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企业的缘分

我和企业的缘分

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愿意当厂长，还是愿意当作家？”

“我因为当不了厂长，才当作家的。”提问者倘是年轻人，对这个回答多半不满意，还要再问一句：

“假如可以由你自己选择，你是当厂长，还是当作家？”

经过多次试验，我若回答愿意当作家，他们便有些失望。我倘是回答愿意当厂长，他们便欢呼而去。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认真思索过一一

他的语气和神色不象是认为我当作家不够格儿。因为当作家不需要考核，没有硬指标，没有人权限制。现在的作家即便不是多如牛毛，也多如羊毛，光是“著名的”恐怕就多如鸡毛。然而谁都知道，当个厂长则很不容易。

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当作家是大材小用，是可惜，是浪费，我应该去当厂长。

九年前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一下，施展一番。但，跟当厂长没有缘分，只当到一个有九百多人的车间的主任，便被另一种缘分拉扯着，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

跟工厂的缘分并没有断，而且此生都不会断。

自己不当厂长，反而跟中国的厂长们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缘分。这些年，东西南北中采访了几百个企业家，还在按部就班地写《中国当代企业家列传》。不受十、百等数字的限制，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是工厂培养了我。

我与工业生活订下了生死之交。

有一天对摇笔杆失去了兴趣，便到工厂去找点活干问心无愧地欢度余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么几次缘分。

三十多年前，我中技校毕业后连撞大运的想法都没有，是大运撞我。命运象赶羊一样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技术设备之先进在当时全市机械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厂长也是中央下来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对以后我为人为文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当时同学们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全国闻名的三条石的工厂。

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口铺着三块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条石胡同”。胡同里藏着几十家小工厂，是天津市铸造和机械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活地狱”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陈伯达等当时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过三条石，并题字留言。

一提天津的工业，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条石。

实际上三条石是小生产、小作坊、小手工业。当时我如果幸运地被分配到彐条石的某个工厂，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一种命运。

不是好与坏、大与小的问题。郝甚另森子龙。

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一个。

进厂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大工业，在雄阔神秘的现代化大车间里，如鱼得水，甚至表现出当工人的天才。

厂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厂长的神话。他领导着一个近万人的机械王国，在关键的地方、关键的时刻，准有他在场。真是深谙抓重点的艺术，为了打狼敢于舍孩子。一棍子把狼就打死，孩子也能得救。

他有重点，全厂职工心里就有重点。他的思路就是战场上的一面旗帜，旗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前线，就有一场硬仗。一个重点接一个重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工厂前进的节奏，非常明确，起伏有致，强烈饱满。

决不象现在的“一步三摇工作法”，高喊重点是把经济搞上去，又怕经济一搞活会有经济犯罪，再来个二重点打击经济领域不正之风，犯罪有法律管着，你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结果点子很多，无一侧重，前边打狼，后面怕虎，孩子丢了，狼也没打着。

这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厂长，而且是个大厂长。不可能不感到新奇，不可能不观察他。

小个子，瘪鼻子翘嘴，眼有精光，一下车间便头戴竹编安全帽，脚蹬大头工作鞋。怎么看他也不象个在那个年代唯一的一种极具权威性的《名人大词典》里占了一页的伟人。可不知为什么，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威势，一种力量，一种智慧和信念。

矮汉子高声，他讲话极有魅力，比演戏还吸引人。开全厂职工大会，把几个重要的数字写在手心上，便上台了。如江湖直泻，滔滔乎其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象他那样讲话富有鼓动性的人。也许那个年代的人容易被鼓动。现在我自己因听报告听得多了，也变成了一个老戏迷，知道怎样挑刺了。

我们厂在郊区，赶上刮风下雨下雪，他看到有女工抱着孩子站在公共汽车站，就会让出自己的吉普车，到公共汽车站的后面去排队。当时一个国家四级干部做这种事彻乎是很普通，很自然。职工看到或听到，心里还是会发热。

这样的故事很多。

按理说，他不可能也用不着注意到我这个占全厂万分之一的青年x人的存在。可他不知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了岜许在我们车间调整试车的最后阶段，他在现场整整坐了三天三夜。每到开饭前半小时，他到食堂转一圈儿，等我们吃饭回来，他已经在那把木椅子上坐着了。三天三夜没见过他睡觉，没见他吃过东西，没见他打过蔫儿。总是那么精神百倍。真神了！

正式开工生产的时镡，我被命为热处理班的班长。手下有三十多名工人，分为三个班次。其中有一些是从三条石的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调来的老师傅。他们级别很高，但对两千五百吨的水压机、百吨的天车、几十米的大炉子、神秘兮兮的各种仪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再加上被苏联专家吹得吓人呼啦的各种操作规程，好象抬脚动步〃不留神就会出大事故。我读过热处理的书，在先我们一步建成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了半年，年轻好胜，不怯阵。脖子上喜欢围一条毛巾，出炉的时候被千度高温烤得大汗淋漓，毛巾的一角咬在嘴里，脸上留下的汗被毛巾吸收，不会咸嘴。风采飞扬，充满一种自信，一种自篆，从容熟练地指挥着隆隆天车，滚滚操作机。

这个咬毛巾的习惯动作立刻被许多人仿效，成了年轻工人潇洒优美的一种标志。有个姑娘喜欢我，自称就是被我在工作中咬毛巾擦汗的帅劲迷住的。

至今我还留恋那段生活。当个工人并不象现在某些怀有贵族情结的人认为的那么坏。我现在称自己是“工人作家”，有些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个称号似乎意味着过时了，不流行了。我则庆幸自己毕竟还有过过时的东西，象有些人那样连过时的东西也不曾拥有过，又该如何呢？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我反而没有这种荣幸。那时候我是“资反路线的干将”、“修正主义黑笔杆子”……

几十年下来，厂长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法。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坐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南方和北方的企业家，内地和沿海的企业家，有许多不同。

但“条条大道通罗马”，好的厂长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治厂方法。每个厂长都是一台大戏的主角，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他们有差别，也有共同点。现代经济生产正逐渐世界化。凡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体现了这种现代企业精神。

有意思的是他们各自的表现迥然有别——

南方一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厂长，竟用传统的苦行僧式的办法获得了成功。

平时住在厂里，一周回家一次。尽管家有娇妻爱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回到家便累散了架，进屋倒头就睡。象用乏的电池充电，把一周在工厂里欠的觉都补上。

在他上班时间，不许家里人为私事找他或给他打电话。廉洁得对自己和家人近乎残酷。

他有自己的理论我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四面见光，才能取得把工厂搞好的资袼。中国人挨整就是那么几下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骄傲问题。你把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你望风捕影的可能性，早早就根除掉，无后顾之忧，便可换得在管理工厂时有更多的由更大的勇气，更硬的权力。”

用高薪把市里的一流教师都收买到厂办中学，用高价买高知，这符合现代意识，使他的职工子弟高考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增加工厂的凝聚力和知名度。他的口碑极佳，工程技术人员对他尤其推。

与他自身的廉正极不协调的是，工厂退休的老领导，各个上级部门的领导找他开后门，要钱要物或安排个人，他一般都照办。其理论是群众同情弱者，我上来他们下去，他们就变成弱者。如今群众看到他们仍能指挥我干这干那，下了台的欺负在台上的，就转而同情我。我就可以利用这种同情干许多正事。”

北方一大型钢铁企业的经理，是典型的政治型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