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名家解读古典名著：世情讽喻小说下》（3）

解读《儒林外史》（2）平青枫城一节，主要写萧云仙如何通过史书记载，知道青枫城“地方水草肥饶”，冬天仍可用兵，他亲自“带领五百步兵”，攻克了被“番子”占据的青枫城；然后又修复城池，恢复生产，办学堂，兴礼乐。虽然萧云仙被工部以“任意浮开”的罪名令“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但他却得到南京一些“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如庄绍光、虞育德、杜少卿等人的称赞。

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倡导的礼乐兵农并不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弊病，作者在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理想的破灭过程，然而作者写这些正面人物倡导自己的理想，都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从而让我们看到，当时不仅有被科举和理学牢笼、毒害的士人，也有着讲究文行出处、重视礼乐兵农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笔下的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对文字狱的受害者极为同情，并给予可能的支持，表现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大兴文字之狱的蔑视。

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祜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祜得知孙子蘧公孙送了二百两银子给他作盘缠，也“不胜大喜”。这就表明，对于受到封建统治者迫害的人，这些正直的士人即使与他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后来蘧公孙受到王惠一案的牵累，立刻有马纯上出来相救，以自己全部积蓄为其赎回“钦赃”。再有，卢信侯也因收藏这“几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他积极疏通，使他得到释放。王惠之子郭力“寻访父亲”，路过南京，杜少卿让自己的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十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同样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不肯接受这些赠金，杜少卿却对他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就接受下来。由于有了庄、虞的介绍信，郭孝子一路上不断得到照顾，终于步行到了四川，访见了父亲。

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作者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杜少卿、虞育德等人，而且还有作者并不全然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之流。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形象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同时表现了当时一些正直的士人，既不接受封建统治者的牢笼、羁縻，也不惧怕封建统治者的迫害、镇压。这样，就使得《儒林外史》成为全面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部形象历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三）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情画

《儒林外史》不仅是清初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而且还是我国封建末世的一幅社会风情画。在这样一幅浮世绘中，知识分子虽然占有主要的位置，但毕竟不是风情画的全部内容。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就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鲁迅更明确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这都说明，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虽是士人，但绝不仅限于士人。因为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全面而深入地表现他们的思想言行，作者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这就必然要触及到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并予以指摘。

1.朝政昏乱，吏治不清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形象地反映和批判了当时赏罚不明、极为昏乱的朝政。如果说官场腐败、吏治不清，是由于科举制度所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当所致，那么赏罚不明、朝政昏乱，就不能完全归罪于此，而是与最高封建统治者分不开，也就是说朝廷不能辞其咎。

就以青枫城一役为例，当时“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大打一仗，强占了青枫城。朝廷先派总镇马大老爷出兵，战败而死。另两位都督因而畏葸不前，认为青枫城周围几十里没有水草，人无水喝、马无草吃，“那里还能打什么仗”！而萧云仙却带领步兵攻克了青枫城，修治城垣，兴修水利，恢复生产。但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论罪，“两都督回任候升”，而萧云仙却被工部核算，认为他“任意浮开”，“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在于该员名下着追”，“奉旨依议”，朝廷居然认可。这样，萧云仙将“家产都已赔完了，还少三百多两银子，地方官仍旧紧追”。

朝廷如此赏罚不明，就不能不使英雄气短。作者在描写萧云仙游广武山阮公祠时，就透露了这样的情绪。当萧云仙见到墙上题有《广武山怀古》一首七古，他“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在一旁的木耐却“不解其意”。其实萧云仙此际的心理状态并非难解。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交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阮籍原“有济世志”，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才“酣饮为常”、“以酣醉获免”，他“不与世事”是为了避祸全身，并非他的本愿（见《晋书·阮籍传》）。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的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小说写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他礼乐兵农的理想付之流水，正流露了作者的慨叹和惋惜！

萧云仙有功论罪的事件，在《儒林外史》中并非绝无仅有。汤镇台奉总督批示大战野羊塘，“剿灭逆苗”，“拿获了贼头和冯君瑞”，“具了本奏进京去”。不料非但无功，而且获罪：“奉上谕：汤奏办理金狗洞匪首一案，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钦此。”朝廷意旨简直出人意表。“汤镇台接着抄报看过，叹了一口气”，只得“收拾打点回家”。萧云仙追赔之后，继而又有汤奏获罪。通过这两个事件的叙写，吴敬梓就向读者形象地层示了当时朝政十分昏乱，赏罚极其不明，也就隐隐约约地将他的矛头指向朝廷。

