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我心目中之中国国民党——民族政党

060.我心目中之中国国民党——民族政党

毛起！

政党起源于阶级之说，社会主义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主之最力，但这种说法不尽可恃。据政治学者研究，政党的起源是很不同的：有因宗教的关系而发生的，如法比的天主党或僧侣党（clericalparty）、美国反天主教的knownothings和保护会（americanprotectiveassociation）以及流行欧洲大陆的规矩会（thefreemasonsofcontimentaleurope）是；有因王朝的关系而发生的，如英国于詹姆斯第二（james2）被逐以后成立的斯图亚党（stuarts）及一八四八年以后法国的波朋党（bourbons）是；有因民族的关系而发生的，如爱尔兰的民族党（thenationalists）、大战前奥大利的波兰党（thepolishparty）和捷克党（theczechparty）是；至于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而以增进劳动阶级的利益为号召的社会党或共产党，则是纯粹近世的产物，无所谓社会党或共产党并非今世唯一无二的政党，而其他政党如民族政党努力之宏，或许在社会党或共产党之上。

关于政党的成立，也有数种不同的见解：最普通的是将政党看作若干有某种共同利害关系的社会份子的结合；惟其有共同利害关系，始有共同的政见，并为此政见的实现而努力。其次是将政党看作若干思想相同或信仰相同的社会份子的结合；因为思想与信仰本是行动的前提，有了共同的思想与信仰，而后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而后行动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这两种见解均不能单独的存在，事实上彼此总要保持相当的密切的关系的。第一，先从“利害关系”方面说，一个政党为实现其政见起见，必须加紧本党内部的团结，必须获得国内人民的同情，至于这两件事怎样可以做到，则必须将所谓“利害关系”理论化或理想化，至少亦须化作若干基本的原则。第二，次从“共同思想与信仰”方面说，思想之内容，视时代与社会环境而变动，而个人之信仰亦复因年龄学历及所处环境与情境而转移，所以一个政党如果仅以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一种信仰来号召，而不以共同利害关系为根基，纵使有所成就，而此成就亦不能持之久远的。

以上是我们对于政党的性质的基本认识，兹据以研究中国的政党。

中国远在秦始皇末年，即已有拥胡亥与拥扶苏的政争。东汉有李膺诸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党争。唐自安史乱后，有李德裕与李宗闵及牛僧孺的党争。宋仁宗时有吕夷简与范仲淹的朝议之争，英宗时有司马光与韩琦、欧阳修的“濮议”之争，神宗时有王安石与司马光、韩琦、程颐、苏辙等的“新法”之争。明末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此皆历史上所谓“朋党”之争。朋党之争，从中国的士大夫的眼中看来，害多利少，所以不但不愿提倡而且竭力主张消灭它。这种见解，实由下列两种事实促成：一为伦理的启示。儒教权威的孔子首倡“君子群而不党”之议；盖唯其群而不党，始表现其存心无私，唯其存心无私，始能周遍爱人。一为历史的教训，中国历史上的现象是这样的，历代有了党争，必乱必亡，秦、汉、唐、宋、明、清无不如此。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党争之所以起，正因为政治上有了毛病，唐无安史之乱，何来牛李之争？明无土木之变，权臣之祸，何致引起东林之议？不过在那种时代，有了党争，不仅无补于时艰，更足以加增其乱，加速其亡，这话似乎可以相信的。

中国正与其他国家无异，等到民权思潮伸张的时候，才有近代式的政党出现。中国近代式的政党，当以一八九一〔四〕年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兴中会和一八九三〔五〕年康有为等发起之强学会（戊戍政变后改称保皇会）为最早，前者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代表，后者为君主立宪思想的代表，至于过去的“朋党”，严格的讲，够不上“政党”的资格，他们只是少数文弱书生的结合，所以组织谈不到健全；他们对于政治只能从事消极的批评，而不能从事积极的干涉，更无志于政权的取得，所以目的谈不到深远。聪明的欧阳修也未尝不能看到此点。他在《朋党论》内力主唯君子始能有党，小人不可有党，以及国家必须扶植朋党的议论，与近世政治潮流，并无不合之处，然而正因他是参加党争的一份子，所以才作这样的议论，无怪乎不能获得士大夫的同情。

