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一九八九年夏初读北岛小说《波动》
题记：整理旧文，忽得一九八九年六月读书札记一篇，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的作业，吕家乡先生给我打了九十分。但今天读来，只觉辞气浮露，尽显八十年代“愤青”嘴脸。留此存照，略见当时心态，各路英雄，幸勿罪我。
在八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北岛曾以“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著称于中外诗坛，他的充满理性精神、渗透着深刻的社会内涵、显示出凛然的严冬色调的诗作曾震撼了一代人的心弦。
北岛是中国当代最富有个性的诗人之一，这无疑将受到历史的认可，但直到今天，他用自己的本名“赵振开”创作的几篇小说却不为读者熟知，虽然他的小说就其风格而言很接近他的诗作。
《波动》，是一部前后写了五年（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的中篇，刊于《长江》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在同年同期的《十月》季刊上，一位青年作者的中篇《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情调上与北岛的《波动》十分接近，但前者在发表之后即引起一番争论，代表正统观念的批评家批评了作者所流露出的“消极情绪”，这种批评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北岛的《波动》却没有得到类似的殊荣，远不如他的诗遭到的批评为多。
原因可能在于：
《波动》虽然也可以归入当时形成重要文学现象的“伤痕文学”，但他写出刻骨铭心的伤痕的目的似乎并不仅仅在于宣泄一己的悲愤，他远比一般的“伤痕文学”的作者更深刻，他的主人公在精神上伤痕累累，但他们都坚忍地生活着，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较为积极的姿态使它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因为那时批评界评价一部作品的标尺之一就是看其世界观的“积极与消极”。
同时，《波动》充满了理性色彩。主要表现在小说的主人公发表了若干对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强烈的批评与认真的思考，这些思考与批评已经超出了社会所允许的程度。尽管如此，由于小说写的是“昨天的故事”，而昨天的政治与社会的黑暗的主要责任者应该是林彪、江青集团，人们可以这样认为：《波动》控诉了“文革”的罪恶，客观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效果，因此它所表现出的政治色彩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长江》发行范围的狭小也限制了小说更为广泛的影响，而“赵振开”的名字也不如“北岛”为人熟知，这使得《波动》在平静中悄悄诞生而又悄悄沉淀下来了。
《波动》会沉淀下来的，因为它仍然有被重新阅读的可能性，这不仅因为它是诗人北岛的作品，而且也因为作品本身有能够沉淀的重量。
从表层意义看，《波动》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爱情故事，两位家在北京而现在在某市工作的下乡知青邂逅相遇，由于命运相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生了爱情，这友谊与爱情经过了种种“波动”而日益牢固，他们相濡以沫，对生活的信念也日益坚定……
这样表述《波动》的内容是过于简单的，因为小说意义的密度绝不如此稀薄，正如作品的女主人公肖凌所意识到的：“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在于爱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
年轻的主人公生存在一个“悲剧时代”里，这个时代缺少颜色，缺少温暖，缺少爱，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非人”的时代，个性被扼杀的时代，知识贬值、愚昧横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它以一种最古老的文明冒充“时代”，而这所谓“时代”根本不能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精神发展的高度；同时这种“悲剧性”还在于这种生活在虚假的“时代精神”中的人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时代”的虚假性，他们的大多数与他们热烈崇奉的领袖天真地以为他们已进入了他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理想的社会。他们坚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公和创造者，事实上他们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有秩序因此最好管理的社会，然而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波动》的角色们就生存在这样的悲剧氛围中，扮演着悲剧中的各种角色，他们的情感因不同的原因波动着、起伏着。白华以流浪者的姿态反抗着这个无爱的时代；媛媛以离家出走解脱自己的痛苦；作为老干部的林东平困惑地反省着自己的一生和青年人的难以理解的观念；投机者的王德发则仍在自欺与欺人中堕落着……而“悲剧时代的两个幸存者”却在邂逅中彼此发现、彼此相爱了。
肖凌，二十三岁的人生充满悲剧遭遇：“高知”父母在疯狂年代被双双逼死，她孤单单踏上“革命之路”，目睹的却是一幕幕悲惨的图景，在下乡期间与另一位知青相爱，那男子却在一番承诺后极不负责地离她远走了。肖凌生下一子，为了能够抽调到城里做三年的临时工，只好托孤于老乡……
