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名家解读古典名著：侠义公案小说上》（4）

解读《三侠五义》（1）侯忠义著

《三侠五义》堪称艺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侠义公案小说，讲的是宋朝包拯审案断狱、安境保民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本书为读者介绍了《三侠五义》中描写的审案故事，解读了书中描写的包公、展昭的形象，分析了书中人物塑造的艺术特点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探究了《三侠五义》系列的成书过程。

一侠义公案两相益

——《三侠五义》是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

《三侠五义》所叙，是宋朝包拯审案断狱、安境保民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这两者之间，相互为用，以期达到“不负朝廷”或“致君泽民”的共同目的。它的出现，表明近代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完全合流。《三侠五义》就是合流的“侠义公案派”小说的典型作品，是一部成功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侠义和公案虽同属世情小说范畴，却是两个重要的、不同的题材。长期以来，它们独立发展，各有成就，形成两个流派。

公案小说以审案断狱为主，内容上大都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申冤的清官。公案小说是有其历史发展的线索和传统的，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萌芽。《列异传》里的《苏娥》、《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就是其例。

《东海孝妇》写的就是一桩冤案：孝妇周青“养姑甚谨”，婆媳关系甚好。婆婆谓自己“已老”，惜妇“年少”，为免除守寡媳妇的负担和劳苦，宁肯自缢。然而婆婆死后，因其女告官，诬妇为凶手，官府不明，屈打成招，遂成冤案。狱吏于公“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仍未改变冤妇的命运，她含冤而死。后任太守重审此案，为妇申冤，并亲身祭祀孝妇，地方方得安宁。

唐代传奇与轶事小说，亦不乏公案小说之作。如《纪闻·苏无名》，就是唐代一篇成功的推理破案小说。它表彰了武则天时的一个捕盗能吏苏无名。武则天曾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值黄金千镒，结果被盗。武则天大怒，限洛阳长吏三日破案，长吏限县尉二日，县尉限吏卒一日。吏卒无奈，只好求破案能手苏无名帮助。苏求武则天宽限日期，但“亦不出数十日耳”。苏见一伙出葬的胡人到一新坟处，虽设祭奠，但“哭而不哀”，撤奠之后，“巡行冢旁，相视而笑”。苏无名判定其坟为藏物之所，胡人则为盗贼。于是破了此案。

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一是说话中的“说公案”。这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小说，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经过，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最终清官判案只是小说的一个尾巴、官吏的例行公事。著名作品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受害者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事实，重点并非指责官府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凶手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并报告官府，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皇甫松休妻，造成杨氏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案才得到昭雪。

二是在历代案例的基础上，演绎派生出公案小说。如五代和凝父子编的《疑狱集》、南宋庆元年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郑克辑的《折狱龟鉴》、《明公书判清明集》等，就是各代的公案书。《醉翁谈录》记录的“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就是“公案书”的演变和发展，是“公案书”影响下的产物。这类故事重点是记述官吏的明敏断案和判词的巧妙、诙谐，视线集中在清官身上，而不是在受屈含冤者身上。它们主要来源于前代“公案书”，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它们的思想、艺术价值显然不如前一类公案小说。

明代后期出现的一大批公案小说，如《龙图神断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明镜公案》等，与“公案书”关系密切，甚至保留了若干文牍形式，但也与话本小说关系密切，不断从中吸取题材。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简称《海公案》），实际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每回一个故事，一方面采取了公牍文书的形式，每回先有记述全案过程的一段说明文字，分“告”“诉”“判”三个部分，而内容又系小说家的编撰，并非海瑞实事，且与宋元话本关系密切。如第三十九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第四十二回《判明合同文约》，就是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的改编、脱胎之作。又如《僧徒奸妇》《妒奸成狱》《判给家财分庶子》《判谋陷寡妇》等，又为明代拟话本提供了素材。《龙图神断公案》与《海公案》性质相同，也是短篇小说集，而以包公贯串其书，题材上既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又有采自史书的案例，而不少内容又是从《海公案》辗转抄来的。

侠义小说以豪侠行侠仗义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精神。在汉魏六朝小说中，有《搜神记》里的《三王墓》（即《干将莫邪》）、《李寄斩蛇》，《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已初具侠义小说的风采。如《三王墓》中的侠客仗义相助，为被楚王枉杀的铸剑工匠干将复仇，竟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侠义精神的继续和发扬。