2.城市繁荣，商业兴盛

产生于封建末世的《儒林外史》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的工商业兴盛的情况。以作者笔下的南京城为例，城中“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从聚宝门（今中华门）每日进城来“何止一千头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小说写到的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仁昌典的方三老爷、方六老爷，庄濯江也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其他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赵老二、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牛老爹，开绒线店的张国重，王羽秋则开一爿香蜡店，苏州人凌风在五河县开漕坊，景本蕙是头巾店的老板等等。

这些盐商典当生活糜烂，银钱花得像流水。万雪斋因为第七个妾生病，需要一味中药，不惜派人拿了三百两银子去苏州购买；宋为富一年要娶七八个妾。维持他们这种骄奢淫逸生活的费用，则是用重利盘剥小民聚敛得来。例如方老三、方老六的仁昌、仁大两个典铺“戥子太重”，“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商人之间，又尔虞我诈，相互欺骗。毛二胡子与陈正公“合伙贩丝”，却从中骗取陈正公的一千两银子。他们满身铜臭，却附庸风雅。头巾店老板景本蕙整天哼诗，故作斯文；盐务巡商支剑峰游湖吃酒、冒充名士。他们还攀附权贵，极端势利，如兴贩行行头成老爹百般巴结盐商典当的方家、彭家，而冷落世家旧族的虞家、余家。他们是市侩，因而所言所行无不带有市侩习气。吴敬梓从多方面暴露他们行为的丑恶和心灵的卑污，并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讥刺。

在作者笔下，这些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封建经济的胎记。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就是借用天长官僚地主杜府的资金作本钱。他们虽广有钱财，但没有什么政治权势，遇事仍要贿赂当道，以求庇护。有了封建官府的庇护，他们对一般小民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如果触及封建官僚利益，他们仍然要败下阵来。德清县知县为了奉承盐商公裕旗老板，将杨执中“寄监收禁”，可是娄中堂的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德清知县“心下着慌”，立即将杨执中放了出来。万雪斋对门下清客牛玉圃可以颐指气使，可是一旦见到他原来的主人程明卿，这个“书童”出身的盐商也“不由得自己跪着”。

另外，一些封建官僚也与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如高翰林做秀才时，就曾投靠过扬州的“盐务”“诸公”；苟玫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为扬州的大盐商万雪斋的客厅“慎思堂”书写金字匾额。

吴敬梓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势力也有很大扩张，然而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势力仍占统治地位；一些封建官僚虽也勾结盐商典当，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盐商典当依附于封建官僚地主势力。这正是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生活的形象而真实的写照。

3.歌妓星相，麕集谋生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繁荣而出现的戏子妓女、医卜星相等人物的活动情况。如写南京歌儿舞女聚集之所——秦淮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两岸笙歌不绝。梨园弟子也伴着歌儿舞女聚集这一带，“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所谓老郎庵和总寓，就是戏剧行业同行组织聚会、议事的处所。根据小说所写，仅“门上和桥上”（即上文所说的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有戏班一百三十余个，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这些戏班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鲍家的戏班子就曾到南京附近的盱眙、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也说明当时南京各个戏班子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

小说中还描写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如在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礼上，秦中书宴请万青云的场面上，都有戏班演出；特别是杜慎卿风流高会莫愁湖，集中了一百三十多班梨园弟子，“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极新鲜的褶子”，湖中的明角灯，“照耀如同白日”，戏台上“歌声缥缈，直入云霄”。这次演出盛况“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而“逞风流”的“杜十七老爷（慎卿）”从此“名震江南”。

在封建社会中，梨园子弟经常兼为青楼妓女，梨园教坊也经常依傍着秦楼楚馆。小说中的细姑娘和顺姑娘就是“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詈语，指戏行中的小旦）的挤坏了”，因而投奔到仪征李老四妓院中去营生。南京贡院附近，沿秦淮河两岸的大街小巷，就有不少妓院，有名的十二楼就在这一带，“前门在武定桥，后门在东花园，钞库街的南首就是长板桥”。仪征的汤大爷、汤二爷来南京参加乡试，一有空闲就在那里寻花问柳。一心梦想着“凤冠霞帔”的妓女聘娘所属的来宾楼也在这一带。妓女们的遭遇极为悲惨，仪征李老四妓院中的细姑娘、顺姑娘不得不看汤六老爷那张“要卷就卷上去，要放就放下来”的“帘子做的”脸。来宾楼中的妓女聘娘，在嫖客陈木南溜走之后，被虔婆打了“一个嘴巴”，在失望之余就“要寻刀刎颈，要寻绳子上吊”，最后终于剃度出家去了。

