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孙惠芬印象

第九章孙惠芬印象

我总认为作家应该是无性别的，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而只能是一个作家。

我总认为作家应该是无性别的，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而只能是一个作家。为此我与女作家谈话往往很愉悦也很放肆，丝毫没有性别的障碍。但孙惠芬却不然，她的谈吐尽管有时比作家还作家，简直就是超作家，语言之锋利可以洞穿所有世俗男女的肉体和灵魂；但有时她却又比女人还女人，简直就是超女人，那种极其柔软的谦恭，那种莫明其妙的忧郁，使你惊愕她怎么会写出那样深沉思索的小说。为此，孙惠芬是我最不敢漫不经心又必须认真谈话的文友。

当孙惠芬表现为作家时，我们的谈吐就很智慧，很风趣，也很投机。当她表现为女人时，我们的谈话就别扭起来——我总觉得她对问题的一些看法是极其女人式的可笑，当然她也在认定我的看法是极其男人式的可恨。有时甚至就谈不下去，只好中断。她似乎是叹了一口气，说不谈了，就轻轻地放下电话。但我感到在放下电话的那一瞬她对我是愤怒的。我也并不轻松，因为孙惠芬是辽东半岛东面的海岸长大的，东面海岸总是吹来太平洋湿润的强风，形成北方的水乡泽国，所以生就的人都具有韧性的倔强。可她从来不承认这种韧性的倔强；那种不屈不挠地不承认的精神，其实就是韧性的倔强。

孙惠芬在电脑前敲打小说时，心情总是相当充实并感到这个世界无比的美好，但只要稿子打完或一段构思完成后停下来，她的心情就随着关闭的电脑屏幕失去了光热。就沮丧万分就无精打采地拿起电话，打给作家素素，打给亲友，或打给我，声音恹恹地说：“没有意思……”我认定这是女人的毛病，是无病呻吟，便没好气地说她：“所有的人写作都是为了活着，只有你活着是为了写作。把工作行为和生活乐趣融为一体，那结果是只要不工作就等于不生活，不生活简直就等于不活了。这是愚蠢透顶！……”她在电话里无奈地笑起来，意思是我言过其实了。她肯定是痛恨我这种粗糙，然而她韧性倔强的另一面是韧性的忍耐。

于是，她还是打来电话，诉说一些我认为绝对不存在的忧虑。当然我又忍不住地继续粗糙起来，讥讽她在表现女人。我说女人无论怎样智慧也没用，顶多写出接近伟大的作品，但永远乜达不到伟大，因为她最终跳不出女人的生理局限。我急切地说着这些时自己都能感到自己的强词夺理，却发现她并不发火反击，但也不逆来顺受，而是以柔克刚式的反抗，我完全像锤子砸在棉花上，费尽气力又毫无效果。不过，我渐渐得意地感到，她之所以能原谅我的粗糙和强词夺理，不仅仅是忍耐，而是她觉得我还是可以信任的。有人告诉我，孙惠芬她们一些女作家在一起偶然抨击男人时，对男人总是毫不客气，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男人越来越没有质量了。但说到我时，却嘴下留情地说邓刚还是可以对话的好男人。也许没这个好字，但我听了非常惬意。

作为女人，孙惠芬的形象无可挑剔，她有女人向往的大大的眼睛和端正的鼻子，有高挑的个头，还有极难得的文静气质。但也许这一切都太完美和太标准，组合起来却缺少女人的浪漫；作为女人，孙惠芬对美也是有着极强烈的追求，她并非追求高档和华丽，但追求的细致却远超过高档。看得出她对服饰颜色和款式的搭配相当考究，这个考究更多的是整洁，她决不容许有一丁点儿疏忽，哪怕衣角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褶皱。也许对美的追求太完全和太苛刻，梳妆之后只剩下美的端正和端庄。我觉得，多么热情奔放或多么感情躁动的男人，只要是见到端正和端庄的女人，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冷静下来。我不知这对孙惠芬是幸运还是不幸。

作为作家的孙惠芬，使我相当钦佩。你只要读了孙惠芬的作品，你就会知道她的思维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尖利和锋利，把她四周生活着的人剔得太深太透以至于剔出筋骨、经络和灵魂来。孙惠芬用她那支尖细的笔，在人坐的土层精耕细作，收获着浸透生活与艺术汗水的文学果实。我欣赏她每一篇写乡村写城镇的作品，那种山乡生存对城市生存的向往，那种踏进向往又眷恋以往，那种希望与失望反复交替的无穷无尽的情绪，使人痛不欲生，无法终结。

