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名家解读古典名著：历史小说上》（3）
解读列国志系列小说（2）作者专用一则描写此事，题目是“姜皇后脱簪谏主”，可见其用意之深，并且引用一首咏史诗来表达其喜悦之情：
周道中兴威赫然，
万邦齐颂一人天。
闺闱待罪脱簪夜，
姜后贤名万古传。
君王荒淫失德，却要女人认罪，如此逻辑，读者岂能与作者同乐！
后妃贤德可以使国家中兴，村妇尊崇儒家礼义，竟可拯救社稷。小说写鲁庄公死后，鲁国大乱，公子季友请齐桓公平定鲁乱，桓公遣齐将高徯率军进入鲁国。高徯见鲁国混乱不堪，欲乘机灭鲁，遂指挥齐军直逼鲁城。百姓纷纷逃避。一村妇抱两幼子奔逃，见齐军临近，便抛弃一子，仅抱一子而逃。高徯询问被弃幼子，得知村妇是其生母，不禁慨叹鲁已乱至极点，以致母子相弃，更加坚定了灭鲁之心。高徯追上村妇问道：“子皆汝生，何得弃长而抱幼？”妇人回答：“所弃者吾子，抱走者乃妾兄之子也。”高徯惊讶地问：“汝何弃子存侄？”妇人回答：“将军兵近，力不能两全，故弃之而逃也。”高徯仍不解：“子母天性也。汝何灭天性而存其侄？”妇人则答：“子，私恩也；侄，公义也。幸得两全则公私尽美，今不幸遇将军兵临，若弃侄存子，是弃公义而全私恩。吾鲁乃礼义之邦，妾忘义而弃侄，则鲁君不容，大夫不恤，妾何颜而立于世哉？”高徯听罢颇有感触，对左右说：“吾谓鲁乱可伐。今村野妇人尚能守义，焉可伐之！”于是，令齐军偃旗息鼓而入鲁城。
作者也专用一则叙写此事，题目是“鲁村妇秉义全社稷”。在作者笔下，这位鲁国村妇拯救了鲁国社稷，其方法是在危难之际舍弃亲生骨肉，保护其侄。村妇的行为在道义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她所推崇的“公义”，却是作者按照后世封建家礼的有关规定划分的。作者夸大村妇义举的实际效能，具有明显的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赞扬村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她保存了兄长的后代，牺牲了自己的幼子，而是意在让读者从中领悟到这样的潜台词，即为了君王的国家，理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此外，作者也想通过此事，让读者看到儒家伦理道德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但是，在春秋战国乱世“犹秉周礼”的鲁国，并未因尊崇仁义道德、克己守礼而强盛，反而一直积贫积弱，屡遭邻国侵伐。况且，儒家礼义规范也许只是百姓在认真遵守，王公大臣们并未恪守不渝。作者也难回避这一点：
鲁国君臣乱似尘，
哀姜庆甫肆昏淫。
满朝文武皆如醉，
不及城郊野妇人。
如此鲁国，看来只能依靠礼义在心的村野妇人拯救了。但如此鲁国，仅靠村野妇人式的善良百姓的自我牺牲，真的能拯救得了吗？作者无暇考虑这类问题，他在忙着叙述村野妇人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誉与嘉奖：鲁僖公赐村妇黄金十斤，彩帛百匹，赐其名为“义姑”，并令有司为义姑建造义坊，以昭旌奖，以教风化。
以妇人之节义而救国家之危难，鲁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根基的：鲁人乃周公之后代，颇存周礼之真谛。鲁国乃儒家思想的诞生地，圣人之乡自然教化淳厚。鲁人恪守儒家礼义之严格，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小说写鲁国人秋胡仕陈国为大夫，楚国灭陈，秋胡不食楚禄而逃归鲁国。当年，秋胡娶妻白氏，新婚五日即往陈国求仕，五年后秋胡返鲁时已忘记妻子容貌。秋胡归途中在平山桑埠间，见一妇女采桑，面容清丽；秋胡心悦，先以一锭金向妇人乞食，后又以金戏之：“吾闻力田不如逢丰年，采桑不如见国卿。今子终朝采桑不满一筐，吾有黄金一器，聊献与子以助辛苦之资，不知子意如何？”采桑女辞以谨守妇道，不敢求黄金，不愿见国卿，令秋胡迅速离去。秋胡归家见母，其妻白氏出迎，却正是采桑妇；白氏哀哀而泣：“子娶妻五日别亲而远仕者多年，今日归养，固当驰骤而还；何乃悦桑间之妇，弃养亲之金？夫弃金忘母，是不孝也；好色污行，是不义也。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居官不理。