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一册》（2）

导论

经过长期不断地学习、思考、探索，数易其稿，拙著《周易正本通释》终于面世。虽然，内心仍惴惴不安，因“易道广大悉备”，“博大精深”，“见仁见智”，拙著可能只是“一管之豹”而已；遵循孔圣人“述而不作”的教导，我只是把自己学习《周易》的心得奉献给读者，以利于《周易》的普及，纠正时下“易学”的偏颇，利于在普及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进而利于国学的普及、弘扬与发展。诚挚希望广大读者“走进易经的妙堂，通晓易理的玄奥，掌握宇宙的规律，获得人生的指导”，这就是我作此书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影响，1959至1964年，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没有讲授《周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泛滥，对传统文化全都当作“封建主义”加以批判，对《周易》为何物几乎全然不知。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期间，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可能学习、研究《周易》。引发我对《周易》极大兴趣的是1981年8月22日至27日，在由杨超同志主持的于锦江宾馆召开的“吕子方遗著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了从法国归来的刘子华先生和从台湾回来的胥端甫先生。刘先生介绍他在法国留学时，获得《周易》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叫《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称他运用来知德的易学理论推算出了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有人拿出一张报纸说，据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海军天文台发现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与会者莫不感到万分惊讶。

会后，我去刘博士家拜访，想借他的《周易来注》来复印，他不愿意借。胥先生从台湾带回了许多的书，陈列在他家里，像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许多《周易》方面的书，来知德的注也有好几种，向他借出来复印，他也同样不同意。当时在成都要找《周易》方面的书，特别是《周易来注》有些困难。1982年春节后不久，陪我的同事蔡方鹿先生去邛崃县考察魏了翁“鹤山书院”的情况时，偶然在县上不避风雨、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部木刻本《周易来注》，同样也不同意借给我。是年，6月15日，我去邛崃县，坐在那里抄书，打算在那里呆两周，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只用了10天，就把《来注》的主要内容抄下来了，正当端午节那天，回到了成都。

我根据抄写的资料，写了《来知德易学及其自然哲学》一文，于7月下旬在由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四川省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面世，不久载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印的《哲学文集》中。这本《文集》本来是一本内部材料，重庆一家理发工具厂的工人霍斐然先生，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本《文集》，给我写来一封信。我从信中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易学爱好者，而且对《周易》很有研究。《来》文后来被选入了1984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周易》讨论会的论文集、唐明邦教授等主编的《周易纵横录》中。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国周易研究会筹备小组”，我是成员之一，研究会正式成立后任理事。我根据“筹备组”的要求，经过无数的曲折和艰苦的努力，在杨超书记的全力支持下，创立了“四川省易学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后来，我在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复印了《周易来注》，认真学习和研究来知德的易学。

