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一册》（7）

易学基本流派《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从这段话中已经说明《周易》中包含了义理和象数、卜筮的内容。以后易学的发展，形成了义理派和象数派，到了宋代，又从象数派中演化出了图书派，从此义理派、象数派和图书派鼎立于易坛。

第一节义理派

《周易》的义理派又称为义理易，它主要阐明《周易》中包含哲学理论为内容的学术派别，是易学的最重要的派别之一。义理派开始于孔子在《易传》中对《周易》的哲学要义的阐释，《易传》对《易经》要义的揭示和阐释，从而确立了《周易》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继而晋代王弼“扫象”，用老庄玄学解《周易》，大张义理之学的旗帜。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是沿王弼所开创的学术方向作出的重要成果，宋代的程颐著《程氏易传》和朱熹著《周易本义》把义理学推向顶峰，现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周易》的应属于现代义理学的范围。

王弼（226—249），字辅嗣，是我国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玄学家。王弼虽然只活了24岁，但却才华横溢，史称他“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有《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例》、《论语释疑》、《周易注》、《周易略例》、《易辨》、《周易穷微》、《易传纂图》等等。《周易注》、《周易略例》是王弼义理易学的代表之作。他用玄学解释《周易》，是把《老子》、《庄子》与《周易》沟通起来，开创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

王弼易说，主义理而排斥象数。魏晋以前的汉代易学都重视象数，专以承、乘、比、应；伏、飞、互、反等易象解易。自王弼以后，义理之学一度占了主导的地位。唐代孔颖达称王弼的《周易注》为“独冠古今”之作。王弼的义理之学以老庄的哲学思想为中心。王弼玄学思想的基本命题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他在《老子指归》中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即把“无”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老子主张“道法自然”，王弼则强调：“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这里王弼所说的“无为”就是因其“自然”，并用这种“自然无为”的思想去注释易卦，如释临卦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时说：“处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纳刚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刚长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则聪明者竭其视听，知力者尽其谋能，不为而成，不行而至也。大君之宜如此而已。”临卦九二爻为阳，六五爻为阴。六五为尊位，比喻君德，与九二又相应，比喻任人以能，无为而治。这是以老庄玄学思想解易的例证。

王弼还首倡“得意忘象”之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认为《周易》的言（辞）、象、意三者的关系是“象者出意”，“言者明象”，“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也”。可见，王弼把“言”“象”当作是“蹄”和“筌”一样的工具，得鱼得兔之后，就可以忘却筌蹄一样，忘却象和言。

王弼主张卦主之说，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个或两个中心爻。卦主分为成卦之主和主卦之主。清代李光地对王弼的卦主说作了发挥和详细的论述，他在《周易折中》一书中说：“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他爻亦间取焉。其成卦之主即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时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与时位参错而不相当者也。大抵其说皆具于夫子《彖传》，当逐卦分别观之。若其卦成卦之主，即主卦之主，则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则两爻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爻，则两爻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象，则两象之两爻，又皆为卦主矣，亦逐卦分别观之。”

关于王弼的卦主说，朱伯崑教授认为，其来源于京房的“定吉凶，只取一卦之象”的观点，他说：“概括起来说，讲了三种情况：其一是，指爻辞直接同卦辞相联系的一爻。”如屯卦的卦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此卦为吉，《彖辞》解释是因为“刚柔始交”。所谓“刚柔始交”是指初九与六二开始交接。初九的爻辞说：“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屯卦直接与卦辞相联系的一爻是初九爻，所以，屯卦的主爻为初九爻。王弼分析说：“屯，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不召自往，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凭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按王弼的说法，屯卦初九爻是阴求阳之义，民思其主之时，其他爻义皆本于此爻。所以，初九爻是主爻。

朱伯崑说：“其二是，指居中位之爻，即二五爻。”王弼说：“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还说：“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此论证中爻为一卦之主。如讼卦、困卦的九二爻均为主爻。此二卦都阳爻处阴位，并与九五敌应，讼卦就上下相违而争讼不已，困卦就上下相抵捂因此而困穷。