孝义并无，曷为人子？妾不忍见子，子改娶他妇！”说罢，白氏投河自尽。秋胡悲痛自责，以礼葬之。后鲁人在干山为白氏立庙，赞之为“洁妇”。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秋胡戏妻”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盛传不衰。秋胡一时的冲动，葬送了妻子的性命，成为千古被责难之人。白氏的一番控诉与指责，实是作者之心声，而由秋胡不孝推论其不忠，由其不义推论其不理，也属将政治伦理化的儒家思维方式。秋胡当年如何戏妻似已难确考，笔者也无意为小说中秋胡的轻薄辩护，只是深为白氏的轻生而惋惜。难道就不能留给秋胡一个悔改的机会么？秋胡与白氏的感情基础竟是如此脆弱么？白氏就非得一死才能显示其忠义勃勃么？
作者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肯定白氏的自尽，也肯定对秋胡的斥责。因为，对两者的抑扬褒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作者分别引用了唐、汉、明几代诸位贤达的咏史诗和韵文，来支持他的评价。蔡元放也曾有评论：“鲁乃秉礼之国，往往于妇人证之。”然而，秋胡戏妻故事中的文化积淀，却并不简单。
美女可以亡国，丑女却可救国。小说写战国时代，齐宣王沉湎酒色，夜以继日地狩猎，又筑渐台以供享乐，只听佞臣之言，众贤臣的劝谏均无效。忽一日，一个白头深目、长指大节、邛鼻结喉、驼背肥项、少发折腰、皮肤若漆的奇丑之妇，定要面见齐王。此女名钟离春，无盐人。群臣皆笑钟离丑态，钟离却正言劝告齐王，若一味内耽女色，外荒国政，拒纳忠臣之谏，听信奸邪谗言，社稷必危如累卵。齐宣王听罢警悟，遂拆渐台，立太子，远奸佞，重用贤臣，并立钟离春为王后，号其为无盐君。作者又将善与丑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塑造成无盐丑女的传奇形象，与妲己等貌美心恶的妇女形成鲜明比照。在作者心目中，能够佐助君王治国济民，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儒家道德规范彰显于世的女性，才是真正美丽的。《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云，女亦不可以不弘毅，道义在肩！
《列国志传》中的众多女性形象，或是淫邪误国的妖女荡妇，或是恪守妇道、救国救民的贤德后妃、节义烈女。作者对这些女性所作的道德评判、伦理甄别，无不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但是，无论哪一类女性，都被作者制成了思想的木乃伊，均是其奉献在儒家伦理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
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以德政理想和儒家伦理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残暴亡国的君主多与妖女荡妇沆瀣一气，仁德恤民的贤明君王或与贤德后妃为伴，或得到节义妇女的佐助。善与恶的消长，影响着国家的盛衰；德政与暴政的区别，决定着社稷的存亡。
（三）任贤图治
冯梦龙编著的《东周列国志》，集中笔墨演叙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他对刀光剑影、群雄逐鹿的历史表象所作的深入透析，凝结为一种史识：任贤图治之君，国家兴盛；喜谀疏贤之君，国家衰亡。这既是列国存亡的关键，又是历史嬗变的奥秘。
所谓任贤图治，在春秋时代主要指君主任用贤能之臣，实施仁政，富国强兵，力求在列国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进而争夺霸主地位。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模式：贤君择人为佐，贤臣择主而辅。明君贤臣的合力，方能使国家崛起。