她最初写出的中篇小说《来来去去》就使我震撼，这个中篇显示出孙惠芬对人生有着极透彻的感悟。我认定中国古哲学是世界一切哲学之门，《来来去去》将中国古哲学的精髓淡化于平常百姓的生活意识之中，真可谓超然一切世俗。文章做到这个份儿上，我想孙惠芬不会再有惶惑痛苦大悲大怒，也不会再有激动得打战的幸福。大彻大悟使她认明这个周而复始的世界，一切喜怒哀乐尽在意料之中。我对还是年轻作家的孙惠芬之超然感悟很有些愕然，她竟然提前进入了知天命的阶段。十多年前，几乎还是少女的孙惠芬给《海燕》月刊写来一篇小说《静坐喜床》。大意是写一个女人在新婚那天的心理状态。一个十七八岁的未阅人世的女孩子竟然能写出如此内容的小说，而且还能写得像那么回事儿，编辑们脸面上都不约而同地掠过不可思议的惊喜。主编发令让孙惠芬来参加笔会，于是，一个穿灰蓝衣裤（我的印象）的乡下女孩便出现在我们眼前。她默默无语，腼腆并孤独，面对一群城里人而且是攥笔杆子的城里人，似乎有点畏惧和惶恐。文友们对她大有居高临下的怜悯，疯谈之时甚至怕吓着她。我却不这样看，对女孩子心灵深处的聪慧我从不掉以轻心，何况她写过《静坐喜床》。尽管没什么根据，我当时不知怎么对一文友说了一句郑重的玩笑话——你们小看了她，她的心灵装得下你们全体还有剩余的空间！

孙惠芬至今不承认我当时这句话的准确和精确，但事实胜于雄辩，不用说一般的男人，就是很智慧的男人也经不住她的推敲。我说过我对她不敢漫不经心，更严格地说是不敢掉以轻心。在会场上我夸夸其谈时，只要目光触到孙惠芬的影子，我立即就斟字酌句，尽量减少张扬的虚词。我感到此时她心下正在智慧地笑我言过其实。当别人在台上夸夸其谈时，我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去寻察孙惠芬的面孑l，我想她会和我一样表示乏味和滑稽。然而我十次有十次碰钉子，因为孙惠芬的表情永远像洗耳恭听的小学生。即使是台上的人在胡说八道，她表情也会像听真理那样虔诚。我深信这是一种修养、一种礼节和一种深藏。我感到她那对不动声色的眼睛里有股清澈的寒意。

思想并不能包容一个人的一切，情感和性格还会在思想的缝隙中起作用。我发现孙惠芬对躁动对张狂对热闹对喧响有着与生俱来的不适应。这使她作品的表现形式似一潭老水，淹裹着一般读者难以破译的底层激流。柔和的尖锐，湿润的火烈，流畅的艰涩，往往不能使更多的读者悦目，这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孙惠芬的文学运气。在这方面，孙惠芬却又显示出难以置信的单纯，她相信是太阳就必然发光，是鲜花就会芬芳。当然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可具体就不尽然了，君不见无聊无耻之作成千上万部地堂皇出版，而有益有心之作只能是望洋兴叹。在那些不平静的日子里，我对孙惠芬依然平静的眼神产生一种急切，我希望她张扬铺排恣肆渲染，希望她风风火火恨不能希望她疯狂，惟此才能造成应虚实实的千军万马之势，撼动并不公平的文坛和并不正常的读者。特定的基因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生存历程派生出特定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希望也许永远是希望。

后来我才惊愕地发现，孙惠芬竟然很容易被鳄鱼的眼泪所感动，就像童话故事里被大灰狼感动的小女孩一样。有时我对她如此简单地被感动几乎就怒不可遏，她却决不服气，争辩着说她的感动是如何如何的有道理，即使是她认识到她的感动是多么的不理智，她也坚持说至少在当时的场合感动是正确的。我不再说什么，心里却在认真地叹气，女人毕竟是女人！

再后来，我更发现孙惠芬有许多可恨的优点，例如她那永远带有惶恐表情的谦恭，十多年来她发表了无数篇深邃老到的作品并无数次获奖，却依然初学作者的样子，对周围人的尊重愈发天衣无缝。无论熟悉和不熟悉的，有水平和没水平的，可尊敬和不可尊敬的，她都一律尊为老师，即使是偶然开句玩笑，也绝不会忘记“老师”的尊称。我认定这是一种狡黠，并依此观点质疑，我说尊重其实是一种距离，一种陌生，一种障碍，相互尊重的人很难推心置腹。我说得口吐白沫，她也不以为然，继续以委婉的倔强坚持她一如既往的尊重。这种近乎顽固的礼节形式使我简直就痛恨不已。

我还发现她的这种谦恭在自虐她自己的灵魂，她不断地、近乎病态般地检点自己，总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她即使相当智慧相当细致地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感到圆满的事，事后也会打来电话叹气，说她可能有不少失误。这往往弄得我要发疯。

