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日而终——1920年3月德国政变
【一】
政治经济危机引发的政变
一个国家在运行过程中，因统治集团嗜欲渐盛或横征暴敛，或穷兵黩武，或政策偏颇、决策失误等，常会引发政治经济危机。特别是当政府极度腐败，经济已近崩溃之时，政变往往在所难免。而此时，图变者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可能会趋同时势，顺应民意，发动政变。这种济世扼危的政变一时会深得民心，但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还在于解除危机的良策。
1.五日而终
——1920年3月德国政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惨败而告终结。战后德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工人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被迫起来抗争，却遭政府军残酷的镇压。正值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局势束手无策之际，德国反动势力于1920年3月12日，在德国柏林发动了一次政变。政变主要领导人是德意志祖国党创建人之一、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和柏林驻军指挥官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政变的目的是推翻共和国，重建君主制，但由于卡普等人政变后宣布的纲领不得民心，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而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罢工斗争，使这次政变仅仅在五天之后便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德国政经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由于巨大的战争支付，还由于协约国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使得德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将灾难转嫁到了劳动人民头上。民众不堪忍受深重的灾难，因而出现了强大的左派运动，并且引发了饥饿居民的骚动。1919年下半年，斗争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政府对罢工的工人采取残酷镇压。6月末，在卡尔斯鲁厄，有18名示威者被击毙，36名受重伤。
1920年1月13日，国民议会批准工厂委员会法。这一法案抹煞了工人们根据魏玛宪法应享有的选举企业工人委员会来共同决定企业中一切事项的权利，反而保证企业主对企业的单独统治地位，成千的柏林工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反对这个法案。国防部长诺斯克便派警察和由吕特维茨将军指挥的部队去镇压这些工人，打死了42人，打伤了105人。这一暴行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威信。
推翻政府的阴谋
1920年春，德国国内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一些反对势力越来越想通过暴动推翻政府，建立容克和资产阶级的公开专政。其主要煽动者是鲁登道夫的密友鲍尔上校、退休军官帕布斯特少校、柏林驻军指挥官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和柯尼斯堡的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就在几个月前，国防部长诺斯克还在国民议会中公开赞扬冯·吕特维茨的忠诚，而现在后者却对诺斯克说，在出现新情况之后，军官团已对政府完全失去信心。
试图政变者想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当独裁者，一直找到诺斯克。帕布斯特少校请求诺斯克出面采取夺权行动。他说，推翻政府只要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就能够存在下去。但诺斯克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警告帕布斯特，政府是不容许军人干政的。如果他们要动用武力，那就会导致德国的毁灭。
这一警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帕布斯特和吕特维茨没有停止其推翻政府的活动。他们和鲍尔上校、卡普博士、一个名叫施尼茨勒的记者一起组成了民族联盟，加紧政变的准备工作。
冯·吕特维茨将军四处活动，试图把有影响的军官都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当冯·马埃克将军被要求参加这一活动时，这位将军表示，除非能找到一个比卡普更有名望的人来领导新政府，特别是，除非诺斯克也参加这个政府，否则他不会支持这一行动。
然而，他的意见仅为一家之言，政变的准备仍在继续，其领导人最后定为卡普。卡普是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并且是德意志银行监事，他既代表容克的利益，也代表金融寡头的利益。在他们带动下德国银行家和大工业家克虏伯、梯森、斯汀纳斯、罗伊士、胡根堡等人向这次政变活动提供了经费。
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解除武装条款，德国必须把当时还有40万人的部队裁减到10万人。1920年3月10日，诺斯克为执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要求下令解散两个海军旅。这两个海军旅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德贝里茨，由埃尔哈特海军上校指挥，属柏林驻军总指挥冯·吕特维茨领导。冯·吕特维茨将军拒不执行诺斯克的命令，声称，决不允许解散这样的精锐部队。
诺斯克意识到要出问题，便采取防范措施，不让吕特维茨继续指挥这两支部队。同一天，吕特维茨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会见艾伯特总统和诺斯克，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解散国民议会，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委任专家组织内阁；维持军队现状，不再裁减国防军，并要求那两支海军部队仍旧归他指挥。显然，艾伯特总统和鲍尔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答应这些要求，德国必然会受到协约国的报复，此时的德国是无法承受这种报复的。艾伯特和诺斯克再次严厉地警告吕特维茨不得干涉政治事务。诺斯克还派海军将领冯·特罗塔去警告埃尔哈特，要他不要采取鲁莽行动。特罗塔回来报告说，一切平静。后来得知，其实特罗塔本人就是政变策划者之一。政府虽然明明知道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但对此并未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吕特维茨等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便铤而走险，走上了公开政变的道路。