小说中的春秋五霸之所以能够雄视列国，在血雨腥风的厮杀中称霸一时，独领风骚，均因为他们是任贤图治之君。例如，齐桓公听从鲍叔牙劝谏，捐弃前嫌，以管仲为相治理齐政，使管仲经世治国的抱负与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桓公心胸豁达，唯贤是举，擢宁戚于荒野，使野夫成为贤臣，宁戚则尽心辅佐桓公振兴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鲍叔牙、宁戚等一批贤能之臣，使齐国迅速强盛，桓公因而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因内乱而流亡列国多年，曾经心灰意懒，苟且图安，但狐偃、赵衰等贤臣谏之以大义，动之以深情，使文公焕发精神，重鼓斗志，终于在六十二岁时成为晋君。晋文公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贫，使晋国大治。晋文公在位仅八年，但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终于使晋国成为北方强国，使南楚不敢正视中原，晋文公也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霸主。
再如，使秦国独霸西戎，令中原列国刮目相看的秦穆公，也是一位善任贤才的君主。穆公见秦国偏处一隅，贤才多出异国，遂竭力延揽贤才入秦。穆公依贤臣公孙枝之计，以五张羖羊皮赎一生怀才不遇、贫困潦倒、沦为楚王牧马人、年已七十岁的百里奚至秦，拜为上卿，任以国政。百里奚又荐蹇叔，穆公复迎蹇叔至秦；封蹇叔为右庶长、百里奚为左庶长，谓之“二相”。二相秉政，立法教民，兴利除害，使秦国大治。秦穆公又延揽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文武贤才，举之村竖之中，升诸朝廷之上，高爵厚禄，信任不疑。秦国君明臣贤，人才济济，终于称霸西戎，秦穆公也成为西方霸主，声震中原。
另如，楚庄王即位之初三年，不出号令，日事田猎，沉湎酒色，拒绝大臣进谏。贤臣申无畏、苏从或讽谏，或力谏，终于使楚王醒悟，励精图治。庄王绝钟鼓、屏女色，重用贤才，擢孙叔敖于田野间，并拜其为令尹，使布衣之士骤执大政。庄王从谏任贤，勤政恤民；孙叔敖治国有方，众贤臣从旁辅政，终使楚国成为南方霸主，进而问鼎中原，令列国不寒而栗。楚庄王亲贤才、去佞臣，富国强兵，终于挫败晋国，成为又一个春秋霸主。
此外如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亡国入吴，忍辱执役。他获释返国后，卧薪尝胆，任用贤臣文种、范蠡治国政，治军旅；并尊贤礼士，敬老恤贫，实施仁政，终使越国富强，灭亡吴国。越国因勾践的任贤图治而成为春秋末叶最强大的诸侯国，勾践也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霸主。
作者认为，任贤图治首先要有明君，春秋诸霸在崛起过程中，均堪称贤明君主；其次要有贤才，贤才则应选择明主而辅佐。这种“贤臣择主而辅”的思想，在宁戚仕齐的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齐桓公、管仲礼贤下士的声名远播四方之时，卫国贤才宁戚却要考察齐国君相是否名符其实。管仲与宁戚在峱山相逢，管仲见宁戚虽是布衣，却有治国之才，便写信荐举宁戚，并让他持书谒见桓公，以得重用。齐桓公率大军经过峱山时，宁戚依旧短褐单衣，破笠赤脚，在路旁叩牛角而歌，讥讽时政。桓公驻足，询问宁戚何出此语。宁戚遂指责桓公杀兄得国，假天子以令诸侯，用兵不息，民劳财敝，意在试探桓公是否能听逆耳之谏，是否具有贤明君主的宽大心胸。桓公先是大怒，令斩宁戚，宁戚仰天感叹：“桀杀龙逢，纣杀比干，今宁戚与之为三矣！”桓公闻言警醒，怒气顿平，对宁戚说：“寡人聊以试子，子诚佳士。”此时，宁戚方出示管仲的荐书，并说：“臣闻：‘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君如恶直好谀，以怒色加臣，臣宁死，必不出相国之书矣！”桓公大悦，即拜宁戚为大夫，使其与管仲同参国政。
宁戚择贤主而辅佐的思想，在当时应具有代表性。作者叙写此事，则进一步诠释了任贤图治的含义：贤，不仅是对臣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君的要求，只有君臣均贤，才能图治。因此，君主选贤与贤臣择主的双向选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或缺。贤，在此主要的内涵是：君主要实行仁政，爱民恤民，礼贤下士，去奸远佞，勤于国政，等等；臣下应忠于明主，忠于社稷，引导君主近善远恶，修养品德，具有治国济世的真才实学，勇于进谏，必要时为君主和社稷献身，等等。因而，这实际是儒家尚贤政治理论的具体体现。