来知德（字矣鲜，别号瞿唐）潜心研易近三十年，运用《系辞传上》中“错综其数”和“非其中爻不备”的理论，发明错、综、中爻说，以用于解《易》，建立起了“理、气、象、数、图”为一体的独特的易学体系。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郭子章说：“矣鲜《易注》，继往开来，亘百代而一见者。”贵州督学道按察使司副使凌惇，读《来注》后说“向之晦蒙，释然以解。”“学易不可不读《来注》也。”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诗人高雪君(1674—1707)说，“阅先生所画之图。乃合羲图之对待，文图之流行，理气象数，悉具其中。”“瞿唐来夫子作错之综之，抉以中爻而象始著，象始著而易益彰，使人观象玩占，自得诸语言文字之表，瞿唐之功，诚不在禹下矣。”清代谢开宠称《来注》为“必传之书”,“不朽之著作”，说“瞿塘先生《易注》一书，于易象独有所发明，其精思朗悟，直与作易四圣人心相印合，虽濂洛考亭推测，犹有未逮，况其下者乎？”清代诗人崔华（1632—1693）于康熙二十七（1688）年重刻《易经来注》并作序曰：“瞿唐来先生忧易象之不明于天下也，闭户万山中，殚精竭智，探索三十年，乃豁然有所解悟，独抒所见，编为《易注》，发明前圣因数取象之意，而诸儒训诂所未及。”“见其增订诸图说，分列错综卦，及剖晰中爻，独备诸理解，虽圣人复起，有不能易其言者。”“先生之致于《易》也，深矣；先生之为功于四圣人，大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自宋以来，有“易学在蜀”的说法，表明蜀易承袭苌弘重象数的特征。来氏易学是蜀学易特征性代表，所以，当代著名易学家唐明邦教授把来氏《易注》誉为“蜀易的扛鼎之作”。虽然历史上有人贬评《来注》，但《来注》已经成为“必传”、“不朽”的著作这一事实证明，以往的一切贬责之辞，都于之无损。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龙的传人，对先辈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应该以敬畏的、诚挚的态度去研究它、审视它，走进先辈的心灵，汲取他们的文化成果中的精华，发展和创新中华文化。巴蜀先辈留下极为丰富的易学著作，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该去重视它、发掘它、整理它、研究它、弘扬它。其中，如汉代严君平的《周易骨髓诀》、扬雄的《太玄经》，晋代蜀才的《周易注》，唐代赵蕤的《关朗易传注》、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宋代陈抟的《易龙图》、龙昌期的《周易注》、苏轼的《东坡易传》、张行成的《周易通变》、《周易述衍》、张浚的《紫岩易传》、张拭的《南轩易说》、李心传的《丙子学易编》、魏了翁的《周易要义》、《周易集义》、杨泰之的《大易要言》，元代黄泽的《易学滥觞》、王申子的《大易辑说》，明代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杨慎的《易解》，清代李调元的《易古文》、刘沅的《周易恒解》、廖平的《易经古义疏证》等等，给中国易学的发展历史增添了光彩。

来氏易学纠正了把象数与义理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对《周易》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所谓“正本”，指“义理寓于象数之中”，强调义理与象数的统一，把义理和象数分裂开来，都不是《周易》之正、之本。孔颕达《周易正义》之“正”，在于“正”汉易忽视义理而偏于象数和王弼“扫象”而偏于义理之误。朱熹《周易本义》之“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本”之于“卜筮”，“《易》之本意只是卜筮用”，“盖《易》本为卜筮作”。朱熹没有忽视象数，但认为易只是为卜筮服务的。所谓“正本”者，“正”割裂义理与象数之偏颇，“本”之于义理象数的统一。这正是《周易》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而也说明了卦爻辞不是占卜结果的随意记录，彰显了《周易》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价值。

《周易正本通释》其实是来知德易学特别是“义理寓于象数之中”这一学说的延伸和发挥。来知德在解释爻辞的象数依据十分详尽，但是对卦辞象数的揭示不详，甚至有所忽视。我沿着来知德强调的“义理寓于象数之中”这一思路，不但详尽地揭示爻辞的象数依据，还对卦辞的象数依据也作了详细的注解，比来知德解释得更加透彻。在论述“义理寓于象数”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时，更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尚秉和《周易尚氏学》清楚、明确。《周易正本通释》运用来知德的“错综中爻”的理论，即错卦卦象、综卦卦象、中爻卦卦象等概念，不用反对卦、伏卦、旁通卦、反卦、覆卦、约象、互体等汉代易学概念。但是，在解释卦爻的象理时，本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取象的范围更广，取之于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只释象，不释义）、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重在释象）、《焦氏易林注》和温少峰的《周易八卦释象》等等。二是在义理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之理来阐明《周易》的义理，着重阐明《周易》中以辩证法为中心多方面的智慧和思想，从来知德的理学思想走出来，使《周易》的义理更具有丰富的哲学韵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周易正本通释》与现在流行的注释本比较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基础篇》比其他注释本更详细、更系统地介绍了读懂《周易》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有的注释本，虽然也有相关的知识介绍，但不够详细和系统。许多人买了《周易》而读不懂，《基础篇》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向导。《周易正本通释》中的《基础篇》与1999年出版的《周易入门》中的《基础篇》相比较，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内容更加系统、更加充实。《基础篇》是最受读者欢迎的。第二，对“义理寓于象数之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说明，这是我注解《周易》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第三，在注解的方法上，以“训诂与义理的完美统一”为指导。对卦爻辞字义作了简要的训诂，生僻字作了注音。从卦爻象和字义中去阐释义理，不但要做到象数与义理的统一，还要做到训诂与义理的统一，把文字的训诂与义理的阐释融为一体。第四，凸显理性思维和辩证智慧。《周易》与卜筮分不开，作为一种民俗，我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重视其辩证法的智慧，不把人们的视野引导到卜筮中去。中华民族只有重视理性，探索宇宙的真实奥秘，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国家的实力，才能真正从亡国灭种的劣运中彻底走出来，才能真正把我们的祖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

