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抗美援朝”与牛汉的一本诗集

在旧书库的某个角落，找到一本诗人牛汉早年的诗集：《在祖国的面前》，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印数五千册，定价三千八百元（旧币），属于该社“大众文艺丛书”之一。

这本薄薄的竖排版的小册子，共收录了牛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不到半年时间内创作的十六首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诗作。由诗作对当时特定内容的政治生活与政治人物的抒唱，似乎可以将其归入颂歌型的政治抒情诗一类。除了十六首诗作，后面还有纪初阳一篇《付排小记》，交待这本诗集乃纪初阳代作者“集拢成册”，又引用作者来信谈及这些作品的产生背景。作者把自己的写作视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的“一些附产品”，是一种“政治行为”，故而“无我”：“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事业，我们的一言一动，它都不能不是同我们的党、祖国、人民血肉相关的。”牛汉生于一九二三年，此时他也才只有二十七八岁，置身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言行自然不能以一句简单的“幼稚”所能概论。不过，对这些特定年代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作品，牛汉本人在老年似乎有所思考。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部选集性质的《蚯蚓和羽毛》时，作者曾选入《窗口》、《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两首“抗美援朝”题材的诗，而一九九八年版的《牛汉诗选》却没有保留一首包括“抗美援朝”时期的五十年代诗作。诗人在致友人信时如此表述：“而我的‘诗选’，中间一段全淘汰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尾集》。我这个‘理想主义’是不是仍属于‘幼稚’和‘单纯’的行为，抑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是他也说道：“我们当年的那种内心的经历：单纯的歌唱或欢呼，是不能用愚昧式的浅薄全部否定的，那些历史的真实，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理解也不谅解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地真实又严酷，不应当回避。”故而在随后韩国友人编译牛汉的韩文版《诗全编》时，作者还是同意了编译者的意见，把“那些少作（四十年代写的）”甚至“抗美援朝那几年”的诗“全编进去”，尽管里面“有对不起韩国人民的东西”。这样一来，牛汉反觉坦然了：“这样就把我这个人和诗，历史地如实地赤裸裸地显现在人间，从我的欢乐、悲伤，以及许多于今见不得‘真理’的东西，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部交给历史去剖解。但是，这也正可把这一段血泪的历史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

其实，且不说这份“历史的真实”，单纯就诗风而言，某些诗作仍然能够显示出强烈的“牛汉性格”与《七月》风格。这里抄录一首《出发》“示众”：

一个同志，

一整夜也没有睡觉，

他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歌。

因为明天一清早要过鸭绿江去了。

在灯下，他整理着行装，

轻轻地，小心地

用一块新手巾打包着几本书。

就像一个民兵，

用红绸子包裹着心爱的左轮。

他告诉我说：

“这是四本心爱的书：

《西班牙人民军战歌》、《铁流》，

田间同志底《给战斗者》，

还有一本鲁迅的《杂感集》。”

我问他：“带去干啥？”

他说：“带去作战呀。”

带上自动步枪去作战，

带上鲁迅的匕首去作战，

带上战歌去作战，

带上真实的诗去作战。

查史佳编录的《牛汉生平与创作年表简编》，一九五〇年条目下记载：“十一月，参加抗美援朝。分配到沈阳东北空军政治部文艺科，编《空军卫士报》文艺副刊。”一九五一年条目下记载：“十月，诗集《在祖国的面前》由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

那么，“天下出版社”是个什么性质的出版机构？“纪初阳”又是谁呢？拨通诗人家的电话，这些问题统统搞清楚了。原来，“天下出版社”不属于任何官方，而只是戏剧家葛一虹和几位友人主持的小出版社，也没有什么名气。“纪初阳”则是《七月》诗人徐放的笔名，当时牛汉在沈阳，徐放代他编辑了这本诗集。我还问牛汉当时是否去过朝鲜前线，诗人的回答是：没有没有，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沈阳空军政治部，兼为参战的苏联空军服务，做一点口语翻译工作。但经常接触志愿军战士，还有从前线送回来的伤员，这些战士有很多是山东人。我去过丹东，看到战争的残酷……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九日整理旧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