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镜自描
对镜自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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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箅太丑，但也与美无缘。因作品常常招徕青春女性来鸿之故，王蒙不止一次地以调侃式的幽默，表现他的内心不乎：维熙那副尊容并不比我雅观耐看，为什么总有“花恋蝶”呢！难道他的小说里分泌着男性荷尔蒙，找个专家来化验化验。
我不是蝶。也许过去是蝶，但是二十年的青春年华埋进历史坟茔；彩蝶的翅膀，早已然折断了。
我的小说里没有贤亮老弟那种“巫山云雨”的情致描写。当然，贤亮那些臆象奔泻的文字图象，也常常使我怦然心动；但我解剖不来人性颠峰。我很笨拙，因而我对贤亮羡慕、忌妒并存。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不过至今细腻的妻子常常打扮我，她说仪表也是一种精神。每次叫我试穿新衣，我都表现得十分无奈。我无法归属新潮男性行列当中，但也轻蔑抵制新潮的“两条腿的古董”。我随意性极强，强到近乎于顽症之地步。82年我和陈登科、艾明之两位文学长者出访澳大利亚时，两位长兄都喜欢我穿上西服，我却百分之八十的时候身着中山装。因而，在墨尔本和悉尼街头，常常被那些碧眼黄发之外国妞子，侧目而视，并称我穿的是“毛服”。话题再回到第一节去，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芸芸众生，却使明之和登科老兄忌妒得火烧火燎——因为在一个国际作家聚会的山庄草坪上，一个赤着双足的美丽女孩，竟然视两位风度翩翩堂堂男子汉如乌有，用英语对我说：“陪您去散散步好吗？”
登科说：“他妈的，维熙的魅力究竟在哪儿，怎么不找明之和我呢？”
明之臼广人的命，天注定。维熙是水中的鱼，我艾明之是火中之鸡！”谜。
这个谜我不能破译，也没能力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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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
我很执拗。执拗到拒绝一些友人诤言之程度。我烟吸得很凶，酒量亦属上乘；外加上一天到晚不锻炼，全然与时代保健要求相悖。我有一个观点：上帝什么时候招呼，什么时候跟着他走。花费在苦炼筋骨上的时间，和延长寿命的时间大约等同一致，这是我的生命运算学。我自知这种自撰之理论，谬之以极，但不想改弦易辙。
记得有一次读到蒋子龙老弟一篇小小谠，题名《龟拳》，描写一群善男信女们，在某个瑰丽的早晨，跟武林老师，伏地爬行学习延年益寿之术之种种形态。读罢，不禁开怀大笑，在一个会议上我&子龙耳语道：“你我都不想当长寿龟王，可谓知音者也。”其实，文坛持这种生活信条的人，大有人在。在《人民文学》的鼎盛时期，卷首语中刊登了文坛前辈叶圣陶公的三句生活自白：一曰吸烟，二曰喝酒，三曰不锻炼。真是前有辙，后有车；我在老师辈的文坛泰斗之中，又有相知。偏偏这些生活上极其随意的人，生命力极为顽强，叶老近九十高龄才仙逝升天。
今年六月，我去夏公家#拜访，夏老（夏衍）对我说：“我九十岁时戒的烟。也无所^戒，有那么一天不想抽了，就把香烟都馈蹭了朋友。”九十岁离我还有三十载哩！我说：“我如果能象您那么长寿，九十岁也一定不再当烟民了！”
我能活到九十岁吗？为此，我怕还要求签问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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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巫术之类我不太信奉。但在日本浅草寺殿堂之内，却使我深深吃了一惊。那天，日本友人已然投市至求签箱内，要我当成玩耍试抽一签。此签至今我仍夹在访日的笔记本内，签曰：
离暗出明时
麻衣变祿衣
旧忧终是退
遇绿再交辉
此卦不就是我的历史和现时肖像吗？离“暗”示意我结束二十年劳改生涯。“麻衣变禄衣”是说我脱去褴褛之劳改衣衫，换上福禄之官衣（当时，我正在中国作协干着什么芝麻绿豆大小的文官八不管怎么说，前两句说的八九不离十，挺叫人心服的；至于后两句，我着实无法破译。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为我解题道：从今以后你的忧患都大大地没有了，最后一句的“绿”字，是不是说你要参加贵国的解放军，才能发出更大的光热来。
我理解这位友人的意思：国人中只有解放军才穿绿衣服的。因而在北京某次的文学座谈会上，我对当时尚未逝世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说：喂！吸收我当个兵吧！说着，我把一张纸条递给他。哪知他看过我的浅草寺的卦爻之后，摇头笑道，哎呀！坏了，后两句的神意并不单纯指的是叫你参军。你不是当了二十年的地球修理工嘛，庄稼地也是绿色的，是不是叫你重新回到那块老地方去？老弟，那可糟了。他笑了。我笑了。
是呵，文坛东西南北风总在刮，说不定哪个年月，哪个时辰，哪阵强台风，又把我这片残枝败叶，再卷回到劳改队的绿色中去，到那儿能交辉吗？！