唐代的侠义小说比较成熟，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都是成功的作品，其中红线、聂隐娘、昆仑奴都是武艺高超、逾墙走壁、飞剑取人的侠客，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宋元话本中，“朴刀”“杆棒”类作品，属于侠义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直到明代的《水浒传》，始有长篇侠义小说出现，它被李贽冠以“忠义”之名，被天都外臣称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清以前的侠义小说，从内容上看，其男主人公或凭个人的技艺去创英雄业绩，或组成群体去扭转乾坤；有的写实，有的幻想，分属两种类型。

清中叶《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的出现，使公案小说加入了大量的侠义内容，使侠义和公案这两类一向独立发展的小说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这种大臣与侠士的关系，在《三侠五义》里就是包公与南侠、北侠、双侠、五鼠的关系。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关系？这是因为侠士的“行侠仗义”需要官吏的支持，而官吏的“除暴安良”，亦需侠士的帮助。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三侠五义》第十五回写包拯陈州放赈后，表示还要做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与民除害，三来也显显我包某心中的抱负”。第一百一回写小诸葛沈仲元对黑妖狐智化说：“你我不能致君泽民，止于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有甚讲究。”可见“不负朝廷”与“致君泽民”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那么，促成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原因何在呢？从艺术发展的传统说，以《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长期恪守案情加判词的模式，束缚着公案小说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故加入大量的“侠义”内容，以使小说活泼充实；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来说，清朝正走下坡路，封建统治虽能维持，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百姓要求社会安定，呼吁清官；知识分子企盼兴邦治国，建功立业。于是，这种清官与侠客的结合，就符合社会与各阶层人物的需要。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侠五义》出现时说：

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但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这说明了《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包括《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在内，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之一。概括地说来：其一，近代这个时期并非是什么“太平盛世”“清朗世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使统治阶级的“安全感”大大减弱了，于是侠勇之士就在公案小说中出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官僚、侠士的除暴安良，以及侠士得到封赏，乃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以及维护和安定封建统治的愿望。

应该指出，《三侠五义》是市民思想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忠孝节义等封建正统思想的樊篱，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部分愿望和要求。小说中对豪强、显贵罪恶的暴露，对世态炎凉的抨击，都表达了人民对贤明政治的追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有一定的意义和认识价值。

公案侠义小说经过短暂的繁荣，很快就走向下坡路，思想内容从《三侠五义》单纯的忠奸、正邪斗争，发展到镇压农民起义；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小说，发展为具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作品。但近代公案侠义小说，无疑为晚清新武侠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清代说书第一人

——《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昆

《三侠五义》问世之后，传布甚广，风行海内，家喻户晓，人人乐道，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关于它的作者，我们已经知道是石玉昆，这与小说史上许多连姓名都不知晓的作家相比，已属万幸。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生平与为人，知之较少，而且有些材料真伪难辨，莫衷一是。我们现简述其人其事如下：

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大致生于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年），死于同治十年（1871年），是道光年间著名的说唱艺人，人称“石先生”。

曾中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的清人富察贵庆在《知了义斋诗抄》中说：“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二十年。”以明末著名说书家柳敬亭比之石氏，可见其说书的成就。

据传，他登场时，书场内“过千人”，座无虚席；演出时，抚弦弹唱，字句清新，自成一派，被誉为“石派书”。金梯云抄本《子弟书·叹石玉昆》中描写石玉昆说书的情景谓：

则见他拨动了三弦如施号令，满堂中万缘俱静鸦雀无声；但显他指法儿玲珑嗓音儿嘹亮，形容儿潇洒字句儿清新。众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合心同悦，众口同音。

获得极大的成功。

今人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说“石玉昆原是‘礼王府’说书供应人”，这就是说他供职于高官显贵之家，要随时随地登台献艺。不过，也有人说他颇有骨气。富察贵庆诗中说他“为衣朱门无履迹，曳裙应怪太纷纷”。诗前小序说他“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仍然与权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石玉昆以演唱包公故事出名。“编来宋代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叹石玉昆》）他演唱的《包公案》，又称《龙图公案》，也就是后来的《三侠五义》，取材非常广泛，熔铸了正史、笔记、元曲以及明代小说中的大量素材，内容丰博，演技精湛，故能取得“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叹石玉昆》）的效果。这也说明石玉昆的唱本能适应不同阶级的口味，既有一定的人民性，也有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地方，内容是复杂的。