朱伯崑说：“其三是，指一卦之中阴阳爻象之最少者，如五阴一阳或五阳一阴之卦，其中的一阳或一阴为该卦的主爻。”王弼说：“夫少者多之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阴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阳苟一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如谦卦的九三阳爻为其主爻，因为谦卦是五阴一阳之卦，阳统阴也；大有六五阴爻为其主爻，因为大有卦是五阳一阴之卦，阴统阳也。

韩康伯（332—380）的《系辞注》是王弼义理学派的代表作。王弼注《周易》没有注释《系辞》。孔颖达将其收集在《周易正义》之中，并加以疏解。韩康伯运用老庄的思想来注释《系辞》，同时也借助注《系辞》来发挥老庄的思想。他用“无”来解释“太极”，在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时说：“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可见，韩康伯把“无”当作宇宙本体，宣传老庄“有生于无”的思想。还说：“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韩康伯认为，“道”和“太极”都是“无”，并且产生形下之器的本原，这完全是借《周易》来发挥老庄的哲学思想。

唐代官方命孔颖达（574—648）撰《五经正义》，孔颖达撰的《周易正义》，用王弼和韩康伯的注。所谓《周易正义》就是对王、韩的注加以疏解，所以《周易正义》又称为《周易注疏》，解释或阐发“注”称为“疏”。孔颖达在《周易注疏》的《序》中对王弼的注进行肯定，并对当时易学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说：“其传易者，西都（西汉）则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都（东汉）则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接着，他论述其撰写《周易正义》的宗旨：“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可见，孔颖达十分推崇王弼的《周易注》，称为“独冠古今”，其注疏以王弼“为本”。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虽以王弼的注“为本”，但不墨守一家而是兼采众家之说。在坚持以义理为主的同时，不绝对排斥象数。由于孔颖达的《周易注疏》有以上特点，加上是唐代官方颁布的教科书，因而对后世影响极大。

宋代程颐（1033—1107）的《伊川易传》是易学义理学的最高成就。此书为宋代理学奠定了基础。程氏易学既继承了王弼义理之学的传统，又扬弃了玄学的观点，以儒家思想解《易》。以“理”作为易学思想的核心，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以阴阳二气或阴阳之物的存在为依据作为运动变化的主宰。程颐说：“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儒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程颐提出“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的理论。他在解释乾卦初九爻辞说：“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若龙之潜隐，未之可自由，当晦养以俟时。”在解释明夷卦的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时说：“五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义，变动随时。上六处坤之上而明夷之极，阴暗伤明之极者也。五切近之。圣人因以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见处之之义，故不专以君位言。上六阴暗，伤明之极，故以明夷为之主。五切近伤明之主，若显其明，则伤害必矣。故当如箕子之自藏，则可以免于难。”程颐采用因象明理，以理解易的方法，把《周易》的义理之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宋义理之学的代表是朱熹（1130—1200），他著《周易本义》继承了程颐以义理解易的学风，发展了程颐的义理之学。朱熹的《周易本义》的根本宗旨是说明《周易》的来源和本义，反对近世学者“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根著”，又反对“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的学风。朱熹认为，在解释《周易》的义理不能脱离筮法中的象数，要把伏羲易、文王易、周公和孔子易区别开来。在解释卦爻辞时，注重文理，言简意赅，少穿凿附会。在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上，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本为卜筮作”。强调《经》和《传》的区别。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不可信，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也无确凿证据，但肯定孔子作十翼。认为，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者是为卜筮而设，只有十翼才是讲义理的。朱熹讲义理之学，强调不能脱离象数而空谈义理。因此，他批评程颐脱离象数而空谈自己设定的道理时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朱熹还提出“易只是个空底事物”的观点，认为“若易只则是个空底事物，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故包括得尽许多道理”。所谓“易只是个空底事物”，是说易的象数与义理中包含着有关于事物的抽象的道理，亦等于冯友兰教授所说的《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一样，肯定《周易》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如朱熹解释在“变化”时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中包含着质变。朱熹揭示的这个“渐变”和“顿变”的规律，在宇宙中具有普遍性。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空底的事物）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因而它就可能“包括得尽许多道理”。所以，朱熹所揭示的易理中，具有相当的深刻性。

