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43）
43.日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搞了一阵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形势稍稍缓和了一下。只些许地一缓，生活就有不同了。
一九六二年后，至少是我的小家成员聚在了一起。一九六〇年我们又添一子王石，山呀石呀的命名都与我正在山区劳动有关。石出生在困难时期，刚一岁半就送到赵登禹路街道托儿所。每周六接他回来，他都要哭闹半夜。每周日晚上送他回托儿所，他往往高兴地说是“划船去”，及至一下7路车白塔寺站，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号啕大哭。有一次是我抱着送他，他哭得太厉害了，我心乱如麻，回家以后，下决心把他接回来再说，及至我再到了他的托儿所，却隔着门缝看到他在玩滑梯，才没有中断入托。现在有一首流行歌，叫《心太软》，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没有大出息了。
一九六三年年初，学校给我解决了一间宿舍，是租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楼房。不久又调整到一楼的一处两间打开的大屋子，而且是花砖地。我总算住进一处四白落地、墙面平直、白灰顶子、端端正正的大玻璃窗、标准的木门的房屋了。过去，我多半住的是胡同里的小房，开间小不说，墙壁歪扭，门窗不正，纸屋顶此漏彼破，半夜是老鼠的天下。
房屋向阳，而此前我们住的是南房。向阳房舍，阳光灿烂，使我们大为兴奋。我唱起了那个年代流行的古巴歌曲：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新屋，
门前开红花。
那个年代讲亚非拉（美），为了突出亚非拉，成立了东方歌舞团。比起古巴歌曲来更普及的是印度尼西亚歌曲：“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梭罗河》，“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星星索》，“你爸爸还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我的宝贝”——《宝贝》。这些歌至今打动我的心，当时这样普及印尼歌儿，多半也与苏加诺的政治取向有关。
直到二〇〇五年我才首访印度尼西亚，在屡次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的巴厘岛，在海滨沙滩上吃烧烤的时候，我们点唱了这几首歌曲。同时朋友们告诉我，你不要去梭罗河了，唱唱歌就行了，说是河水已经干涸。
遇到星期天两个儿子也来到我们的新家景王坟，俩小子在楼道里跑上跑下，响动很大，我们极力控制，收效不佳。不久，一位老师就贴出招贴：“请勿喧哗”，我与芳一面教训孩子，一面相视坏笑。已经很久了，连恶作剧的心情也没有了。
此处只供居住，我们吃饭多半到学校教工食堂，做得很好，两面焦的火烧鲜脆金黄。但是一吃食堂就更觉粮票太“费”。有时我们到甘家口商场去吃，能吃到狮子头、木樨肉什么的，也吃过裹着鸡蛋的炸油饼，深感营养在我，丰富满足。芳已在市一〇九中学任教，学校同人与领导对她很好，她的工资不低于任何大学毕业生，只是上班下班要倒三四次车，很多时间用在路上。
也有几次，我们悄悄用电炉炖肉，焖饭，不怎么合法。但体会到了过小日子的快乐。
整个教工宿舍楼有一部电话机，这已经够好的了，过去要打电话只能去找公用电话，市内通话四分钱一次，传呼，二分，传呼纸条上写简单两句话，三分。而现在我随时可以使用了，优越呀。只是有几次，我睡得太早了，睡下了，外面又有电话来找我，工友喊一声：“王先生电话！”我略带狼狈地披衣去接电话。
这期间我们还在东安市场用两元人民币买过一把不锈钢西餐刀子，买过咖啡与可可粉，更买过两张旧唱片。内有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我的留声机放不出帕的升c高音，遇到他的最激越的高音，转速就顶不上去了，变成走调怪声。
我同时也买了意大利“神童”的唱片，一面是《我的太阳》，一面是《鸽子》，他唱得十分忧伤，芳有时不敢听他的片子。
当时的苏联唱片是八角钱一张，而这两张旧唱片是五元一张。
那个时候能够使我心情解脱的只有两样，一个是音乐，一个是风景。
有时候我突然大唱一阵青年时代喜爱的歌曲，更多的情况下是听唱片听广播。我购买了最畅销的《世界名歌二百首》，我感谢这本简谱歌本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我听说一位敬爱的领导人批评这本书编得不够革命。我很庆幸他是事后说的此话，而且，他老人家毕竟没有下禁令。我们的精神食粮与五十年代比已经划窄了许多，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下去，将会伊于胡底呢？