中国的政党，自一九〇八年起，正式公开的活动。在资政院时代著名的政党，有孙洪伊的宪友会、劳乃宣的宪政实进会和辛亥俱乐部，临时政府时代有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黎元洪的民社、章太炎的统一党等，北京参议院时代有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第一国会时代有进步党、民宪党、大中党和公民党，南北对峙时代有安福俱乐部、交通系研究系、政学会系等，曹锟贿选前后有新民社、民宪同志会、安福系、宪政党、统一党、联治党等。当时的政党，无论怎样活动而人民对之始终不发生若何兴趣。此中原因甚多：人民固有的仇视党争的观念未除，一也；政党的活动只以党人升官发财为目的，而不顾国计与民生，二也；党人与党人、党人与民众之间无切实的共同利害关系，三也；党无显明的理论，不能唤起公众的信仰，四也。四者之中，以三四二者为最重要。世界各国，宗教的力量几乎大于一切，人心的支配与社会的团结，惟宗教是赖；但维持中国社会秩序和民族生命的工具，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而伦理则又坚持“群而不党”的主张的，所以在西方国家可以因宗教的关系产生维护某种宗教的党与反对某种宗教的党，中国则不可能，西方国家自所谓工业革命以后，阶级的分野，显然可见，中国的经济，尚未超过农村和手工业时期，故阶级的分野，隐晦不明。西方人的阶级意识若与中国人比较，殆无异天壤，所以西方国家尽管有社会党或共产党出现，中国如亦有之，将何异乎赘瘤？过去的政治集团之所以不能获得人民之同情与帮助，实系中国社会特殊情形使然。

中国社会尚有二特点为他国所无者，即家族主义与地方观念。中国人的个人观点远不及家族观念之强，中国人民利害关系亦特以家族为重，惟家族之间因有一贯的伦理思想维系着，故冲突不易发生。地方观念则为宗族主义的扩大。中国人地方观念之深，亦复为任何国家所不及。自从满清政府推倒以后，忠君之义取消，中国的政权无形地落在军阀手里。此等军阀，即无宗教背景，又无阶级根据，惟地方观念特重，故有皖系、直系与奉系之分，而政党中之安福系与联治派实际上也就是地方政治集团的变相。

中国的伦理思想，特别重视“夷夏之防”，所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坚强，初不在其他民族之下。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如能从这一方面着手，不患其不能成功。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之初至今日，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所以她的成就，为其他政治集团所不及。

关于中国国民党的性质问题，早已有人讨论过，惟意见殊不一致，有人说是超阶级的，即由各阶级的觉悟份子联合起来实行革命；有人说是农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其间农民约占百分之五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小资产阶级占百分之二十；有人说是所有被压迫民众的大团结，他们在同一旗帜之下谋全民族的解放和全社会的生存；还有人说是代表全民的，但所谓全民，不是中国人全体一个不缺少的意思，但表其为各阶级的联合而已。

以上各种意见，除第三种（即所有被压迫民众的大团结说）外，均站在阶级或反阶级的立场说明国民党的性质，而第二说（即农工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说）尤其荒谬，可以说是完全与中国实际社会情形不符，这话后面当有细说，兹姑从略。

中国国民党一向是以革命为号召的，故欲明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必先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过去中国的政治，完全操在君主手里，君主之贤明与否，足以影响国家之混乱。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社会、伦理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礼俗是唯一的维持秩序的工具，礼俗重视和平，鄙弃强暴，中国人民重视秩序和爱好和平的特性，便是这样养成的。中国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遗产实行平分，故财产垄断之势不成。中国人又复有选择与从事职业之自由，各有前途可求，故生活竞争尚不致十分激烈。所以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除历代的换朝易代的帝王战争之外，找不出足以引起革命的事实。但是自从西洋文化势力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处处感觉失调，中国文化的缺点也就暴露出来，这时中国人所希求的，不在旧有社会秩序的维持，而在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国的革命运动由此产生。

从以上所说的话看来，中国的革命运动差不多就是外力促成的。梁漱溟先生在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中有几句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话，说得十分透彻：“中国如果没有外力进行，只顺着自己的历史向下演，它只能为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会有近代式的革命。清廷固然有一天要倒，但不过再出一个明太祖，而不会出孙中山”，他接着又说，“因为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忘记中国问题的本质而侈谈阶级革命，其狂妄为何如乎？

但是我们读了梁氏意见，却不免发生一个疑问，就是中国的问题既然是自外而来的，难不成中国的内部竟毫无问题吗？打开中国革命史来看，我们发现中国革命最初的对象是满清。满清为什么要打倒？由于满清是异族。异族统治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是不相容的。王造时先生在所著《中国问题的分析》中说得好：“中国人民对于君主认为天经地义。……一般革命人物，大都只知满清是异族，非推翻不可，而不大注重君主与民主在制度上的分别。……假使前清不是满族而是汉人，恐怕民主革命运动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量。”中国人民民族意识之强，于此可以想见。