义理之学是易学发展史的主流，特别自唐代之后更是如此。有以黄老之学解易的严君平易、有以炼丹之学解易的魏伯阳易、有以玄学解易的王弼易学、有以理学解易的程氏易学、有以人事之学解易的欧阳修易学、有以气学解易的张载易学、有以心学解易的杨简易学、有以佛学解易的智旭易学等。以上所列举的仅是义理之学的代表而已，以便从中了解一斑，从一斑中知道一般。

第二节象数派

象数是《周易》中一个特有的内容。《周易》与任何民族的任何一部书籍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除了用文字来表达其义理之外，还有象数。《系辞传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即辞、变、象、占是《周易》的四大内容。还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者，象也”；“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还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法象莫大乎天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要想理解《周易》的义蕴，必须要“观象玩辞”，只有观其象才能玩味、认识和了解“辞”的意义。易理寓于易象之中，脱离易象来谈易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象”在《周易》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除了“象”之外还有“数”。所谓“数”就是：爻位数、天地自然之数、大衍之数和乾坤策数。爻位数是指初、二、三、四、五、上等六个位次；天地自然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就是《系辞传上》说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乾坤策数，指“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等。《系辞传下》说：“兼三才而两之，故六。”《说卦传》说：“参天两地而倚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易传》中讲了很多“数”，它们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一是用来“定象”，一是用来“占卜”。所以《系辞传上》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极数知来之谓占”。“极，尽也”，所谓“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指易的卦爻之数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穷尽卦爻之数，就能确定天下事物之象。所谓“极数知来之谓占”，指尽蓍策之数以构成一卦，尽卦爻之数以知事物之象，从而求知未来之事。

归纳起来说，所谓“象”指爻象和卦象。爻象指阴与阳。卦象指形象、意象、象征，它是无限开放的系统。所谓“数”指卦位与爻位、自然之数以及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乾坤策数等等。

所谓象数学或象数派，就是以《周易》的象数为基础，吸收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形成一个用以作为解释工具的特殊系统，并用它去解释《周易》和世间的事物，这样的学派就叫做象数派。历史上，汉代易学是象数派最发达的时期，成了易的主流，但在魏晋以后，被义理派所取代，以后居于次要的地位。

汉代象数派易学中，著名的学派有孟氏易、施氏易、京氏易、梁丘易，它们都是今文易学家，所以，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是今文易学。汉代出现了许多很有成就的象数易学家。孟喜提出四正卦、十二月卦说、卦气说。京房继承和发展了孟喜的卦气说，提出了八宫卦说、飞伏说、五行说、纳甲说。《易纬》提出了易有三义说、太易说、八卦方位说、九宫说、爻辰说。郑玄的五行生成说。荀爽的升降说。虞翻的卦变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发展了京房的纳甲说。汉代的象数学对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它与谶纬神学相结合，陷入迷信和灾异学说以及烦琐哲学之中，因而使之没有多长的生命力。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逐渐衰微，古文经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古文经学解易，不取象数之学，注重义理的发挥，文字力求简明。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排斥象数学，反对占候迷信，开玄学解易之先河。但在魏晋时期，象数派的余绪依然存在。

唐代李鼎祚著《周易集解》，收集有子夏、孟喜、焦延寿、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张番、向秀、王凯冲、蜀才等35家易说，尤其重视荀爽、虞翻和郑玄易说。其中除少数几家保存下来之外，其余多已亡佚。因此，李氏《周易集解》是一部重要的象数著作，它是研究汉代象数学不可缺少的资料，巴蜀书社1991年出有点校本。

宋代象数学发展成一个特殊的学派——图书学，以后，象数派发展多推崇或遵循宋代的图书学。

来知德是明代象数派易学家的著名代表，著有《周易集解》（或又称为《周易集注》），他所提出的错卦说、综卦说、中爻说、爻变说，对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卦爻辞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丰富和发展了易学象数派的理论。

第三节图书派

图书学派是在象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象数派易学，是宋代易学中特有的东西。所谓“图书”学是因为这一派十分推崇河图、洛书，并且以此为依据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和宣扬自己的主张而得名。“河图”一词在先秦典籍早已出现，在《尚书·顾命》中有“河图在东序”一语，在《论语》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在《周易·系辞上》中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记载。但是，都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初，象数派学者在道教易学的影响下，把《易传》中的大衍之数、天地之数同河图、洛书联系起来，并且将河图、洛书画上图形，用以来解释《周易》的原理，这就形成了所谓图书学派。

