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锡诚

锡诚同志：

师大学报的文章我实在写不出来。写什么呢？我想了几天，还定了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中国人》。我想说我的思想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至于文章的后一部分倒是好办的，就是我提出过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然而，民族传统又怎能和民族的传统思想不发生关系？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真不如写小说省力气。我不是个搞抽象东西的人。学报是严肃的刊物，不能用创作经验谈之类的文章塞责。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敬礼！

汪曾祺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锡诚：

北京作协要编一套作家评论集。第一集评了七个人，有一组是关于我的，共三篇。他们要求我自己写一篇。我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说。忽然想起，可以拿师院学报的一篇去充数。你是否可与师院商量一下，把这篇东西借给我用一用？他们如有复印条件，能复印一份最好。北京作协要求七月五日以前交卷。在这以前，能办到否？即颂

著祺

汪曾祺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