除了戏子、妓女以外，《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些算命的、测字的，乃至风水先生。匡超人在遇马二之前，曾摆摊儿测字；虞育德在中举之前，也曾替人“看葬坟”，不过他们都是暂时以此谋生，并非以此为终身职业。“精于风鉴”的陈和甫，对于“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之事，“都略知道一二”，他的儿子陈思阮则等而下之。风水先生张云峰以替人寻“佳壤”为业，比起专以骗人为能事的余殷、余敷来，他还不失为一个老实的堪舆士。作者对这些星卜之徒、风水先生，都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和不同程度的嘲讽。

4.劳苦群众，挣扎反抗

在这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从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到官僚士绅、盐商典当，以至戏子妓女、星卜堪舆等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物，而且还触及到当时下层的人民群众，描写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困苦、铤而走险的反抗、相互扶持的品德。

在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府常熟县，一个“替人家做着几块田”的农民，由于“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因而急得要跳河“寻个死路”，幸亏被虞育德发现，叫船家将他救起，送了他四两银子，才救了他一条命。

在京师附近农村的“一间草房”中住着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早晨妻子先死，因为“没钱买棺材，现停在屋里”，到了晚上丈夫也死了，“一间屋里，只横着两个尸首”，没人安葬。幸亏庄绍光从京师返回南京时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悲惨情况，不禁叹息：“这两个老人家就穷苦到这地步！”拿出几十两银子才把他们老两口安葬起来。

当然，作者描写这两个情节，目的在于表现虞育德和庄绍光的德行，但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从经济高度富庶的东南地区苏州到京城附近、从南到北的范围内，劳动群众生活十分困苦的现实情景。

在封建地主阶级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之下，农民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了。小说写从陕西同官到四川成都的路上，“原也是好人家儿女”的木耐夫妇，“近来因是冻饿不过”不得不出外拦路抢劫。江西彭泽知县自称“法令严明，地方肃清”，但偏偏他所管辖的江面上出现了二百名抢盐的人。至于山东道上的“贼头”赵大，尽管作者出于阶级偏见把他的形象描写得极为凶恶，然而他敢于抢劫朝廷的“饷银”，看来也还是和彭泽县抢盐的那些人一样，都是被逼得无以谋生，不得不走上抢劫之路的贫苦百姓。

《儒林外史》中还写了在一些县城里发生市民“闹事”的情况。广东高要县知县汤奉，在张师陆唆使下枷死了回民老师傅，“众回民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将起来，将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后来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当时却也打击了乡绅张静斋的威风，逼得他连夜翻过城墙逃走。

浙江乐清县知县李本瑛是个好官，误传他被“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去”，城里的“百姓要留这官”，因而“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这种事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就是一种威慑，特别是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居然发生这种事情，无异也是对康雍乾“盛世”的一种讽刺。

《儒林外史》中还描写了一些下层人民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的品德。如在安徽芜湖“开个小香蜡店、胡乱度日”的牛老爹，经常得到隔壁开一家小米店的卜老爹的照顾。卜老爹将自己的外甥女嫁与牛老爹的孙子牛浦为妻，一切从俭办事，“不争财礼”。后来牛老爹这个小店“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本钱已是十去其七”，“这店渐渐地撑不住了”，人也病倒，不久人亡店闭。卜老爹为牛老爹经营丧事之后，一想起“死的亲家，就要哽哽咽咽地哭”。

又如戏子鲍文卿对修补乐器为生的倪老爹也照顾得极为周到，把他准备卖出去的儿子过继为己子，并且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厚待。倪老爹死后，“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鲍文卿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他领着戏班子到处演出谋生，心安理得；当有人托他去向安庆府知府向鼎处说情，表示可以送二百两银子、三百两银子，甚至五百两银子时，他却不为所动，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

作者以赞扬的笔触，充分肯定了下层人民这些高尚的品德，在客观上就与上层的封建官僚、士绅恶霸、盐商典当的贪婪刻薄、尔虞我诈的丑恶品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描写，也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与作品的进步意义。

总之，《儒林外史》虽然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作者总是把他笔下的士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吴敬梓在描写他们生活、思想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写士人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如鲁迅所说的“指摘时弊”的“讽世之书”。

