的一种审美的拯救。然而，在现实人生的“去成为”过程中，“我”的精神总是出现在“我”的物质存在之外的地方，“我”不愿自己被封闭在确定不移的“边界”之内，而要在不断越界的过程中，“去成为”更加理想的自己，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自身重合，不可能以固定的形象存在。审美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让—存在”行为，在敞亮人的同时，也遮蔽了人的“去成为”的自由本质。作者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时候，忽视和抹杀了主人公的自由。作者的“让—存在”的行为，与主人公的“去成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了“我”与“他人”的区别和差异，“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关键，在与自我与他人具有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自我的时间是开放的、未完成的（nezaversen）、永远指向未来的；而他人的时间则被我们看做是封闭的、‘完成的’（zaversen）、仅仅存在于当下的。自我的位置不仅在这儿，它还跨越自身的限定性环境；他人则仅仅存在在那儿，我将他的身体以及他的环境建构成为一个统一体。审美创造活动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作者要行使创造者的“让—存在”权利，主人公要行使自己“去成为”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意志之间的张力和统一，使得审美创造的火花得以迸发。

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寓于特定的存在位置和有限的存在“边界”之内。完整的人是有限形式与无限内涵的统一，完整的人的形象是有限外观与无限内涵的统一。由于“我”从自身内部出发，并不能看到自己的“外观”，所以“我”的外观是由“外位”于我的“他者”通过“超视”构建起来的。但是，“我”的内涵则只能由“我”从自身内部来感知，任何“他者”都无法直接体验到。因此，单凭作者置身“外位”使用“超视”，并不能构成完整而真实的人的形象，在作者运用“超视”之前，必须获得主人公发自内部的体验内容。然而，“我”与“他人”的相互“外位”性，使得企图通过移情来获得“他人”的心灵体验变得不可能，因此，作者要想获得主人公的内部体验，必须要与主人公进行平等而有效对话，对话可以渗入主人公的内部，让主人公自由的进行自我揭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力图揭示的就是，一旦作者把自己的“外位”、“超视”，视为一种居高临下的特权，认为单凭自己的“超视”就可以揭示生活的真相，那就大错特错了。对“外位”、“超视”的滥用，导致艺术世界成为作者的个人独白，主人公的形象不再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而沦为作者表现自我的工具。这种霸权式的艺术不仅不能揭示生活的真相，相反把生活的真相遮蔽在作者个人的主观臆想之中。要想塑造真实而深刻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必须明白，艺术与生活是不同的，它不是在生活之上，而是在生活的“边缘”，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边缘”生活。因此，作者与主人公必须站在不同而又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有效的对话来共同揭示人和人的生活真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复调”艺术的典型，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不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缺席的客体，而是和作者共同在场的主体，他站在作者的对面，并对作者的讲述进行积极的回应，在这种平等而自由的对话中，在作者的不断探问和激发之下，主人公最深刻的个性、声音，即他的完整的世界观，就会在积极的回应中自行揭示出来，他真实的内部体验就会自行坦露。

人的内部体验的核心是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即“我眼中之我”。“我”要形成“自我意识”，就必须与“他人”对话，必须面向“他人”进行自我揭示和自我评价，而这种揭示和评价永远是察言观色、留有后路和永未完成的。

现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到胡塞尔，都坚持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认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眼中之我”是直接通过内在意识的直观而达到的，并不需要外界的确认或自身的反观。但是，人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此时之“我”与彼时之“我”是不同的，内在意识所直观到的静止不动的“我”，绝不是“我”自身。事实上，“我”对自身并不是直接拥有的，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断地通过生存行为超越自身，由“我”向“非我”不断转化。梅洛—庞蒂说得好：“确实，我的存在不自我拥有，我的存在对本身不是外在的，因为我的存在是一种行为或行动，因为按照定义，一种行为是从我拥有的东西到我追求的东西，从以前的我到意向中的我的剧烈转变。”因此，自我意识和自我反观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舍勒（m.scheler）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的自我观察都不过是一种针对我自己的‘态度’、‘好像’我是‘另外某个人似的’。自我观察并不是一种条件，而是对其他人的观察的一种结果，是对这种观察的一种摹写。”

巴赫金的观点极其独特，他认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特点是察言观色。人总是面向“他人”，把“他人”当做自己的镜子，来反观和评价自我。日常生活中，“我”的话语或行为总是伴随着“他人”的关注目光，“他人”对“我”的态度和评价总是影响着“我”的行为，因为，“我”总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肯定，没有“他人”的肯定，“我”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之中，而“他人”的肯定，最终都会转化为“我”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可见，“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是在“他人”评价中形成的。“我”是与“他人”共同在世界中存在的，“我”的生存位置是从人群中争取到的，“我”的生存资格证书是由“他人”签发的，“我”的生存特征是由“他人”确认的，没有“他人”的确认，“我”什么也不是。“我”在人群中所做的一切自我肯定和自我辩护，都是为了获得“他人”的确认，“他人”的肯定，如果没有“他人”的确认和肯定，“我”会产生一种无票乘车的恐慌。

