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第116章
◎“因为一个月之前我还被羁押在集中营里。”◎
十月八日的时候，希尔维娅正式坐上了一班前往瑞典的客轮，离开了第三帝国的统治区域。这并不容易——不是说离开德国，而是说前往瑞典。
在战争的前期，瑞典和德国的关系相当良好，德国的飞机可以自由地飞跃瑞典上空，大量的铁矿石通过波罗的海的港口运往德国。但现在，瑞典已经宣布要关闭波罗的海的一切港口。她搭上这班船，还是托了自己瑞士公民身份的福。
她坐在舱室的床上，想着前一天和希姆莱见面的事情。舒伦堡和希姆莱汇报这次任务的目的，用集中营的犯人作为筹码，为德国争取足够的汽油和原材料，并向西方“释放诚意”。党卫队全国领袖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对舒伦堡和希尔维娅说，他相信西方人需要德国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排头兵。
希尔维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希姆莱认为英美需要一个纳粹党国家来反布尔什维克。她一直扮演着希姆莱心目中那个“屋大维娅”的角色，直到舒伦堡带她走出希姆莱的官邸，才小声发问：“希姆莱不知道卡萨布兰卡会议吗？”
“您说那个要求‘把战斗进行到德、意、日三国无条件投降为止’的会议吗？”舒伦堡漫不经心地道，“当然知道。但‘无条件投降’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战后他们总要有人管辖德国的，不是吗？更何况，我可以告诉您，丘吉尔首相并不赞同这个决议。”
希尔维娅笑了一下，她当然知道丘吉尔首相并不赞同这个决议。但她更知道的是，丘吉尔拒绝一切“七月密谋”分子的接触，他根本就不想区分“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
“您笑什么？”舒伦堡问她。
“只是觉得您很难捉摸。”希尔维娅道，她认真地看着舒伦堡，他到底是用什么让希姆莱相信，英美人需要纳粹党人去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扶植一些新的人物呢？张伯伦挥舞着协议，呼喊“一代人的和平”的照片，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哪位英美领袖有这么大的魄力，再来一次“慕尼黑会议”？
“我对您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殿下。”舒伦堡替她拉开车门，“至于这件事情，它也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一句话，我们要帮助前线，手段是否正确要用目的证明，不是吗？”
舒伦堡在希尔维娅面前颇为肆无忌惮。一方面，他已经确信她知道他的一切目的。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她没有能力反对他。
这种思维给希尔维娅带来了一点好处，她把自己的论文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带了出来，计划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几个礼拜之后，它将抵达远在美国的克拉克·赫尔教授手中。
“殿下。”服务生走进来打断了她的思绪，“到吃中饭的时间了，要我给您拿进来，还是？”
“我去餐厅吃吧。”
餐厅里人不算太多，大部分是因为公务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人士，偶尔有几位青年扶着自己的长辈。还有几个人匆匆地赶上来，神色焦急慌张，避免一切目光接触——希尔维娅怀疑他们是偷渡的人，她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多流连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之中有人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她放下菜单跑了过去：“您怎么了？！”
对方浑身抽搐着没有说话，她判断他是癫痫发作了，只得把他的眼镜摘下来，解开衣钮扣，把他的头扳到一边，好让那些白沫自然流出。过了一会儿，那位先生自然地恢复了平静，他诧异地看了希尔维娅一眼，逃也似的飞奔走了。
希尔维娅看着他离开的方向，摇了摇头，没有在意。
晚饭的时候，希尔维娅带着自己没有读完的《基督山伯爵》去了餐厅。一位绅士敲了敲她的桌子，说的是法语：“您介意和我拼个桌子吗？”
希尔维娅瞥了一眼餐厅，里面到处都是空的位置。不过她对此并不在意：“您请便。”说的也是法语。
不一会儿，晚饭端了上来，希尔维娅放下书，开始吃晚饭。
“您看上去很奇怪。”她对面的绅士说道。
希尔维娅认真地打量了她面前的人，棕发、绿眼，中等身材，面容端正，一身简单的西装，戴着一块普通的手表。看上去像个普通律师或者什么职业经理人。在这条航线上这种人很多：“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目光在她手上的戒指上扫了一下：“在战争年代很少有像您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士单独出门，还戴着这么引人注目的戒指和项链。”
希尔维娅轻轻笑了一下，舒伦堡和她争论过戒指的问题，他坚持要把它取下来，而她坚决不肯。最后是他们互相妥协，她把这枚戒指戴在右手，让它看上去像装饰而不是订婚戒指：“您是在暗示我，这条航线上会有小偷或者强盗吗？”
“这条航线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比如您刚刚救了的那个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绅士说，他叉了一下面前的鱼肉，“而您看上去显然像个贵族。”
“我睡觉的时候会把门反锁。”希尔维娅玩笑道，她擦了擦嘴：“祝您好胃口。”
“等一等。请您不要生气。”绅士说，“我叫内森，内森·杜布瓦。是巴黎人。”
希尔维娅又打量了他一眼，她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了：“是吗？”
“是。请您不要生气，要引起您这样的美人的注意，我必须得别出心裁才行。现在我请您一杯酒，作为赔礼，好不好？”内森赔上笑脸。
希尔维娅点了点头：“希尔维娅·威廷根施坦因。”
内森高兴地叫来服务生，多加了两杯酒水。他举起酒杯和希尔维娅碰了碰：“为愉快的生活干杯！”
希尔维娅矜持地和他碰了碰杯，唇边噙着笑意。他们走到甲板上，海风吹拂在人身上，带着一点水汽。头上则是满头的星空。
“您是从德国来的吗？”内森问她。
“您为什么这么问呢？”希尔维娅好奇地看着他，“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德国上船的，不是吗？”
“不，只是，您的法语说得很好。”内森说，“不带一点德国人的口音。”
希尔维娅笑了一下，甲板上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而您的法语带着魁北克腔调。”
“什么？”内森颇为惊讶地看着她。
“您的法语带着魁北克腔调。”希尔维娅重复了一遍，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蒙特利尔大学毕业的加拿大同学，所以对这种口音非常敏[gǎn]，“法国人的清音是绝对不送气的，而加拿大人的清音则送气明显。”
内森皱了皱眉：“是吗？或许我的朋友里有人是加拿大人，我受了他们的影响。”
希尔维娅点了点头，表示接受这个说法。但她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加拿大人应该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干脆就是个间谍。否则，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臣民，是很难通过德国边检到瑞典来的。
她本以为内森受了这个挫折会知难而退，但他丝毫不在意地继续问她：“那您是法国人？”
“瑞士人。”希尔维娅说。她对这种漫无目的的对话感到危险——如果这条船上有德国情报机关的人，那她和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内森先生就都完了。她匆匆地结束了谈话，回到了自己的舱室。
第二天，船在丹麦靠了岸，那天阳光极好，岸边到处是叫卖的小摊贩。希尔维娅买了一张德文的报纸，坐在甲板上翻起来。报上几乎都是戈培尔的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新闻，什么前线形式一片良好一类的老说辞。她无聊地向后翻去，发现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了报纸上——赫尔穆特·兰特。
是一份讣告。
“......抱着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兰特上校将他年轻的生命奉献给祖国。”
署名是兰特的家人。
希尔维娅第一次觉得太阳如此刺眼，几乎让她双目发痛，她撑起身，想要回舱室去休息一下，没走几步路就摔倒在了地上，她觉得眼前发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船已经航行在了海面上。她躺在自己的舱室里，内森坐在她的对面：“您还好吗？威廷根施坦因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