图书学派的创始人是北宋时期的道士陈抟。陈抟（871—989），字图南，号希夷先生，四川安岳人。陈抟创立图书学不明言为自创，而是托之伏羲氏。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说：“希夷易学，不烦文字解说，止有图以寓阴阳之数，与卦之生变。”以图式解易是陈抟的最大发明。陈抟的易学图式，包括象和数两个方面。陈抟提出的易学图式到底有多少，已经不可确考。现在流传下来有三个：一是先天太极图，二是易龙图，三是无极图。

陈抟所传的“先天太极图”，其图式到底是什么样？已无法考证。世上所传之太极图为蔡季通（号元定）从西蜀隐者那里得来的，又称天地自然之图。这个图呈圆形，图中有两条黑白鱼形，呈阴阳环抱之状。坤居北，为纯阴之卦，表示阴气盛于北方；乾卦居南，为纯阳之卦，表示阳气盛于南方；震卦居东北，一阳二阴，阳气尚弱，表示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始生；东方为离，东南方为兑，到南方之乾，三阳之卦，表示阳气极盛。阳气极于南，阳极生阴，巽居西南，一阴二阳，表示阴气尚弱。再西方坎，西北艮，到北方坤，为三阴之卦，表示阴气极盛。如此，循环不已，表示阴阳消长的过程。以阴阳环抱为太极，以外围的八卦表示阴阳二气的消长。所以，太极含有阴阳，阴阳含有八卦。

“易龙图”到底是不是陈抟所作，宋代就已有不同的看法。但“易龙图”主要指“河图”、“洛书”一类图式，它是“河图”、“洛书”的前身，据此，当为陈抟所作。在陈抟所作的《易龙图序》说：易龙图发生过三次演变，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位；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所谓“龙马负图”，即是“河图”、“洛书”一类图式。其图形如下：

这个图还不是后来的“河图”、“洛书”，但它具备了“河图”、“洛书”的形态。此后，“河图”、“洛书”又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产生了以刘牧为代表的“图九洛十”与以蔡元定为代表的“图十洛九”的争论。由于蔡氏的“图十洛九”之说，载于朱熹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之中，所以，“图十洛九”之说，就成了南宋以后普遍接受的结论性说法。

陈抟所传之图，还有“无极图”。明朝末年，黄宗炎在《图学辨惑》一书中说，“太极图者始于河上公，传自陈图南，名为太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黄宗炎所见到的无极图（见图十八）。

后来，周敦颐把陈抟的无极图改造成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演化图式，即图十九。

陈抟所创的图书之学，传给种放，种放以后，分三支发展，一是传授陈抟的先天图，到邵雍；二是传授河图洛书到刘牧；三是传授太极图到周敦颐。图书之学从此更加发展，形成易学上一道特殊风景线。施维、邱小波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了《周易图释大典》一书，对易学图书一派的易图收集得十分详备，为进一步研究图书学派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

对于图书学派，我在《周易图释大典序》中曾作过如下论述：“图书派易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历代易学家根据易学原理及其与其他科学相联系创制出了不少的易图，或对易图作出自己的解释，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易图不但数量繁多，而且内容涉及诸多学科，诸如哲学、数学、天文学、历法、地理、音律、医学、养生、军事等等。图书易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还说：“图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但在古代是这样，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些认识对象可以用概念、判断等文字形式来说明；有些认识对象只能用图或者只有用图才能更清楚而形象地说明。历史上，易图解释和说明过某些宇宙现象，为认识某些事物起过积极的作用。随着认识世界的深化，图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越来起重要，离开图式，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想象。在现代科学中，如天文图、地图、等高图、各种数学图形、原子分子结构图、物体运动曲线、心脑胃电图、各种数据统计表等等，它们清楚形象地说明对象的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图式在人类认识史上的价值不可低估。易图是古代的一种特殊认识图式，它不仅在认识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些易图在今天还具有它的价值。现代科学所揭示的某些结论与某些易图相一致，或为某些科学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思维模式等等。”总而言之，陈抟所创立的图书学派，不但有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还有其重要的的认识论意义。

