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名家解读古典名著：世情讽喻小说下》（5）
解读《歧路灯》（2）五教育小说
——《歧路灯》对封建教育和知识界状况的描写
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歧路灯》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
我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从孔子开始，古代的伟大圣哲几乎都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元明以来的白话长篇小说，有的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公案、才子佳人、世情社会的巨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了，唯独没有以青少年教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与《歧路灯》几乎同时产生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教育问题，但显然没有成为描写的重心。《歧路灯》则不然。在广阔的家庭社会生活背景上，它注意的中心是世宦子弟的教育问题，并由此自然扩展到对科举制、知识分子命运和社会文化风习的描写，创造了一代社会文教生活的巨幅画卷。
《歧路灯》反映出我国古代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人类社会世代相延地向前发展，每一代人都有继往开来的责任和义务。《歧路灯》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开宗明义，表现的就是谭孝移仰答祖德、俯念后裔的光前裕后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有很高的典型性。《红楼梦》中贾政对儿子宝玉的态度就也表现了这一点。这种思想的封建宗法性本质不足为训，但重视后代，并自然发展到重视教育，却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每一个成年的读者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歧路灯》第一回有诗句云：
万事无如爱子真，
遗安煞是费精神；
若云失学从愚子，
骄惰性成怨谁人？
第二回又有诗云：
欲为娇儿成立计，
费尽慎师择友心。
书中还写谭孝移在京候选，一日“口中不言，已动了思归教子之念”，又一日“因柏公教曾孙，这教子之念，如何能已，归志又定下了一多半了。”又有一日“做下儿子树上跌死一梦，心中添出一点微恙。急想回家，怕儿子耽搁读书。”他日夜系念、死不瞑目的就是教子读书。历来小说写父子情深的，从无这般细腻真切和感人。教子成立，是为人父母生平一大责任，《歧路灯》以形象的图画显示了我国古代这一重教的传统，有一定进步意义。
《歧路灯》重视青少年教育的出发点是儒家性善论的观念。“原来人性皆善，这绍闻虽陷溺日久，而本体之明是未尝息的。”（第八十六回）这就是说，一个人入了“歧路”，哪怕“陷溺日久”，只要根本上没有变坏，都是可以教育的。教育不仅可以使善者日以进德，而且可以使那些“良心未尽”的失足者悔过向善、重新做人。谭绍闻就是作者集中全力塑造的一个接受教育转变过来的典型，盛希侨也是一个败子回头的形象。从作品的描写看，作者相信并主张挽救这样的失足者，表现了一位教育家应有的胸怀和热情。当然，李绿园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他让无恶不作、不可救药的教唆犯夏逢若得了一个发配极边的下场。
《歧路灯》从三个方面描写了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是家庭教育。一个好的家风是教育好子弟的关键。第九十七回说：
天无心而有气，这气乃浑灏流转，原不曾有祥戾之分。但气与气相感，遂分为祥戾两样。如人家读书务农，勤奋笃实，那天上气到他家，便是瑞气；如人家窝娼聚赌，行奸弄巧，那天上气到他家，便是乖气。
一个家庭的成败祸福不决定于“无心”的天，而决定于这个家庭的风气。谭绍闻能回头向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多亏他是一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娄潜斋一门由寒素而兴旺发达，就是因为他家“耕读相兼”，而夏逢若所以变坏和不可救药的原因之一，乃是“他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那钱上的来历，未免与那阴骘两个字些须翻个脸儿”。
作品写家庭对子弟的教育必须从幼年抓起。第一回中说：“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第二回借孔耘轩之口说：“学生自幼，全要立个根柢，学个榜样，此处一差，后来便没下手处。”又有诗说：“人生基业在童年，结局高低判地天。”第三回还借娄潜斋之口说到家庭教育必须讲究方法：
自古云：教子之法，莫叫离父；教女之法，莫叫离母。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我这话虽似说得少偏，只是教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一言以蔽之日难而已。
这在旧时是教育儿童的很开明的意见。但作者显然倾向于“急”一些，“紧”一些，尤其反对溺爱护短，姑息纵容。作品中所写的王氏是一位糊涂母亲的形象。她生怕儿子读书读出病来，儿子赌博赢了钱，她欢喜道：“咱家可也有这一遭儿，……赢不死那天杀哩！”一味放纵，后来想管束儿子，又由不得她了。这个糊涂母亲的形象贯串全书，她的失误和悔悟，都可以为溺爱子女者戒。