孙惠芬有一个非常灵秀的丈夫叫张申，张申会书法舍篆刻并在美术上很有些细胞；但他的工作却是在电视台搞摄像，也许有美术的天赋垫底使他的眼睛飘溢着对美的理解，所以在摄像这门艺术行业他干得不错。间或能听到孙惠芬小心谨慎但又是情不自禁的赞扬。坦率地说如果只从形象上看，几乎没有人能相信张申有这种能力，因为他的其貌不扬和少言寡语使他欠缺男人的阳刚和粗犷。似乎有许多人不理解孙惠芬的爱情，甚至有人断定孙惠芬是被传统道德束缚，才不得不维持着家庭。

孙惠芬的爱情是在小镇上开始的，那时她和张申都是小手工作坊里给镜面上描花涂彩的工人，相爱之后才出现了孙惠芬当作家调到文化馆并晋升为文化局副局长的官位。孙惠芬文学的辉煌使小镇家喻户晓，人们对她当然要刮目相看。本来是平起平坐平等相爱的两个年轻人之间出现了社会地位的落差，使很多人认定孙惠花这种爱情不会有什么结果。据说甚至有人走到孙惠芬面前大声疾呼，催促她与“平庸”的张申一刀两断。在这种世俗观念的压力下，孙惠芬默默无语。于是人们就更认为孙惠芬这种沉默是一种内心的斗争，是一种道德良心所迫的无奈。然而就在人们或武断地认定，或胡乱地猜忌中，孙惠芬和张申张灯结彩地结婚了。我想，大概至今还会有某些人认为孙惠芬的爱情是不幸的。实际上这些人只要是与孙惠芬认真交往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她与张申之间是多么的和谐，多么的情感。那种永远说不清楚的爱竟能融化世俗的淤块，实际上并非莫明其妙而是妙木可言的。张申也并不轻松，他能从一个小镇的工人拼搏而起，最终到电视台成为有水平的摄像，我想，这其中有一个男子汉尊严的逼使，也有爱情对他的激励。我对文友之间恩恩爱爱的传言一般是听而不闻的，再加上孙惠芬所在的小镇离我有着交通的遥远，也就有着心理上的疏远。

孙惠芬爱情的故事从来没有进入我的网络，上面所写的情况大都是我隐隐约约的道听途说。然而还有更大的据说——是孙惠芬有了爱情的结晶所发生的事：她的宝贝儿子降生的一刹那发现了她身上可怕的肿瘤。医生们在她产后的关键之时又把她重新推进手术室，果断地切割下肿瘤并为了安全起见还果断地切割了更多的面积，这使孙惠芬彻底地摆脱了病魔的侵害。一个新生命的到来竟然撞击到母体生命的癌肿，生命对生命会有如此神秘的恩情，这绝对是人间奇迹。孙惠芬为此对儿子爱得如痴如醉，再爱下去我觉得会把儿子爱得没有前途。

真正并真实地接触孙惠芬，是她弃官进城，来到距我只有几里远的颇有些风景的小区。自愿放弃文化局长的位置（而且有迹象表明她还会在这个位置上继续高升）而到大连《海燕》编辑部做一个小编辑，我认为这是她对创作的走火人魔，为此我也对她有些肃然起敬。也许是没有局长头衔的压力和烦恼，孙惠芬爆发了创作激情，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她都发疯般地敲打电脑。无数中篇、短篇乃至长篇喷涌而出，各种大奖小奖滚滚而来。她的第一部长篇《歇马山庄》就出手不凡，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大连市文联在北京为她召开了作品讨论会。会上讦论家们踊跃发言，赞不绝口，使陪同孙惠芬去北京的文化官员们脸上大有光彩。

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么的亲近，多么的坦直，多么的推心置腹，实际上也是很难沟通的。当我看完孙惠芬第一部长篇《歇马山庄》的初稿时，被里面的情感特别是性描写所震惊，我认为这是我至今看到的所有小说中描写得最大胆也是最大气的，我的惊愕很快变成惊喜，我迫不及待地给孙惠芬打电话，我说我刚刚看完你的长篇，我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却惶恐地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写得太那个了……我立即沮丧万分，我知道我此时正和一个女人孙惠芬而不是作家孙惠芬对话。

然而，孙惠芬正是有作家和女人两个灵魂，所以生活的情趣超过一般的女作家，无论她在创作时对情感对命运有多么高超的追求，但在生活中对丈夫的爱却能朴实到让人难以置信；无论她在作品中对思想对人生有着多么深邃的见解，但对孩子的亲呢却像老牛舐犊那样动心动情。惟一不方便的是我与她的交往有时错位，当我和她谈作品时，她有时表现为女人；当我和她拉家常时，她却又是个作家。

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