任贤图治，还需要有适合于人才产生的环境。从小说描写的春秋五霸选贤任能的情节中，读者可以观察到当时人才状况之一斑。宁戚虽有才学，但无由自达，闻管仲好贤礼士，长途跋涉至峱山等待时机，见到管仲后，又用隐语向其表达心迹，管仲初始不解其意，幸遇爱妾婧通文有智，方得知宁戚求仕之意。若非婧之智、管仲之贤，宁戚恐怕只能依旧牧牛于峱山下。虞人百里奚，家贫不遇，空余壮志，至齐欲求仕于齐襄公，但无人引荐；日久天长，直至四十岁仍穷困潦倒，乞食齐地
。
人蹇叔识百里奚之才，周济饮食，百里奚方得以生存下去。几经周折，百里奚先在楚国为村人喂牛，后又沦为楚王的牧马人。若非公孙枝举荐、秦穆公求贤若渴以羊皮赎其至秦，年已七十岁的百里奚也许只能老死于齐之荒野，而蹇叔也同样会默默无闻地死于隐居之地。
西周至春秋中期，宗法制度十分严格，君、卿、大夫、士均为世袭，选贤任能大多局限于贵族阶层内部，即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贵族与平民间等级界线分明，权利与义务不容混淆，而“学在官府”，使具备治国经世才学的人才极为有限。管仲、宁戚、百里奚、蹇叔等由布衣而为卿相、大夫者，在当时并不多见。由于宗法制度的禁锢，布衣之人即使胸怀奇才，若无贤官引荐、明君擢拔，也只能埋没于社会底层，饥寒窘困，报国无门。制度的缺陷与局限，使某些有识之士抱恨终生。小说的描写，可视为对当时人才处境的真实写照。
战国时代，东周王室形同虚设，七雄对峙，征战频繁，各国已不满足于称霸一时，而是力求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统一中原，取周而代之。此时，任用贤能的目的便由争霸转变为争鼎，贤才的内涵也比春秋时期更为扩展，凡确有一技之长者均可被视为人才，均能找到用武之地。君王能否任贤图治，不仅关系着国家的盛衰，而且决定着社稷的存亡。因此，作者对战国时代历史事变的描写，更加紧密地围绕各国君王延揽人才、任用贤能的状况而展开。例如，小说写战国初期时魏文侯礼贤下士，四方贤才闻风而归。文侯知人善任，扬其长避其短，任用乐羊、西门豹、吴起、李克、翟璜、田文等文武贤能治政治军，使魏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广揽人才，选贤任能，使魏国成为当时人才最盛的国家，并首开战国养士之风，给各国以深刻的启发。从此，各国在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也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
再如，齐威王初立时，日事酒色，不修国政，九年间，韩、魏、鲁、赵先后伐齐，齐国屡败。贤士邹忌以琴讽谏，威王闻谏而喜，拜邹忌为相国。威王选贤除奸，邹忌尽心辅政，终使齐国强盛，成为战国时代的东方霸主。时至齐宣王当朝，拜田忌为相，任命田婴为将军、孙膑为军师，挫败魏国庞涓所率大军，使韩、赵、魏臣服于齐。宣王曾一度松懈任贤图治之志，自恃强大，耽于酒色，筑雪宫以备宴乐，辟苑囿以备狩猎。无盐丑女钟离春的一番直谏使宣王猛醒，遂招贤礼士，疏远嬖佞，又任用田婴为相，奉孟轲为上宾，复使齐国大治。正是因为威王、宣王的任贤图治，才使齐国在战国乱世能够与强秦分庭抗礼，并威震中原列国。
另如，秦国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初，因为内乱不止，缺乏贤才，以致失城失地，被列国蔑视。面对列国的人才竞争，秦孝公深感人才对重振秦国的重要，遂下令招贤。卫人公孙鞅向秦孝公献变法之策，孝公任用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令，终使秦国富强，天下莫比。秦国伐楚、拓地，周显王遣使册命秦为方伯，令诸侯畏服。战国末期，秦王政听从客卿李斯之谏，取消逐客令以广纳贤士，拜尉缭为太尉主持军事，在文武贤能辅佐下，终于平灭六国，一统天下。虽然作者对秦统一六国时期的诈力尚武、缺乏仁德之政颇有贬意，尽管秦国的任贤图治与作者的理想难以全部吻合，但是小说中秦国的崛起与成功，确是任贤图治的结果。