二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提供了两个最有价值的东西：一是“仁”，二是“智”。“仁”是五德之首，“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义”为五德之一，“仁义”皆为德，为德行、品德，在政治实践上体现为“体仁长人”，德主刑辅的治国方法；二是“智”，即是智慧，也为五德之一。《周易》中的“智”是指认识事物、指导实践的智慧，在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何谓“思维模式”呢？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在程式。构成“思维模式”的外在形式，不同民族有其自己不同的特征，《周易》的“思维模式”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我以为，从见仁见智的角度说，独具民族特色的《周易》的“思维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太极思维模式。有人把人类的思维模式分为六种类型：点型、线性、面型、梯型、网型和球形等。并说，中国人大致偏向球型思维模式，说这种模式有缺乏原创性、开放性、理论性、思辨性和分析性的缺点。我认为，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模式应该是“太极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整体的、立体的、动态的。太极图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是动态的。整个宇宙是一太极，一星球是一太极，一事一物都是一太极。太极中含的阴阳，它有其内在的结构。宇宙各种事物的阴阳都含寓其中。对任何事物的思考都以整体来统帅各个部分，总体是部分的有机组成，部分离不开总体。中华民族的祖先运用这种太极思维模式认识世界，观察事物，创立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如天文、历法、中医等，长期处于人类文明史的领先地位。如果把“太极思维模式”平面化、僵硬化、封闭化，是错误的。

第二，互补思维模式。所谓“互补思想模式”，是指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即在认识、观察、研究问题时，不执着于阴也不执着于阳，而以阴阳之间的中介联系为其方法。阴阳是《周易》的核心范畴，阴与阳之间处于对待、互摄、依存和转化的状态中，阴是阴，阳是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变阴，阴极变阳；阴息阳消，阳息阴消；相反，阴消阳息，阳消阴息。《周易》的这一哲理，要求我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时，既要看到事物的此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彼面。此与彼，彼与此的差别、对待是相对的。此事物与彼事物自身也不是绝对静止的，彼与此之间的消长、盈虚处在动态平衡中。“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是非，此亦是非”。世间的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彼”事物中有其是与非，“此”事物中也有其自己的是与非。事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是亦彼亦此，亦此亦彼的。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线，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非此即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阴阳互补即是相互深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是中道。儒家、道家以至佛家，都遵奉这种思维模式，可见是我们民族最有特征性的思维模式，它是符合辩证法、科学的思维模式的。

第三，象数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周易》最具特点的思维模式。从“易者，象也”这个命题中看出，“象”是《周易》独一无二的特征。“象”分为爻象和卦象。卦象又分为经卦卦象、别卦卦象、错综卦象、中爻卦象，方位卦象、阴阳卦象、连互卦象、数字卦象、季节卦象，还有大象、半象等等。“数”有很多的内容，实则是“象”在时空中的展开。每一个爻位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座标，这个时空座标随着爻位由下往上的爻象的“变动不居”的变化，卦象也就变了，卦位的特定时空座标也就变了。所谓“象数思维模式”就是爻象、爻位和卦象“变动不居”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时空座标”的变换中，《周易》更注重的是“象”的变化。“象”是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而抽象出来的“象形符号系统”，它又成为返观宇宙万物的方法论，去认识被这个“象形符号系统”所“拟诸”过的万物，即用八卦符号所代表的卦象去演绎事物、认知事物。这种“演绎”和“认知”具有模糊推理的性质。象数思维与形象思维是不同的。“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觉、灵感去塑造艺术形象，如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诗词中的意象、意境；书画中的意境、神韵和气势等等，都是心灵美的外化。“象数思维”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方法。“易象”中形象、意象、象征与创造“汉字”的“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这“四书”互为表里，是“易象”思维在造字中的运用，“汉字”中“四书”是“易象”思维的表现。象数思维模式，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它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是任何理性思维方法或模式都不能取代的。