在《歧路灯》的时代，幼学大半经由私塾。谭绍闻就是在自己的家塾里读书的。作品写办好学校的关键是择聘教师，而择师首重人品。第二回中谭孝移说：“我想娄潜斋为人，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小儿拜这个师父，不说读书，只学这人样子，便是一生根脚。”由重师而尊师，故谭孝移延娄潜斋教子，敦请的礼仪一丝不苟。作品先后共写了四位不同类型的教师。简言之，两个反面的：侯冠玉的特点是“劣”，惠养民的特点是“腐”；两个正面的：娄潜斋的特点是“通”，智周万的特点是“达”。四位教师对谭绍闻的不同影响，生动显示了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关键。
《歧路灯》所提出的“用心读书”主要是学校教育问题，而“亲近正人”则基本上是社会教育的问题。作品写谭绍闻改过自新，就是在“亲近匪人”或“亲近正人”这个要害处痛下针砭。
《歧路灯》不仅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写了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而且也写到了教学的内容和培养目标。书中借谭孝移之口说：
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若是专弄八股，即是急于功名，却是欲速反迟；纵幸得一衿，也只是个科岁终身秀才而已。总之，急于功名，开口便教他破、承、小讲，弄些坊间小八股本头儿，不但求疾反迟，抑且求有反无；况再加以淫行之书，邪荡之语，子弟未有不坏事者。（第十一回）
今天看来，这番话几乎纯粹是三家村冬烘的说教，但这些话句句是针对侯冠玉教书的更糟糕的情况说的，所以在当时仍有救正时弊的意义。这些话的中心在于反对“专弄八股”和“加以淫行之书，邪荡之语”，反对“急于功名”而忽视人品学问。
《歧路灯》劝学的目标，第一是做“经济良臣”，即娄潜斋、谭绍衣、季刺史那样的清官；其次是做“端方醇儒”或“博雅文士”，如谭孝移、孔耘轩、程嵩淑那样的乡绅。这个目标，就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求的“文行出处”——“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都是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的处世原则的体现。这是当时正派读书人最普通的想法。
《歧路灯》的作者反对伪道学，而不否定理学本身。他用以抗衡伪道学的旗帜是“正经理学”即“真”理学。这种理学“都是布帛菽粟之言”，“饮食教诲之气”，治家能“把一个人家竟做得火焰生光昌炽”，做官能使得“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说是青天老爷”。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作品中讲到理学，还极力推崇“不认得字”的娄潜斋的哥哥和仆人王中，甚至济宁州的皂役。第九回借柏公之口说：
这“俗”字全与农夫匠役不相干。那“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黄涪翁专为读书人说，若犁地的农夫，抡锤的铁匠，拉锯的木作，卖饭的店家，请问老先生看见他们有什么肉麻处么？
李绿园对劳动人民的好感和尊重，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如同《儒林外史》结末歌颂琴、棋、书、画四个市井奇人那样，《歧路灯》对比“读书人”歌颂“农夫匠作”，是对“读书人”恨铁不成钢。第七十二回写“当槽的走到过道里自语道：‘天下有这般出奇的事：做篾片的，偏是本镇上一个秀才；讲道学的，竟有州上的一个皂役！’”感慨的就是该讲道学的读书人，反倒不讲而下流了。
李绿园歌颂、肯定下层劳动人民的品质，为读书人说法，本意是纠正理学的弊端，而提倡“真”的，“正经”的，也就是他所认为的正统的理学。然而，“正经理学”与理学弊端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作者所谓“正经理学”有时不过是要把不正经的事做得不那么“面目可憎”罢了。当然李绿园主观上并不想这样，他真心诚意要纠正读书人的“俗”，但他要在理学内部战胜理学，这就如恩格斯所批评的歌德对德国“鄙俗气”的厌恶那样，结果“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对知识界状况的不满，自然延伸到与造成这种状况有绝大关系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批判。李绿园继承了明末以来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讲求通经致用、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的传统，在《歧路灯》的描写中提倡读经，鄙薄八股文。在他的笔下，凡是专弄八股过来的人，都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祥符县副学陈乔龄是个“时文（八股文）学问”，拟不得匾额，张类村是个“优等秀才”，也撰不得屏文，然而，他们人还老实，受了八股文的害知道痛心。他们的自愧，实际是对八股文误学误人误国的控诉。而侯冠玉一类“学匪”就不然了，他们受了八股文的害还自以为得意，又拿了八股文去骗饭害人。侯冠玉教导他的学生谭绍闻说：“……总之，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只把我新购这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第八回）以明清科举考试的情势而论，侯冠玉所说也是事实。顾炎武早曾指出：
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亭林文集·生员论》）
可见侯冠玉传授的“千遍熟读、学套”八股文取功名之法由来已久，是由不合理的科举制度造成的。而这样一来，必至于败坏天下之人才，产生了无用如陈乔龄、张类村，无行如侯冠玉、韩秀才、王紫泥这些人。在这些形象身上，《歧路灯》表现出对八股文的极大厌恶与轻蔑。
由鄙薄八股文进而抨击科举试场的弊端，《歧路灯》揭露了府、州、县学的考试，有送银子给学官“保等”的，有雇人替考的。盛希侨的弟弟盛希瑗就是花费千余两银子雇枪手替考中的副榜，侯冠玉既是枪手又是枪架子。朝廷会试，书中共写了三次：第一次娄潜斋试策的卷子中有影射皇帝信方士而饵丹药的话，被黜落第；第二次娄潜斋的儿子娄朴、第三次谭绍闻的儿子谭篑初，都因为卷子中有触及时弊的话几乎落榜，靠了祖上的“阴骘”、鬼神的默佑才侥幸登第。这样的描写，等于说科举最高级的考试也是以无用之虚文取士的。