她到某市做了临时工，仍然形影相吊，唯能在日记中表达自己，但在一个夜晚，另一个“沦落人”杨讯敲开了她的房门。杨讯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不过十二个字：“爸爸、妈妈、妹妹，上学、插队、工作”，并且还因为反对交公粮（因为老百姓自己尚不够糊口）而蹲过监狱——这命运与肖凌多么相同！他们相遇了，生活开始不平静，同时也开始呈现出玫瑰花的馨香。他们从偶然相遇到相期定约，总每每以哲学化的深谈架设心灵间的桥梁。渐渐地，“一种深沉的热情在她那冷冰冰的脸上复苏了”。
但小说也写出了这种爱情的艰难。肖凌曾这样悲观地矛盾地想：“谁也救不了谁，又何必同归于尽呢？”杨讯在知道肖凌的遭遇之后，潜在的传统观念也曾一时束缚了他，刚刚迈出的一只脚又禁不住往回缩，但当他在一种痛入骨髓的矛盾中与肖凌告别时，遭到了肖凌的谴责：“你还居然谈到爱。我看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影子，爱你的欢乐与痛苦，还有你的未来！”这谴责是那样一针见血，连同她的日记一起震慑了杨讯。于是他在一种极为平静的状态中决定由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返回，而肖凌在这之前也并未倒下，却打算回到洪水峪村走完她的路！小说的结尾没有写出“大团圆”的画面，读者却十分清晰地听到了他们的自信和坚定的声音。爱一旦降临，就产生出难以抗拒的力量，任何腐朽的教条与铁链都终将显出自己的虚弱，爱是无法抗拒的，正像死亡无法抗拒一样。肖凌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爱情在痛苦的泥潭中栗栗站起。这个解脱，像死亡一样强烈，使我不时地想打开闸门，让欢乐的浪花呼啸而出。”
《波动》写了人类的爱情生活，就这点而言，作者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仅仅这种最一般的概括远远不够，问题在于：北岛写了一个特殊的、不一般的爱情故事，通过对这一爱情模式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得到启示，发现我们认识自我生存的契机。
这个爱情故事的特殊性在于：
它产生在一个“爱情至下”或者说不允许有爱情的悲剧时代。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够理解，“文革”中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压制是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发展，甚至升华为人类文明之巅的爱情也成了违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质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扭曲，人们被迫抑制几乎所有的自然欲望，以至于连穿衣吃饭都增加了“阶级”的色彩。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而革命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从根本上取消生命。而小说《波动》却表达了尚未完全僵死的人们对青春、对爱与温情、对理解的渴望，写了两个“幸存者”同病相怜式的爱情艰难的诞生，发出了对不朽人性的最深情的呼唤，即是说，作者写出了在那个非人的时代里庄严的人的生活。
这个小说所写的爱情是庄严的。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二人从结识到相爱，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理性精神，使他们的周身散发着神圣的光环。这种精神，不是中世纪的宗教化的爱情，也不是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性原始文化，而是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最初发现时的崇高与神圣。在“文革”中的宗教化氛围中，爱情的出现是多么伟大与神圣，两个青年人的爱是建立在最坚固的基石上的。所谓最“坚固的基石”，既包括他们相互吸引的生理因素，更主要的则是他们基于同样的悲剧命运的相互理解与相互依存。原来衰老冷漠的心因爱情的来临而复生，灰暗的前途也因而变得充满光明。他们的结合因此显示了人性的复苏升华，而不是人性的堕落与异化——这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能产生的爱情的特殊个性。
同时，小说也写出了他们“爱”的艰难。正像题目《波动》所透露的，他们的爱情也经受了“波动”。最初的发现是珍贵的，最初的体验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是人性的自然表现，没有任何社会化的观念（有时是潜抑的社会观念）给他们造成压力。但是那代人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且承负着几千年道德驯化的重压，他们有时就不可能一任自己的热血随意流动，他们的每一步都万分的艰难。女主人公肖凌曾悲观地以为：“谁也救不了谁，又何必同归于尽！”于是打算抽身而回，同时过去与另一个男人的交往始终在她心里留下暗影，成为她精神上的重负，这使她在与杨讯相爱时总有一种负罪感，而当杨讯得知此情之后也曾措手不及，变得烦躁不安，潜在的有关“贞操”的观念使他变得犹豫了，退缩了……
但他们最终超越了一切社会的异化的教条，实际上是超越了扭曲的那部分“自我”，非常轻松地决定要走完自己的路了。
在这些方面，小说都显示了深刻性和独特性，这也是它直到今天仍然富有感染力的重要原因。除了这种独特的爱情生活的描述以外，小说还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地方，比如小说中强烈的理性色彩以及浓郁的抒情气氛，都是“北岛式的”，但这应专门论述。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草札于山师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杭州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