但是，“我”在通过“他人”之镜反观和评价自我的时候，也是留有后路的。“我”认为，任何“他人”都不能完全反映“我”的全部面目，首先，“他”站在“我”外面的一个特定位置上看“我”，这一位置既赋予“他”一个相对优越于“我”的“超视”，又给“他”造成一定的盲点，使“他”只能看到“我”的外部，无法看到“我”的内部。其次，“他人”只是在特定时间看见“我”，认识“我”的，“他”并没有看见或认识到这段时间之外的“我”。因此，“他人”眼中的“我”是片面的，碎片的，远远没有达到给“我”下结论的程度，“他”没有资格给“我”下结论。这并不是说，“我”有为自己下结论的资格和权利，其实“我”跟“他人”一样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利。首先，由于视觉的局限，“我”无法看到自己的外形整体；其次，就是对自己内在方面的认识，“我”也很不全面。每个人都是面向未来的生存发展的，现在的“我”和到目前为止的自己一直周旋着，“我”只是对此前的自己相当了解，但“我”并不了解今后的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有弹性会变化的，因此，最后的结论只能在将来作出，在“我”停止生存活动的时候作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潜存着无限的可能性。

与人共在决定了“我”必须每时每刻都有清醒的“他人”意识，它引导“我”的身心一致向外，引导“我”把“他人”当做“我”的镜子，时时从这面镜子中观看自己。这也造成“我”对“他人”的敏感和紧张，造成“我”对可能扭曲“我”形象的“他人”的不满和反抗。这一切促使“我”要和“他人”进行交际，要向“他人”挑战，促使“我”把自我意识变成一种与“他人”的交锋意识，把“我”的言语变成与“他人”之间一种紧张的对话。

具有清醒自我意识的人是一个外向的人，其生命意识整个地指向“他人”，不断地与“他人”对话，在对话中展示自己，实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不仅向“我”提供反观自身的镜子，更为“我”搭建实现自己的平台。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人”对于“我”就只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共在中时常也会出现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的情况，“他人”看待“我”和“我”的世界，往往秉持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他人”先赋予“我”一个本质，比如一种个性、一种人格等等，并以此推断“我”必定是怎样的人，“他人”认为“我”的本质决定“我”的存在。他以“我”的本质作为圆心画圆，把“我”的一切可能性都圈定在这个圆圈中，他无视“我”的自由，否定“我”不断进行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于是，在“他人”那里，“我”如处牢笼，无可逃脱。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现在之所是，而是现在所不是。“我”时时都在不断在为自己预设未来，创造未来，时时都把自己投向“我”的存在的“边界”，“我”的那个所谓的本质或者中心，永远是虚席的。对“我”来说，不是圆心决定“我”的生存弧线，相反，是“我”生存运动的弧线，决定着圆心的位置，“我”生存的所谓圆心永远都是随着运动弧线的变化而变化的。“我”的生存行为在不断地勾勒着“我”的存在的新“边界”，我的“边界”时时在伸缩变化，因此，“我”的本质也动荡不定。正因为存在是一个永远变化，永无定型的过程，所以，存在也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充满意义的过程，一旦人生被定型，没有了可以期待的未来，“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他人”无论以审美或者其他任何名义对“我”的本质进行界定，进而用这一本质对“我”进行什村划界，都是在对“我”实行瓷化，把“我”的自由彻底否定。

不论“我”所面对的“他人”，是为“我”搭建生存发展平台的，还是瓷化“我”的本质，否定“我”的自由的，都会提醒“我”，“我”是生活在一个主体林立的世界中，“我”所要求的自由，也是每一个“他人”的要求，每一种自由都需要对限定进行不断的抗争，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我”也需要尊重“他人”争取自由的活动。尽管“我”和“他人”所处的位置不同，面对的限制不同，但是，冲破阻挠奔向自由的要求相同，渴望自我个性化生存权利获得认可的心情相同。生活世界中的“我”与“他人”关系如此，审美创造活动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也不例外。作者也是人，他与主人公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主人公的独立与自由，倾听他们的生存要求，通过对话呵护他们的生存个性，才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主体林立，众声喧哗的艺术世界，让审美创造活动真正释放出自由的豪情。从审美创造活动过程来研究“我”与“他人”的关系，突出作者与主人公的差异共生以及交互作用，这无疑是巴赫金审美创造理论的一大特色和贡献。

参考文献：

[1]〔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黄玫，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德〕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

[4]〔德〕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5]〔美〕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