李绿园出身于一个教书世家，他的苦心，他的热情，他的经验和见识，加上文学描写的才华，使《歧路灯》作为教育小说有了特别的价值。从整体上看，《歧路灯》向我们显示了教育是一个多么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启发作用。但是在李绿园的时代，整个封建制度都僵化腐朽了，对于教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保证和支持，哪怕最好的意见得到实行。所以，《歧路灯》的整体描写也向我们显示：无论何种药方，都救不了当时的教育，更救不了整个封建社会。
六发愤之作
——《歧路灯》对封建末世的暴露
李绿园对教育的关注，出于他对封建末世的忧患意识。他主观上是自觉地通过小说教忠教孝、针砭时弊的。《歧路灯自序》说：“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借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歧路灯》中说：“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纯臣样子来。”这些都明确表示作者自托于稗官，干预社会的用心。因此，《歧路灯》不止对当时的教育，而且对整个封建末世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是一部有“关系”之作。
当李绿园作为一名连年不第的老举人把笔草创《歧路灯》之际，当他晚年作为一位“几频于险”而被迫辞官的赋闲县令续写补缀《歧路灯》之际，可以想见其人是“意有所郁结，……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这决定了《歧路灯》是一部发愤之作。
《歧路灯》的题目、构思特别是谭宅家道复兴的结局，体现了作者淑世的信心，使作品带有一定乐观的情调。但全书的具体描写都在在使人感到作者很大程度上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信心”，是一种幻觉；“乐观”，掩饰着深沉无可排遣的家国之忧。
《歧路灯》写谭绍闻覆败成立的过程，是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以“修身”为中心辐射整个社会的。所以，它最先触及的是当时社会的中产世宦地主家庭，这是在整个地主阶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层，因而更有“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典型意义。《歧路灯》写谭孝移五世乡宦，三口之家，每年有近两千银子的进项，谭孝移却终日忧心忡忡。他对娄潜斋说：
兄在北门僻巷里住。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得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第三回）
又写孝移听王氏称道商贾家日用排场奢费：
孝移道：“居家如此调遣，富贵岂能长久？”王氏道；“单看咱家久长富贵哩！”孝移叹口气道：“咱家灵宝爷到孝移五辈了，我正怕在此哩。”（第四回）
作者对谭孝移的盖棺论定是：“兢兢业业终身怕，传于世间作典型。”这个“怕”字有些什么意味呢？我们且看《红楼梦》第五回中宁、荣二公之灵嘱警幻仙子训悟贾宝玉时所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唯嫡孙宝玉一人，……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
《红楼梦》第一回中声明“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它幻设宁、荣二公之灵此番嘱告亦是此书立意本旨，透露的也正是谭孝移心里的那个“怕”字。可见《歧路灯》写谭孝移的“怕”，不是李绿园做小说的由头，而是反映了作者郁结心中又与整个地主阶级呼吸相通的没落心理，是他从自身阅历产生的对封建世宦地主家庭难免“灯消火灭”的预感。
这“怕”字是封建末世一般地主家庭的社会处境造成的。史载清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产生了剧烈的土地兼并。而且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参与，这种封建时代周期性发生的兼并表现为地权的转移空前频繁：土地“屡易其位，耕种不时”，“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来去无常”，“地亩之授受不常”，“田时易主”（《清史简编（上）》）。这种地权的“无常”“不常”，当然大量是自耕农的破产，但显然也包括了一般地主家庭地位的浮沉动荡，由此产生谭孝移那种危若累卵的忧惧是很自然的。书中写“谭孝移午睡，做下儿子树上跌死一梦，心中添出一点微恙”。又写侯冠玉让端福儿拿给他看的《金瓶梅》，“孝移接过一看，猛然一股火上心，胃间作楚，昏倒在地”，从此不治而亡。他的病死，本质上正是那一个“怕”字造成的，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精神崩溃的一个绝妙象征。
谭孝移的“怕”也与《红楼梦》宁、荣二公之灵的忧虑一样，都集中在担心后世无可以继业。《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成了百年贵族家庭的叛逆，谭绍闻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是那种用“有一点缝丝儿，还要用纸条糊一糊”的奴化教育养成的娇娃，“读书的憨瓜”，他的家庭之所以屡次颠蹶而架子未甚倒，全是由于官府的庇护。书中写王氏道：
那一遭儿姓茅的骗咱，被官府打顿板子。这一遭贾家又骗咱，又叫官府打顿板子。敢情咱主户人家子弟，再没人敢骗了。若不是官府厉害，这些人还有叫人过的日子么。（第四十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