战国时代，社会形态的变迁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剧烈动荡和变化。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君主等级制日益崩坍，诸侯及旧贵族世家不断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需要大量的人才充实其统治阶层，各国便纷纷推行尚贤政治。政治的需要，使人才产生的环境空前改观，士阶层迅速崛起、壮大、分化，士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之事不再是传奇，而是屡见不鲜。士阶层流品复杂的状况，使各国君王往往对士阶层的领袖人物或名士予以特殊礼遇，而大批中下层士人则依附于贵族豪门，以求仕宦。因此，当时君王养贤与将相权臣养士是同时并存的，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及秦吕不韦等均各养士数千人，形成当时著名的士人集团。
小说对战国时代人才的状况有真实的反映，尤其是对私门养士的记叙更加生动，其中以写孟尝君养士情形最为典型。作者写孟尝君大筑馆舍，广招天下之士，宾客常满数千人，诸侯因此皆尊重齐国，相诫勿犯其境。孟尝君应秦昭襄王恳请至秦任丞相，秦臣妒嫉而进谗言于秦王，秦王惑其言而幽禁孟尝君。孟尝君门客中一人，学狗吠而盗得白狐裘，孟尝君将裘设法献给秦王宠姬，方获释。孟尝君连夜急奔至函谷关，但此关鸡鸣才可通行。一门客遂学鸡鸣，引得群鸡俱鸣，使孟尝君得以逃归齐国。孟尝君将宾客分为三等，饮食起居均各有别。贫士冯初投孟府时为下客，遂弹剑而歌，不满食无鱼、出无车，孟尝君以其必有大才而迁为上客。后冯代孟尝君收债，焚券收服民心，使孟尝君获益匪浅。孟尝君被罢相，众宾客尽散，唯有冯奔走于齐、秦两国君王间，设计使孟尝君得以复任齐相，众宾客则复聚相府。
小说所写孟尝君养士之事，逼真地展示了当时私门养士的境况。此外，作者还描写了平原君斩美谢躄、尊重门客，后宾客毛遂自荐随其至楚，说服楚王发兵救赵、抵御秦兵事；信陵君谦恭礼士、折节相交贫士侯生、朱亥，后依靠侯生之计、朱亥之力，窃兵符救赵事；春申君任用贤士，修举政法，训练军卒，使楚国复强事，等等。君王纳贤，意在图治强国；权臣养士，意在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同时，私门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小说的有关情节中，读者可看到战国时代的人才处境已与春秋时代有巨大差异。尽管如冯、毛遂之类有才之士仍有一时被埋没的遭遇，但时代的需要，毕竟为各种人才创造了空前宽松的环境和众多的机遇，使冯、毛遂式的人才有可能施展才华、脱颖而出，实现救国济民之志。例如，小说描写游说之士苏秦，虽有才学，出游列国，但未得重用，竟致卖掉车马、仆从，以获取路资，担囊步行返家。苏秦一事无成，遭到父母辱骂、妻子冷遇，甚至向嫂求一饭充饥亦不可得。苏秦从此重新研究天下政势，引锥刺股，发愤苦读，昼夜不息，终于成竹在胸。他再次游说列国君王，献合纵攻秦之策，赢得各国君王的信任，被六国君王合封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金牌宝剑，总辖六国人民。苏秦功成名就，而他的同窗张仪还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苏秦设计激励好友，张仪赴秦国献连横之策，被秦惠王任用为相。张仪后出使楚国，玩弄楚怀王于股掌之上，终于破坏了六国联盟，使合纵攻秦的计划冰消瓦解。
作者描写苏秦、张仪事多据《史记》所载，或与史实有出入，但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苏秦和张仪的仕宦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国时代一部分得志士人的共同经历，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作者在描写和颂扬明君贤臣任贤图治、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叙写和抨击了喜谀疏贤的昏暴君王、误国害民的奸佞宵小。