这里面有大量的俄苏歌曲，也有丹麦的“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布拉姆斯的“快睡吧，小宝宝……”，还有亚非拉的民歌。
我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喜欢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看完苏联影片《没有说完的故事》之后，我又爱上了柴的《悲怆》。影片中，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听着柴的第六交响乐睡着了。即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者，我也要好好听听《悲怆》，它的简单的主题令人鼻酸。苏联还有一部类似政论片或散文片，叫作《海之歌》，有点装腔作势，不知所云，但又确实投合了那时的一些人的思绪，好像也唤起了我的一点文艺情绪。
我也听民族的东西，小白玉霜的《小女婿》的唱片我也买了，至今我会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我爱听花四宝花五宝的梅花大鼓，以及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
歌曲与乐曲的秘密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听上一会儿我就两眼含泪，感动莫名？为什么一听音乐我就攥紧拳头，摇动头颅，心随律动，好像许多小蛇爬到了脊背上？为什么一种声音能使我融化、飞扬、颤动、匍匐，忘却一切却又百感交集、爱恋一切同时万念俱寂、激昂灵动而又只剩下了一个苦笑？
我为什么要写作？原因之一是追求这种音乐的效果，我太不幸了，我没有学过作曲和器乐，我只能用文字代替音符，用句式代替旋律，用章节控制节奏，用抒情代替提琴，用叹息代替大管，用叙述代替定音鼓，用刻画代替竖琴的弹拨，用小说代替乐章。
我从小对自己的童年不满意，又受父亲的儿童教育畅想的影响，我相信假日就是儿童的节日，我拼命带山和石他们去动物园、颐和园、香山、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我培养他们坐在茶座上嗑瓜子的习惯，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我曾经与弟弟一起骑自行车逛西山八大处，来回骑了五十公里。还有一次我从父亲居住的中关村步行到卧佛寺，太远了，累得不行。幸亏碰到团市委书记张大中与市委副书记杨述，他们的车把我们带到了中关村。
紫竹院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我们在雨中游玩过，我们在那里照相留影，还在活鱼食堂吃过鱼，味道好极了。后来几次再去，再吃不上那么好的活鱼了，是好事难再吗？是自己的问题——第二次三次吃什么好东西也失去了最初的惊喜了——吗？是食堂的厨艺没能保持下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买了那台旧的“卓尔基”苏制相机，三百元，相当于很多人的半年工资。我们这个时期也能自己照相了。芳有一张抱着孩子、在穿过树冠的散落的阳光照耀下留的影，神态极其光明，我给它命名为“社员都是向阳光”——这是一首歌唱人民公社、歌唱三面红旗的歌曲的题目。
只要不是政治运动的最最风口浪尖，高等学校的教师生活还算优越潇洒。王景山先生一次见到我买咖啡，便与我切磋咖啡的煮法，其实我哪里知道咖啡应该怎样炮制？我的喝咖啡完全是受到父亲的好洋的影响。但我想，王先生问我，一定是以为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是看得起我，我怎么能回答不知道呢？不知道怎么样做，你买咖啡不就更恶心了吗？我便汗流浃背地给王先生胡说了一回咖啡煮泡法，至今想起可笑复可羞。人就是这样，有些大的人丢了就丢了，而没准什么鸡毛蒜皮，硬是不敢面对，曲为掩饰，最后更加丢人。
应该说这一段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个人也罢，上边也罢，似乎对这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并不甘心。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形势似乎都不容踏实。反帝反修反反动派反错误倾向反披着羊皮的豺狼反打着红旗反红旗者，都还在热潮中。一路走来，是那样高调那样激烈那样尖锐那样红火，谁敢降温，谁敢降速，谁敢降调？历史的车轮一直在超高速旋转，人民群众一直在高声呐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包括王某，要革命，要写作，要一鸣惊人，要出杰作，要脱胎换骨，要活到老改造到老，要继续付出代价，代价尚未付清，王某仍须努力，能踏实得下来吗？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