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大历长庆间的诗人(1)
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750—850年）是唐诗的极盛时代。我在上章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前一期为浪漫的文学，这一期为写实的文学；前者无论如何富丽妥帖，终觉不是脚踏实地；后者平实浅近，却处处自有斤两，使人感觉他的恳挚亲切。李白、杜甫并世而生，他们却代表两个绝不同的趋势。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八世纪中叶以下的写实文学。
天宝末年的大乱使社会全部起一个大震动，文学上也起了一个大变动。故大乱以前与大乱以后的文学迥然不同。但话虽如此说，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完全骤然的大变。安史之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乱后的文学新趋势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即如杜甫，他在乱前作的《兵车行》、《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已不是开元盛日之音了。不过他的天才高，蕴积深，故成就也最大，就成为这时期的开山大师。其实大乱以前，已有许多人感觉当日的文学的流弊，很想挽救那浪漫不切实的文风归到平实切近的路上去。不过那些人的天才不够，有心而无力，故只能做那个新运动里的几个无名英雄而已。
元结在乾元三年（760年）选集他的师友沈千运、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徵明、王季友，同他的哥哥元季川七人的诗二十四首，名曰《箧中集》。他作的《箧中集》序很可以表示大乱以前一班明眼人对于改革文学的主张。
《箧中集》序
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颂，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于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箧中集》，且欲传之亲故，冀其不亡于今。凡七人，诗二十四首。时乾元三年也。
这七人之中，杜甫最佩服孟云卿，曾说，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可惜孟云卿论文的话不可见了。杜甫诗中也曾提及王季友及张彪；李白也有赠于逖的诗。故《箧中集》的一派不能算是孤立的一派。他们的诗传下来得很少（《全唐诗》中，孟云卿有一卷，余人多仅有《箧中集》所收的几首）依现有的诗看来，他们的才力实在不高，大概可说是眼高手低的批评家。但他们的文论，一方面也许曾影响杜甫，一方面一定影响了元结，遂开一个新局面。
元结（参看第十三章）的诗才不很高，但他却是一个最早有意作新乐府的人。他在天宝丙戌（746年）作《闵荒诗》一首，自序云：
天宝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阴间。其年水坏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义似冤怨时主。故广其意，采其歌，为《闵荒诗》一篇，其余载于异录。
这明明是元结眼见当日运河流域百姓遭水灾后的愁苦，假托隋人的冤歌，作为此诗，这是“新乐府”最早的试作。其诗大有历史的价值，故摘抄于下：
炀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祸，以为长世谋。……意欲出明堂，便令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与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峰沪生回沟（这四句其实很称赞炀帝开运河的伟大功绩）。……浮荒娱未央，始到沧海头。忽见海门山，思作望海楼。不知新都城，已为征战丘！当时有遗歌，歌曲太冤愁：四海非天狱，何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为我万姓愁。人将引天钐，人将持天锼。所欲充其心，相与绝悲忧。自得隋人歌，每为隋君羞。欲歌当阳春，似觉天下秋。更歌曲未终，如有怨气浮。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嗟嗟有隋氏，四海谁与俦？
大概当时表面上虽是太平之世，其实崩乱的危机已渐渐明显了。故元结此诗已不是开元盛世之音；不出十年，大乱遂起，这首诗几乎成预言了。
《闵荒诗》的次年（747年），他在长安待制；这一年，他作《治风诗》五篇，《乱风诗》五篇，自序云：“将欲求干司匦氏，以裨天监。”这也是作诗讽谏，但诗大坏了，毫没有诗的意味。他又作“补乐歌”十首，要想补上古帝王的乐歌，这些也不成诗。他又有“系乐府”十二首，序云：
天宝辛未中（天宝无辛未，此当是辛卯，或乙未——751年或755年），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为引其义以名之，总名曰“系乐府”。古人咏歌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邪？戏尽欢怨之声者，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故元子系之（元结作文多艰涩，如此序便不好懂）。
这真是有意作“新乐府”。这十二首稍胜于前作诸篇，今抄一篇作例：
贫妇词
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
宝应壬寅（762年），他作“漫歌”八曲；他又有“引极”三首，“演兴”四篇，均不详作诗年月。这些诗也可算是试作的新乐府；诗虽不佳，都可以表现这个时代的诗人的新态度——严肃的、认真的态度。
最能表现这种态度的是他的《忝官引》、《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三首。《忝官引》的大意云：
天下昔无事，僻居养愚钝。……忽逢暴兵起，闾巷见军阵。……往在乾元初（758—759年），……天子垂清问。……屡授不次官，曾与专征印。……偶得凶丑降，功劳愧方寸。尔来将四岁，惭耻言可尽？请取冤者辞，为吾忝官引。冤辞何者苦？万邑余灰烬。冤辞何者悲？生人尽锋刃。冤辞何者甚？力役遇劳困。冤辞何者深？孤弱亦哀恨。无谋救冤者，禄位安可近？……实欲辞无能，归耕守吾分。
《舂陵行》并序如下：
癸卯岁（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漫叟（元结）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如乱亡，得罪复是谁？
通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贼退示官吏》一篇更说的沉痛。其序与本诗如下：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764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变。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这竟是说官吏不如盗贼了。这种严肃的态度，说老实话的精神，真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特色。
杜甫在夔州时，得读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篇，感叹作“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云：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杜甫与元结为一个同志，故感慨赞叹，作诗和他，写在原诗之后，替他转送知者，替他宣传。他的和诗前半赞叹元结的原诗，后段自述云：
……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白帝城，曾为公孙述所据）。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墨浓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