然而外因毕竟比内因重要。满清之所以必须推翻，正因为满清是以一族之君奴役全国，使得国内各民族互相携贰、互相侵犯，增加列强侵略中国的机会，如此满清政府不啻成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山先生看透了这一点，他说：“吾国今日所以堕落于半独立国之地位者，追原祸首，其咎在满人。”所以只有推翻满清，才能免除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才能免除整个的民族被他人灭亡的惨祸。

所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如果仅仅着眼其对内意义，而忽略其对外意义，是绝对不妥的。

中国国民党，从作者的眼光看来，是一个民族政党。民族政党从党的外表形式说，与普通政党无别，如普通的党有领袖、有党员、有群众，民族政党亦有之；从党的活动方法说，与普通政党亦复无别，如普通政党以和平或革命手段取得政权，民族政党亦如之，但是民族政党从党的组织目的和党的所负使命说，与普通政党迥不相同。普通政党，只是国内一部分的人民如同一宗教、同一阶级的组织，而即以实现此一部分的人民的利益为目的，故所负使命，充其极言之，亦不过求国家政治的改造而已，民族政党为全民族的组织而以全民族的利益为目的，故所负使命极大：对内言之，为扫除国内政治的障碍，对外言之，为抵抗国际的侵略（参阅刘百闵：《民族政党论》,《民意》，第十四期）。中国国民党之为民族政党至少可以从党义和党史上证明。三民主义自其对内意义言，为救国主义，其主要工作为扫除政治上的障碍，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自其对外意义言，为世界主义，其主要工作为消弭民族与种族上的不平等的界限，济弱扶倾，以进于大同之域。这是从党义上的证明。兹再从党史上来证明。中国国民党在同盟会时代即已揭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这个任务由辛亥革命完成，但辛亥革命以后，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并未放松，而中国的文化依然落后，其原因在继君主而起之军阀势力之膨胀，致使国内统一局面无由形成，一切建设工作不能着手。然军阀势力之所以抬头，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帮助力量实在很大。所以国民党举行的第二次革命，只能做到国家里面的统一，而国内外的障碍仍旧存在。这种铲除障碍的工作一直等到前年芦沟桥事变发动时才真正开始。

读者读了上面的意见，恐不免发生两个问题：第一，国民党如果是一个民族政党，能不能把国内所有民族一律包括在内？第二，国民党既然是一个民族政党，则其于建设民族国家的使命完成后是不是应该消灭？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拿事实来答复：中国的民族名义上虽有汉满蒙回藏苗等分别，而事实上久已化合为一体（参看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光公论》，第十三期），数十年以来我们只见到各省军阀互相斫杀的现象，而从未听到各个民族互相冲突的事实。所以中国民族的情感一向是和谐的，不容他人从中挑拨离间。即以清末的革命运动而论，其对象亦仅以满清当局为限，并不想将所有满人一律杀光。此即中山先生“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平等共处”之意。再看此次日人对我挑战，国内各民族同等的感受威胁，所以对于抗战，均不分先后，热烈参加，更足以证明我民族之团结一致。关于第二问题，我们可以拿党义来答复，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原可分为二段，前段近似国家主义，后段则是世界主义，前者以实现国内各民族之自由平等为目的，而以扫除国内政治的障碍与抵抗国际侵略为手段，后者以实现世界各民族之自由平等为目的，而以扶助弱小民族实行革命为手段，所以纵使中国国内民族解放成功，中国国民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仍旧有存在的必要。

中国现存的政党，除国民党外，当然还有其他，作者个人认为有问题的，是信奉马列斯主义的党。马列斯主义本身的好坏，姑不置论，但是马列斯主义之不能适合国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譬如说，马列斯主义者将整个中国民族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为有产阶级，一为无产阶级，这便不合国情。中国阶级的分野，隐晦不明，并且此人从这一方面眼光看，是有产阶级，从另一方面眼光看，或为无产阶级。又此人此时为无产阶级，他时或为有产阶级。而在所谓有产与无产阶级之间，又无足以引起冲突之事，故感情之融洽，为他国所不及。又如马列斯主义者主张的民族自决，也与国情不合。中国的民族久已化合而为一体，提倡民族自决，好比驴头不对马嘴，际此全民抗战时期，吾人正应鼓吹民族加紧团结，提倡民族自决，将予敌人以灭亡中国之■。马列斯主义者又否认中国固有的伦理，这更不适合国情。中国立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虽曾数度亡于异族，然我民族犹能巍然独存，不可谓非伦理维系之功。中国的伦理，从近代的眼光看来，有不尽适合潮流之处，然其本质与功能，究不能一概抹杀。中国国民党所信奉之三民主义，系撷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之精华并斟酌中国与世界之现实环境融汇贯通而成。所以不仅是一个最适合国情的救国主义，并且是一个最切实的救世主义。

二十八·一·八·草于重庆（《民意周刊》1939年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