名噪一时的石玉昆，生前未能见到笔录本《龙图公案》的刊印，更不用说《三侠五义》了，但他为我国近代小说史留下了一部精彩之作，至今仍熠熠生辉。

三妙笔润色成佳章

——《三侠五义》等书的由来

石玉昆的著述，就是他演唱的《包公案》。此后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俱系经他人之手改编《包公案》而成。

关于《龙图耳录》一书，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明清小说部乙》说：

诸本多无序跋。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末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此书于此毕矣。惜乎后文未能听记。’知此书乃听《龙图公案》时笔受之本。听而录之，故曰《龙图耳录》。……玉昆说唱《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此《耳录》全书尽是白文，无唱词，盖记录时略之。

关于《龙图耳录》的听记情况，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聚珍堂“所印之《包公案》（即《三侠五义》），最有名。因此书本无底本，当年故旧数友（原注：有祥乐亭、文冶庵），每日听评书，归而彼此互记，因凑成此书。其中人物，各有赞语（原注：今本无），多趣语，谐而雅。此道光间石玉昆所传也。”

由此可见，《包公案》在听记前并无底本，若有底本，又何必听记？记录者中有祥乐亭、文冶庵二人。祥乐亭生平事迹不详。而文冶庵即文良，属《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兄弟行。他曾官四川道员，但又是一个对小说有浓厚兴趣的人，在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的过程中，他多有赞助。（于盛庭《石玉昆及其著述成书》）文良有藏书之癖，其家藏书富而精；他对小说又有浓厚的兴趣，故参与记录、整理《龙图耳录》，不足为奇。那么只有白文而无唱词的抄本《龙图耳录》，与祥乐亭、文冶庵参与记录的本子，又有何关系呢？

乐善堂抄卖唱本《书目序》说：“本堂抄卖……石派带赞新书，授自名人校正。”（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他的石派带赞新书目中，即有《龙图公案》；其言所谓“授自名人校正”，又与文良等“名人”记录的说法相合。

可见，乐善堂、百本堂及别野堂等抄卖的《龙图公案》唱本，大约就是出自文良等人的记录本。而《龙图耳录》传抄本，就是在这个记录本的基础上加工润饰而成的。

谢蓝斋抄本卷首云：“《龙图公案》一书，原有成稿，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野史内续了六十多本，虽则传奇志异，难免鬼怪妖邪，今将此书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攒出惊天动地之文。”这表示《龙图耳录》并非直接听书时的记录，而是在某种“成稿”的基础上删定改写成的。

《龙图耳录》的成书，大约可以这样推断：首先是由文良等人在听书时直录其辞的唱本；其后，又有人在唱本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百二十回的文本《龙图耳录》。这个经过润色加工的本子，比说唱记录本成熟，这是不言而喻的。《龙图耳录》对唱本而言，内容毫无增加，主要是斟酌删除唱词和润色加工文字而已。

那么，《龙图耳录》的改编者是谁呢？极有可能就是记录稿的参加者，包括文良、祥乐亭等人。诸人根据他们各自的记录，分头加以整理，形成了《龙图耳录》的不同抄本。如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龙图耳录》，就是根据谢蓝斋抄本排印的。谢抄本就是抄本（即整理加工本）中的一种。谢蓝斋，生平事迹无考。

《三侠五义》其书，是由入迷道人等改编《龙图耳录》而成，并刊行于世的，从而使石玉昆及其《包公案》故事，流传至今，产生重大影响。《三侠五义》初在光绪五年（1879年）由北京聚珍堂印行时，原名《忠烈侠义传》，有问竹主人、退思主人及入迷道人三序。入迷道人“序”中说：

辛末（同治十年，1871年）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爱不释手。……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司榷淮安，公余时重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光绪四年，1878年）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于斯，因携去，久假不归，是以借书送迟嘲之。渠始嗫嗫言爱，竟已付刻于珍版矣。

据今人于盛庭考证，光绪十年（1884年）《淮安府志》卷十二所载，光绪元年（1875年）司榷淮安者为文琳，于此可定文琳即入迷道人。文琳，字贡三，属汉军正黄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刑部右侍郎卒，时年约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