第四，察来思维模式。《周易》“显微阐幽”，“彰往察来”、“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思维模式，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它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反，也与“法先王”、“托古”的文化传统不同，而《周易》不但“彰往”、“数往者”，而且还“察来”“知来者”，更能“知几”，注重从过去走向未来，从已知探索未知，从事物微小的先兆预知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因为《周易》认知事物是“变动不居”的，而它们变化的规律，是由“动之微”，经过渐进的量“变”而到突变的质“化”，由量变而引起的向新质的转化，确知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的走向，预知事物未来的变化，故能察知未来。《周易》由这种察来的认知理论模式求未知，由“极数知来之谓占”而形成了许多占卜、卜筮的方法，传统上称为“数术”（或术数）。这里我们不去评论“数术学”的长短，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察来思维模式”是一种古老的预测学的思维方式，它的价值取向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演绎法、科学归纳法以及预测学，在探索未知方面与卜筮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依据理论体系、推演方法不同而已。数术学是一种庞大的体系，其中充满着无穷的智慧，如《五行大义》、《大六壬》、《奇门遁甲》、《推背图》等等，它们是察来思维模式的具体运用。我们应该从数术学中去吸取其智慧，发展这种极有价值的思维模式。

第五，和谐思维模式。“和”，相应也。“谐”，和也。“和谐思维模式”贯穿在上述的思维模式中。和谐就是要使对待、对立、矛盾着的两方“不过”也不“不及”，不走极端，要使之处在相对的平衡状态中。任何事物中的阴阳总是处在相激、相荡、相摩、相射之中的，阴与阳的平衡是相对的。《周易》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这四卦为纯卦，它还包含了震、艮、巽、兑四卦。乾为阳、为天；坤为阴、为地；坎为阳、为水；离为阴、为日。乾与坤皆阴阳相应；坎与离也是阴阳相应。天地间只有有水有太阳，才会有生命的和谐生长。下经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咸卦由兑艮构成，恒卦由震巽构成，亦皆阴阳对应，表达了夫妇人伦恒久之道。既济未济由坎离二卦构成，既济表示完成，未济表示未完成，世间万物总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它每时每刻都是既完成，又没有完成的。阴阳之间彼此消长的平衡“相应”过程，就是事物状态的和谐。“消长”即是“变化”。“十二月消息卦”就是阴阳消长和谐的典型表征。以这种思维模式为指导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的人伦道德、政治实践、外交策略等思维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国家奉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建国理念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

思维模式决定着一个民族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由此，决定着人的价值取向、处世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东西方人的重大差别之一，就在于此。传统是巨大的宝藏，又是沉重的包袱，我们必须要把宝藏变成现实的财富，才利于传统思维模式的转换和革新。

三

“理寓象中”，“义理与象数”的统一，是统一于“象数”，还是统一于“义理”呢？若统一于“象数”，就可能导致没有意义的烦琐哲学，只有统一于“义理”才是有意义的。“义理”寓于“象数”中，以象数释辞，以辞阐理，追求其《周易》的义理与方法，用之以指导社会实践，才是可取的。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命题。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指卦爻象；“言”，指卦爻辞；“意”，指卦爻辞中所包含的意义，即价值取向。这三者的关系，是卦爻象、卦爻辞及意义的关系。《易经》是由爻象而卦象，而卦辞，而卦意而形成的。“象者，出意者也”，象中寓有意义、义理。“言者，明象者也”，只有解读卦爻辞，才能明确象的价值意义。“言生于象”，说明卦爻辞与卦爻象不能分离。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不只在于“明象”，更重要的是要“得意”，即要通过对象数的研究而达到卦爻辞意义的理解，明确卦爻辞所包含的价值意义，所以，王弼说“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以象释言，以象得意，明言得意，是研究《周易》的目的。得意而忘象，不明象就不能得言得意，明象明言，“义（意）斯见也”，即《易》的意义、理论、价值取向就明确了。