发动兵变
1920年3月12日夜间，5000名海军士兵在海军上校埃尔哈特的率领下向柏林进发，次日凌晨开进勃兰登堡门，他们受到鲁登道夫、特劳戈特等帝国旧官员的欢迎。同日，卡普、吕特维茨等人率8000名陆军士兵向柏林进攻，正式发动了兵变。兵变的部队未经战斗，便迅速占领了所有政府建筑物和政府机关，宣布推翻政府，解散国民议会，废除魏玛宪法，成立以卡普博士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们还邀请艾伯特总统、诺斯克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但遭到拒绝。卡普发表一个恢复容克和军阀特权的纲领，宣布全国戒严，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禁止罢工，否则以叛国罪论处。
兵变者起初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得手，主要是因为国防军在此事上采取了暧昧态度。在卡普政府宣布成立后，柏林和德国东部的军队领导人宣布拥护新政府，而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军队则宣称效忠于艾伯特政府。
由于军队不肯效忠，旧政府深感失望。在兵变者到达柏林之前，艾伯特总统和鲍尔总理等主要官员秘密离开柏林，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有副总理席费尔和少数政府部长留在柏林，以便在需要时与兵变者进行交涉。
工人抗暴斗争
军队拒绝对兵变者镇压，许多军队领导人甚至加入到兵变者之中。由于卡普发表的纲领不得人心，特别是要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使得广大工人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同兵变者的坚决斗争。许多地方的工人自发地停止工作，走上街头，抗议兵变者，进行保卫共和国及其民主权利的斗争。
3月13日，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发表了告柏林工人书，号召进行总罢工，要求大家行动起来，保卫共和国。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工会的支持。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约有1200万工人参加了这一罢工斗争。除工人外，参加斗争者还有不少官员、职员和农业劳动者。
在这场斗争中，鲁尔地区的工人群众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建立了一支15—20万人的武装部队，被人们称作“红色鲁尔军”。几天之内，红色鲁尔军便解散了暴动分子的部队，把东起哈姆城、西至莱茵河、北起利珀河、南至伍珀河的整个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明确指挥系统的正规部队，而是由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尽管这样，在声势浩大的工人总罢工的沉重打击下，参加兵变的部队在许多地区被迅速击溃。3月17日，柏林兵变被彻底粉碎。卡普逃往瑞典，吕特维茨逃往匈牙利。
政府恩将仇报
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得救，艾伯特、诺斯克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要员们又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返回柏林并继续掌权。但社会民主党政府却对工人阶级恩将仇报。在柏林，鲍尔政府同改良主义的职工会领导人列金进行关于停止罢工的谈判。
3月20日，就一个八点纲领达成协议。政府许诺更换政府成员、惩办暴动分子、解散保皇的旧军官组织，成立工人自卫军，清洗国家机关，对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社会化。后来，又迫于压力，艾伯特总统违背自己的本意让诺斯克这个受到工人痛恨的国防部长下台，两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承担了义务。促使其议会党团为工会的要求说话。3月23日，工人们复工。但是，政府并没有、而且也不想实行自己的诺言，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欺骗手段安抚柏林的工人群众，以便腾出手来镇压鲁尔工人的起义。
3月19日，政府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请求协约国准许派遣正规军进驻鲁尔地区。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艾伯特总统便授命中央和普鲁士驻鲁尔区专员卡尔·泽韦林去鲁尔镇压工人群众。3月23日，泽韦林到达黑森，召开工人代表会议，讨论与政府谋求妥协的条件。3月24日，中央、城市行政当局、工会和各政党代表在比勒菲尔德签订一项协定。政府答应：解除保皇军官的武装，并武装一部分工人；实行民主改革；清洗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对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工人实行大赦；保障在斗争中死亡的工人家属的生活。此外，泽韦林还答应：政府军将不调入鲁尔区。通过该协定，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得到了它们所希望的结果：工人复工了，红色鲁尔军也撤到了中立地带。但政府是不愿对工人群众信守诺言的，不久，它便撕毁了协定。
3月27日，缪勒政府成立，4月2日便派遣国防军开进鲁尔区，镇压仍在进行战斗的工人们。他们不管工人属于哪党哪派，一概加以残杀。事后，又对822名工人总共判了1088年苦役徒刑。然而，政府对暴动分子却十分宽厚和仁慈。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人提出叛国罪起诉，但只有一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吕特维茨积累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时期和他逃亡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年期间的年金。在卡普政变期间态度暧昧的冯·泽克特将军不但没有遭贬，反而被任命为国防军首脑。
点评：
卡普政变以失败而告终结，这与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是直接相关的。在德国这样以工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工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愿对工人群众信守诺言，反而对与兵变者作对抗的工人加以残杀，而对兵变者却是宽厚与仁慈，暴露了政府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局限性。由于卡普等人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执政经验，特别是在政变后，对如何保持全国稳定，取得广大工人的支持，缺少应有的准备和措施，致使政变无疾而终、五日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