第四节考据派

考据派易学盛行于清代。清代的学术以崇尚汉学为其基本特征，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即是汉学刚刚萌芽，宋学的残辉未尽的交汇时期；第二阶段是乾隆、嘉庆以后“专宗汉学”，通称乾嘉学派；第三阶段是嘉庆、道光以后的今文经学时期。乾嘉之学又称朴学，崇尚汉儒之学，反对宋儒的空疏学风。“考据派易学”是乾嘉学派的一个支派，它以训诂、考证、订讹、辨伪为其特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胡渭、惠栋、张惠言等。

顾炎武易学属于义理派，但也重考据、主训诂，尚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对图书学与象数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立论重证据，不尚空谈。毛奇龄著《太极图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篇》对太极图、河图、洛书进行考证。认为太极图不是儒学固有的东西，而是来源于道士魏伯阳的著作《周易参同契》，是将其中的“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合并而成的。毛奇龄还指出：“或云其图在隋唐之间在道士作《真元品》者，先窃其图入《品》中，为太极先天之图，此即陈抟之窃之所自始。”即陈抟的所传的所谓“太极图”是从《真元品》中剽窃来的。毛奇龄经过考证认为，“太极图”来自道教，与《周易》无涉。毛奇龄对河图、洛书进行考证之后，认定是陈抟杜撰出来的，朱熹将这伪学置入《周易本义》中是完全错误的。毛奇龄说：河图、洛书之名，“自古皆有之，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到了宋代，陈抟“骤出‘河图’、‘洛书’，并以《先天图古易》示世，称为三宝。并不言授自何人？得自何处？出入何书之中？嬗之何方术技士之手？当时见之者亦未之信”。毛奇龄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认为先天太极图、河图、洛书全是伪造，完全否定了太极图、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关系。

胡渭专门著《易图明辨》对易图进行考证、辨伪。全书共十卷，一卷辨河图、洛书；二卷辨五行九宫；三卷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四卷辨《易龙图数钩隐图》；五卷辨启蒙诸图；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后天之学；九卷辨卦变；十卷辨象数流弊。胡渭自己在《题辞》中说：“‘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以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也。妄之中又有妄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胡渭的《易图明辨》“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学，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底。”胡渭经过详细的考证，证明所谓易图与《周易》无关，河图、洛书也不是圣人作易的依据，它们是炼丹家和术数家的发明，不是易学的主流。

惠栋是清代考据易学的著名学者，他治易主于汉代虞翻易学，著《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本义辨证》、《新本郑氏周易》、《易大义》等等。惠栋治易，以汉人之古义对《周易》、《经》、《传》的字音字义进行训释，以汉代之易学为宗。以荀、虞为主，认为凡古皆真，以汉为古，凡古皆好。惠栋在汉代易的考证上有突出的成就，但缺乏创见。