自然，产生于二百余年以前的、出自封建世家子弟之手的《儒林外史》，在“指摘时弊”方面，也不能不留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例如，吴敬梓尽管无情地讽刺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却不明白有着种种弊端的八股科举只不过是腐朽的封建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已。

又如，吴敬梓尽管辛辣地嘲讽了伪道学，然而他的抨击矛头大都指向礼教的虚伪——伪道学，而对虚伪的礼教却批判不多。再如，小说中对盐典商人高利盘剥人民的罪恶以及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固然有不少揭露和讽刺，但吴敬梓鞭笞的重点则在于他们的伤风败俗的行为，而他借以抨击的思想武器又常常是封建的门阀意识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这就自然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然而，《儒林外史》毕竟为我们掀起了康雍乾“盛世”的虚表的一角，提供了即将崩溃的封建末世的真相，启迪了广大读者对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怀疑，这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出巨大的进步意义和社会价值。

（四）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

吴敬梓不仅在《儒林外史》中揭露了科举社会的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端，而且还提出了以礼乐兵农去“疗治”这种“弊端”的处方，在小说中出现的一些正面人物大都是重视礼乐兵农的。然而，倡导礼乐兵农的颜（元）李（）学说，尽管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巨大的批判力量，其社会理想却是迂阔无当的；同时，由于吴敬梓生活的不断下降，他对颜李学说的向往之情和倡导的努力也有所怀疑和反省，最后终于与之挥手告别，转向现实生活中，在市井小民身上寻找新的理想。这一转变过程在小说中有着生动的反映。

作者社会理想的转变，是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自然地表现出来的。礼乐兵农理想的倡导与实践，最初是这样在小说中呈露出来：杜少卿离开故乡安徽天长县移居南京秦淮河畔，“贤人”也渐渐聚拢来，共倡礼乐兵农，修复并祭祀泰伯祠；而在西陲边疆的青枫城，又有“博雅”君子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

此后则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地展现了作者这种理想的破灭过程。以体现礼乐的祭泰伯祠而言，当时主祭的“真儒”虞育德在祭祀之后依然无所作为，不得不黯然离开南京，悄然而去。及至王玉辉前来“瞻拜”时，早年修建得齐整崇峻的泰伯祠，已经积满灰尘，少有人问津了；祭祀“盛典”之后也不过几十年，盖宽前来游览时，只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大殿上槅子都没有了”，“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更其破败不堪，以致盖宽干脆就把当年的祭祀活动称作“古事”。以表现兵农的平青枫城而言，萧云仙带领士卒攻克城池，修复城垣，开沟修洫，垦荒劝农，兴文教、讲礼乐，然而不但无功，反落得个“严比归款”赔尽家产了事。小说写南京的一些名士如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武正字等人在北门桥庄濯江府上举行登高会，以“奉饯虞老先生”，席间谈起平青枫一举，迟衡山就曾慨叹：“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从迟衡山的慨叹中，不难发现吴敬梓的确已认识到时代的发展变化。

在第五十五回一开始，小说写道：“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

从嘉靖皇帝于三十五年（1556年）召见庄绍光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也不过近四十年，这期间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正面形象，就像划过封建社会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并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而他们原先生活的那个阶层，依然故我：

“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看来作者对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上层社会，已经失去了信心，因而他不得不将眼光转向市井阶层中去，他终于惊异地发现：“哪知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

在作品的最后一回，作者着意写了市井中间的四个“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荆元。如同回目所说“添四客述往思来”，作者增添这“四客”是为了“思来”，也就是为了探索新的理想。

这“四客”只有盖宽原先“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只是已经败落下来。季遐年“自小儿无家无业”，王太的“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荆元“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这三人倒的确是市井小民出身。

季遐年靠卖字过活，狂放不羁，“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写字如此，卖字也如此，“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施御史的孙子施乡绅派了个小厮叫他去家中写字，正好找到季遐年本人。他“听了，也不回他”，又不说明自己身份，却对施家小厮说：“罢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儿叫他来就是了。”到了次日，他却跑到施府的敞厅上，对施乡绅痛骂一顿：“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把个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

作者生活在那个势利社会中，由于受到各种肮脏气而激发起来的愤激情绪，通过季遐年这一顿臭骂，倾泻无余，作者为之一快，读者也为之一快。

“天下的大国手”马先生，被“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在乌龙潭畔下棋，却输给了“穿的褴褛”的王太，原先看不起他的那些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却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周旋于官场士绅的大国手却败给卖火纸筒子的，这正透露了作者新的认识——市井小民也有强似大国手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