不过我对绿色确实十分珍惜。把历史往前移14个年头的1979年，我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刊载之后，某省的一个劳改局曾行文上告我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绿衣某军医大学女军医，曾致函给我：一旦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我愿去当一个乡野郎中，去“大墙”里探望你。瞅，这不是和绿色的缘份吗？！
绿色一直对我十分厚爱。当我和我原来经历人生苦旅的妻子张沪友好地分手后（我和她都是强人，她是高级记者，两颗恒星在一起火焰灼热：极易彼此焚烧并双双化为灰烬，因而极为理性地告别了，从夫妻成了诚挚的朋友关系），我现在的妻子，又是个退役军人，她曾经是绿色襁褓中的一个。特别具有命运色彩的是：她的名字叫钟紫兰。在花卉家庭中，“紫玉兰”是“红玉兰”的学名，加上她的姓氏为“钟”，似乎是从我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始，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已然做了这种安排。这是不是浅草寺中“遇绿再交辉”的另一种破译呢？！
难道《周易》学真是一部人生《推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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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作、读书，我业余的兴趣大致可以归纳到三个方面：一、我对体育痴迷^尽管我个人不进行任何锻炼。中国足球队的一路悲歌，常常影响我个人的喜怒哀乐。二、我在青年时代迷恋过一段音乐，我学过钢琴《拜耳练习曲》，只是老天不愿成全我，给了我两只短粗的手掌。即使是我把手掌拼命扯开，大拇指和小拇指也只能刚刚挨到钢琴键盘上的八度。于是就与音乐“拜拜”。
除了这两种自娱身心的爱好之外，第三个爱好，便是“码长城”了。白天笔耕一天，晚上去搓搓麻将，对我说来，是一种精神调理。楼内几个牌友，说我的牌打出了“大智若愚”的个性，糊牌常常出其不意。其实我只有大愚，并无大智。麻将这玩意靠八分运气，二分技术；据云大愚之人皆有福神保佑，仅此而已。
难得有机会和文友们玩牌，我的记忆中一次是与国文、瑞芳（王蒙夫人）、于劲（南京军区创作室）码过一回“长城”。搬砖游戏本获全胜者为我，小胜者为瑞芳。南方不是有一句口头禅说“打牌不赌博”吗！但是败者是要拜师傅的，因而国文和于劲连称我为老师。
上海作家来家做客时透露：上海有几个作家皆精于此道。如茹志鸿、吴亮等等。有一次谌容开玩笑地对我说：“咱北京队阵容不次于他们上海，有你有我，还有赵大年和陈建功，什么时候南征一下如何？”
我说：“不行，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北京是首都，一旦输了，丢北京的脸，这是‘政治问题，。”
谌容比我自信，她说：“由我率队南征，百战不殆！”
真？
假？
京海两军，没有交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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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上三大爱好，更为亲密的东西，就是酒了。我曾在餐桌上亲耳听到过前辈人汪老曾琪的宣言：宁舍命，不舍酒！我虽没有口吐如此孟浪之酒言，但几乎每日必饮。昔日曹孟德在《短歌行》中曾留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臂若朝露，去日苦多”之豪迈诗章。此诗当为堂堂血性男儿提神补气，我是被《短歌行》诗魂征服者之一。由此，我十分崇敬古代造酒之女酒神狄仪和男酒神杜康。
北國严冬时令，一杯烈酒进肚，手足顿暖，血撞胸膛，此种乐趣，实为神仙般的享受。我有酒不愿独斟，除常赠文友之外，还有时邀请艺林友好，喝个痛快。殊不知文友间酒嬉之乐，也能酿成酒祸：91年元月6日，我邀文友乙蒙、国女、叶楠、心武、张洁、谌容、莫言、哓声、抗抗、匡满以及编友凤珠、周明、仲锝等来我家喝酒。为了增加酒嬸之趣，我在他们畅饮真茅台之际，我将一瓶我家乡产的“玉田老酒”偷偷倒入另一茅台空瓶之中。我的用意，不外捉弄文友中自喻为酒仙、酒圣的人，不想叶楠、莫言等等连连称道那瓶假茅台是真，真茅台是假。此张冠李戴，阴阳颠倒之酒言，本是一曲文坛酒事佳话。但是当我把这次覼嬉之乐，写成文章见诸于京华某报纸副刊之后，竟然祸起萧墙。某位权势人物把文友们新年一起喝酒，视为某种“动向”，一个电话打到了该报编辑部，该副刊的小小编辑，迫于某个人“尚方宝剑”之威，瞠目结舌之后，还要连迹表示从命。
这不是给《酒嬉》之乐，又增加了新的一则神秘主义的童话吗？！为此，京华文友足足沸沸扬扬了一阵：这是怎么了？连文人新春喝喝酒都能被无限上纲，这是开千古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之新篇。与其如此这般，还不如下令不许酿酒，不许卖酒；或允许专卖，唯不许作家们买酒，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具往矣！一切一切皆成为过耳之风铃、时至今日，我仍然对酒成为难舍难分的生死莫逆！奈何？真是不识时务者也！因而我永远成为不了“俊杰”……
1993.7.29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