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杜甫(1)
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杜甫）
八世纪中叶（755年），安禄山造反。当时国中久享太平之福，对于这次大乱，丝毫没有准备。故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不久便蔓延北中国，两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几乎推翻了。后来还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这次叛乱平定。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权终不能完全恢复了，贞观开元的盛世终不回来了。
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有些人仍旧过他们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还抢着贡谀献媚，做他们的《灵武受命颂》、《凤翔出师颂》；但有些人却觉悟了，变严肃了，变认真了，变深沉了。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说是时势的影响。但我们看天宝以后的文学新趋势，不能不承认时势的变迁同文学潮流有很密切的关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离乱说。（杜甫《忆昔》）
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下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像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大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的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的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不再做这种仅仅仿作的文学了。他们要创作文学了，要创造“新乐府”了。要作新诗表现一个新时代的实在的生活了。
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结、顾况也都想作新乐府表现时代的苦痛，都可说是杜甫的同道者。这个风气大开之后，元稹、白居易、张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继起来。发挥光大这个趋势，八世纪下半与九世纪上半（755—850年）的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光华灿烂的时期。
故七世纪的文学（初唐）还是儿童时期，王梵志、王绩等人只是以诗为游戏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应酬应制的诗，更是下流的玩艺儿，更不足道了。开元天宝的文学只是少年时期，体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颇浅薄，不过是酒徒与自命为隐逸之士的诗而已。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论，最盛之世其实不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846年），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由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
杜甫字子美，襄阳人。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中宗时的一个有名文学家，与李峤、苏味道、崔融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贫，奔波吴越齐鲁之间。他有《奉赠韦左丞丈诗》，叙他早年的生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忽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天宝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主张考试，遂无一人及第。）
天宝九年（750年），他献《三大礼赋》。表文中说：
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
其赋中明说三大礼皆将在明年举行，故蔡兴宗作杜甫年谱系此事于天宝九年，因据唐史，三大礼（朝献太清宫，享太庙，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蔡谱说他这年三十九岁。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712年）。
他献赋之后，玄宗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试后授他河西尉，他不愿就，改为右卫率府胄曹。他有诗云：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现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
又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
他这时候做的是闲曹小官，同往来的是一班穷诗人如郑虔之类。但他很关心时政，感觉时局不能乐观，屡有讽刺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等篇。他是个贫苦的诗人，有功名之志，而没有进身的机会。他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状况，故当大乱爆发之先已能见到社会国家的危机了。他在这个时代虽然也纵饮狂歌，但我们在他的醉歌里往往听得悲哀的叹声：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这已不是歌颂升平的调子了。到天宝末年（755年），他到奉先县去看他的妻子，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他在这种惨痛里回想社会国家的危机，忍不住了，遂尽情倾吐出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老实实的揭穿所谓开元天宝盛世的黑幕。墨迹未干，而大乱已不可收拾了。
大乱终于来了。那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明年（756年）六月，潼关不守，皇帝只好西奔；长安也攻破了。七月，皇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从奉先带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贼中，到次年夏间始得脱身到凤翔行在。肃宗授他为左拾遗。九月，西京克复；十月，他跟了肃宗回京。他在左拾遗任内，曾营救宰相房琯。几乎得大罪。房琯贬为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在乾元元年（758年）。他这一年到过洛阳，次年（759年）九节度的联兵溃于相州，郭子仪退守东都，杜甫那时还在河南，作有许多纪兵祸的新诗。
这一年（759年）的夏天，他还在华州，有《早秋苦热》诗云：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又有《立秋后题》云：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入，何事拘形役？
《新唐书》云：
关辅饥，〔甫〕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
依上引的《立秋后题》诗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旧书》不说弃官事，但说：
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乾元二年立秋后往秦州，冬十月离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从同谷县出发往剑南，有诗云：
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为生计上的逼迫。
他从秦中迁到剑南，是时裴冕镇成都，为他安顿在成都西郭浣花溪。他有诗云：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他在成都共六年（760—765年），中间经过两次变乱，但却也曾受当局的优待。严武节度剑南时，表杜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旧唐书》云：
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新书》纪此事说武要杀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钩于帘三”的神话，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765年），他南下到忠州。大历元元（766年），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大历三年（768年），他因他的兄弟在荆州，故东下出三峡，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岳阳；明年（769年），他到潭州，又明年（770年）到衡州。他死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据鲁谱），年五十九。
杜甫诗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大乱以前的诗，第二期是他身在离乱之中的诗，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后的诗。
杜甫在第一时期过的是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但他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这一点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一个爱诙谐的人；《新唐书》说审言病危将死，宋之问、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问病，审言说：
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耳！
这样临死时还忍不住要说笑话，便是诙谐的风趣。有了这样风趣的人，贫穷与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压死他。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正如说陶潜出于应璩，并不是毁谤陶潜，只是说他有点诙谐的风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