例如，小说写卫懿公嗜乐怠傲，不理国政，只好养鹤，凡献鹤者均受重赏。苑圃宫廷，处处养鹤，且不止数百。懿公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上等鹤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出游之时，其鹤也分班从幸，以大轩载于车前，并号之为“鹤将军”。为了养鹤，懿公厚敛于民，以充鹤粮，民有饥冻，却全不抚恤，以致卫人无不怨愤。时值北狄入侵，懿公惊慌失措，下令民众抵抗，百姓均言应让鹤去冲锋陷阵。懿公在灭顶之灾面前，方有悔意，但为时已晚。两军交战，卫军无心拼杀，尽弃车仗而逃。懿公陷入重围，被狄兵砍为肉泥。作者以一诗讽刺懿公之昏庸：
曾闻古训戒禽荒，
一鹤谁知便丧邦。
荧泽当时遍磷火，
可能骑鹤返仙乡？
再如，宋襄公在齐桓公亡故后，不自量力，意欲争霸。襄公无谋智短，却又刚愎自用，不听公子目夷劝谏，偏信公子荡的天真幻想。宋襄公千方百计、辛辛苦苦组织诸侯盟会，正想充当盟主，不料却被楚成王以甲兵将其囚禁。诸侯被成王所威慑，不敢有任何异议，“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宋襄公获释后，对楚王恨入骨髓，发誓复仇。但当宋楚两军在泓水交战时，襄公却发奇想：“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于是，便有了必胜的信心，并下令建一面大旗，大书“仁义”二字，以向楚军示威。楚军渡水，宋将请令出击，襄公豪迈地指着大旗说：“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楚军登岸，立足未稳，宋将再次请令出击，襄公唾其面叱责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待襄公充分显示了“仁义”之师的高风亮节之后，楚军将宋军杀得惨败，大获全胜；宋襄公身中数枪，右股中箭，膝筋被射断，不能起立。如此狼狈，襄公还在叨念：“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襄公“壮举”，赢得了举国讥笑。作者认为，宋襄公昏庸迂腐，欺凌弱小，却对强敌侈谈仁义，根本不能算作春秋霸主之一。
另如，晋灵公荒淫暴虐，厚敛于民，大兴土木，专好游戏。灵公专宠奸臣屠岸贾，两人竟在绛霄楼上以赛张弓弹射百姓为乐：
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头的，伤额的，弹出乌珠的，打落门牙的，啼哭号呼之声，耳不忍闻。又有唤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的，推挤跌倒的，仓忙奔避之状，目不忍见。灵公在台望见，投弓于地，呵呵大笑，谓岸贾曰：“寡人登台，游玩数遍，无如今日之乐也。”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
赵盾等贤臣屡屡进谏，劝灵公礼贤远佞，勤政亲民。灵公则如填充耳，全然不听，反而疑忌赵盾。灵公无道，砍杀宰夫，草菅人命。赵盾等再谏，灵公却与屠岸贾密谋派刺客麑暗杀赵盾，但麑被赵盾忠心为国所感动，撞树自尽。灵公与屠岸贾又施阴谋，企图以猛犬和甲士将赵盾当朝杀死，提弥明舍身救赵盾脱险。灵公虽两次诛杀赵盾未成，但赵盾逃离都城，却使灵公“觉得胸怀舒畅，快不可言”。后灵公终被赵穿所杀。晋灵公的残暴，令人发指；作者对赵穿弑君，则怀有同情与肯定之意：“只为晋侯无道好杀，近侍朝夕惧诛，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百姓怨苦日久，反以晋侯之死为快，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
此外，小说中的楚灵王也是一个极端奢侈、昏暴无道之君。灵王有一癖性，偏好细腰，不问男女，凡腰围粗大者均视其眼中钉。章华宫建成后，灵王选美人腰细者居之，故又名细腰宫。宫女为求媚于王，减食忍饿，以求腰细，甚至有饿死而不悔者。国中百姓也均以腰粗为丑，不敢饱食。百官入朝，也都用软带紧束其腰，以免灵王憎恶。灵王日夕酣饮在细腰宫，管弦之声，昼夜不绝。灵王下令修建的章华台，极尽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