张惠言是清中叶著名经学家，其学出于惠栋、江永，对虞氏易学深有研究，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候》、《虞氏易言》、《虞氏易礼》等等。张惠言治易，专门研究汉代之易学，他虽然出于惠栋之门，但他与惠栋比较起来，有两大特点：第一，张惠言对前人易学的收集、辑录比惠栋更全面；第二，家法比惠栋更明确。继张惠言之后，对虞翻易学作进一步整理和疏解的有曾钊的《周易虞代义笺》，李锐的《周易虞氏略例》，胡祥麟的《虞氏易消息图说》等等。张惠言对汉代虞氏易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焦循在清代考据学中不只是追求崇汉述古，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代表著作有《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这三本著作又称为《易学三书》。其他还有《易话》、《易广记》、《周易补疏》等等。焦循研究易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实测”，认为《周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运动的，他们的运动可以用实测来找到其规律，犹如能够找到天体运动的规律一样；二是用天元术来说明卦爻的运动。所谓“天元术”就是数学家李冶根据“洞渊九容之数”的思想提出来的列代数方程的方法，焦循把这种方法用之于易卦的组成；三是充分运用“转注”、“假借”这两个六书的方法来解释《周易》的经文。焦循从上面的方法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即三条易例：旁通、相错、时行，以此来说明易卦中的参伍错综关系。所谓“旁通”是指同一卦内的相应爻位的卦爻的阴阳交换，所谓相应爻位指每一卦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如果本卦无可交换时，则与同组卦的另一卦的相应爻位相交换。如焦循认为中孚卦与小过卦旁通，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即其子。中孚卦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是因为九二与小过之六五旁通。小过卦六五与中孚卦之九二不应和（六五与九二不当位），而以小过卦的四之初成明夷卦，故说“箕子之明夷”。如果其子与“鸣鹤相应和”，则“明不伤夷”，是中孚与小过旁通。这里，焦循的所谓旁通与汉代虞翻的旁通说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相错”是指两组四卦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别卦屯卦、蒙卦两卦的内卦交换，可以得出两个新的别卦：颐卦和坎卦。相反，颐卦和坎卦的内卦交换也可以得屯卦与蒙卦。这样由内卦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四卦（屯卦、蒙卦、颐卦、坎卦），它们的关系叫做相错。这个所谓“相错”与来知德的“相错”也是根本不同的。所谓“时行”，是指经过变通，使卦爻的变换当位而沿着元亨利贞的路线前进而不失其道。先二五，后初四或三上即当位，即是元亨；先初四或三上，后二五即是失道，这是不元不亨。当位则吉，失道则凶。但是，吉凶是可以转化的，吉可以化为凶，凶也可以化为吉。时行的关键是变通。无论当位，失道，一经变通，则元亨可以更加元亨，不元不亨者亦可以转化为元亨。如乾卦二爻先到坤的五位，乾卦的四爻到坤卦的初位，相应的乾卦成家人卦，坤卦成屯卦，是当位而吉的卦。如果不知变通，以家人卦之上爻到屯卦之三，成水火既济，其道穷也。此以卦爻之变换关系来解释卦爻辞，与传统所讲的“时行”也是不同的，也即是说，焦循的旁通、相错、时行三说，是他自己所立的新论。

此外，辑佚是清代考古派易学的一大特征，除张惠言外，还有孙堂、马国翰、黄奭等等。孙堂辑有《汉魏二十一家易注》。马国翰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宋以前之佚书六百多种，其中辑有蔡景宽、韩婴、古五子传至唐代僧一行共五十六家易注，七十九卷，是有史以来最全的汉唐易注辑本。马国翰所辑易注数量之多，为清人之冠。黄奭辑有《汉学堂丛书》，辑佚书两百多种，其中易之书，有《子夏易传》、《孟喜易章句》、《王肃易注》、《薛虞易音注》、《翟子元易义》等。

乾嘉以后，今文经学兴起，他们对传统的经学以及易学，持怀疑的态度，出现了经学中的疑古派。在清代易学中的疑古派，有姚际恒、崔述等人。他们对孔子作《易传》、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都提出怀疑。

第五节现代派

何谓“现代派易学”？所谓现代派易学是指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易理和易象进行新的诠释，或发现其易理、易象中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术派别。它起自民国初年，大致分为现代义理派、象数派和考据派三个派别。

一、现代义理学：

以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解易是现代义理学的主流。现代义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早用现代西方哲学解释易理的是朱谦之教授于1926年出版的《周易哲学》一书。该书用现代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知识论的内容来解释易理，首开易学现代义理学的先河。

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易的是郭沫若先生于20年代末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周易》的卦、爻辞的内容进行新的诠释。这篇论文后来收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

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研究《周易》七十多年，著有大量的著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有《易通》一书，8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学易四种》、《周易讲座》等著作和《易论》、《易说》等论文，最后用《周易全解》（1989，与学生吕绍纲两人署名）这部著作对他的易学思想进行总结。《周易全解》认为，《周易》从表面上看是一部卜筮之书，而实质上它是一部哲学著作。在《易通》中有讲《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专章，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在《周易》中都有反映。他说：“《周易》的精华所在在于思想，而思想主要寓于64卦的结构之中”，换言之，金教授认为，《周易》的精华在于义理，不在于象数。他把他在义理学方面的贡献归纳为十个方面，写入《周易全解》的序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