在“言”和“意”的问题上，《庄子》也重“得意”，早于王弼提出“得意忘言”之说，强调“语之所贵者，意也”。在《外篇·天道》篇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言），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还在《杂篇·外物》篇中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言”是“得意”的手段或工具，犹如捕鱼的“筌”和捕兔“蹄”一样，目的是得“鱼”和“兔”。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理论是对《庄子》“得意忘言”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易者，象也”，说明“象”是《周易》的本质特征，而《易》象的无限丰富性，是从它的基本卦象中引伸出来，它也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以扩展，同样易理内涵也是无限的。《易传》是对易理的最早的创造性解释和发挥，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根据不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不同的知识能力和不同的价值的选择，对易理进行了不同的、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易理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是新新不息的。

以儒学解《易》是《周易》义理派的主流。义理派易学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有：王弼的玄学《易》、程颐的理学《易》、杨简的心学《易》、智旭的禅学《易》等等。解放以后，主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解易，近年来有不少以管理之理解《易》的，但均有忽视象数的倾向。拙作以象数为基础，运用的辩证法之理解《易》，着重阐明宇宙统一之理、阴阳交感之理、生生不息之理、中道和谐之理、认识模写之理、由微知著之理、人道和谐之理、文明进化之理等等。拙作把以上这些义理思想贯穿在解释卦爻辞和各传之中。如在解释“乾元”和“坤元”时说，它们是“构成宇宙万物及其生命的原始要素：“乾元”，即阳性元素，如阳性粒子；“坤元”，即阴性元素，如阴性粒子。再如在解释“生生之谓易”，说“生生”是“生而又生”，生命不息地创新。“易”，变易。变易的本质和过程就是生而又生。又如在解释“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时说：“进与退”、“存与亡”、“得与丧”是相对待而相统一的。进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丧，反之也如此。乾卦虽为纯阳之卦，其中也含有阴，不能僵化地只看见其阳的方面，有对待，也有转化。所谓“亢”者，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存而不知亡，只知得而不知失，是圣人吗？再如在解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时说：“象”，日月星辰之类；“形”，山脉、河流、动物、植物之类。“见”，现也。日月的东升西落，月亮的盈亏，昼夜的交替、寒暑的往来，四季的推移；山川的变迁、岩石的溶蚀、动物的生长和繁衍、植物的繁荣和枯萎等等，都是天地万物的变化的表现等等。这些解释显示了《周易》义理学的时代特征。

黄寿祺、张善文二教授说得好：“《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易》的本质内涵则为哲学。”哲学即是智慧之学。“阴阳之道”是《周易》智慧的核心，它深邃如大海，如蓝天，掘之不尽，探之不竭。“百姓日用”“阴阳之道”，只是“不知”其为《周易》的智慧而已。事实上，许多《周易》智慧已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如“自强不息”，“终日乾乾”、“厚德载物”、“裒多益寡”、“与时偕行”、“仰观俯察”、“物极必反”、“极深研机”、“动静其时”、“革故鼎新”、“顺天应人”、“乐天知命”、“保合太和”等等。

还有一种值得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却的“知存知亡”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周易》关于阳极变阴、阴极变阳;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物极必反，生生不息智慧的逻辑必然。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智慧的民族，但也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或经历过外族的统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八国联军的战争以及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曾经遭受到严重的挑战。现在我们的国家虽然发展了、相对强大了、比较富裕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我们不能高枕无忧，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同时，要继承、发展和创新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团结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强大、均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

《周易》“广大悉备”，其理至精、至微、至深，因此，任何一部关于《周易》的著作，都只能是一孔之见，一隅之得而已。《周易正本通释》的面世，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周易》、学习《周易》、知晓《周易》。继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我整理的李鼎祚《周易集解》，1996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注释的智旭《周易禅解》之后，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由我与杨树帆先生合著的《周易入门》。《入门》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一本书，唐明邦教授在《20世纪中国易学回眸》一文中说：《入门》“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时至今日，还有一些易学爱好者，不时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寻求这本书。我深信拙作《周易正本通释》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一定会胜过《周易入门》。若能如此，甚为欣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丁伟志先生，为拙作题字曰：“君子知柔知刚，知微知彰，万夫之望。”这是对我的支持、肯定、鞭策与厚望。现在转赠给读者之“君子”，切望“知柔知刚，知微知彰”，通晓《易》理，传承国学，不辜负中华民族之“万夫之望”吧！

2012年1月15日于蓉城南河畔青松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