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41）
41.《夜雨》与《眼睛》我总算赶上了发表两篇差强人意的短篇小说。
这时写小说已经不像当初那样一泻千里，而是步步为营，着着长考。但是我还是写出了北方山区农村的生活气息、季节、作物、天气、地形，写出了那里的生活，而且，不顾一切地、尽全力地往好的思想主题上靠，往我的四年劳动生活的体会“收获”上靠。
《眼睛》写一个在乡村文化馆做事的大学毕业生，他怎样地受到以农村英雄人物林燕子为代表的劳动青年的教育，提高了精神境界。
我相当精到地描写了一个镇文化馆给人的嗅觉感受。书页上手指留下的汗污味，旧书陈年纸张的霉潮气味，新书的油墨味，书架的木料与油漆的味道，还有人的体味。我也写到了一到下午，一到阳光光束照过来，就会在书架间看到的灰尘颗粒。
我描写了一个农村姑娘，用两块小手帕系着两只辫子。她的黑色半截裤裤腿下面，小腿上沾满了尘土。
我写到晴空晶蓝如玉，细鳞似的发光的白云，伸展成大扇面形，白云下的庄稼显得葱郁黑碧……大路上有青骡子驾着大车，车上是茄子冬瓜，而路边的田地在浇大白菜，闻得见生菜气味。
……所有这些我都写得真实，显然过去只会写城市，写“小资产阶级”的王某，现在也能勾画两下农村的牧歌了。
经过批判劳动改造，我死死掌握了几条，一个是要写农村，要写出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场景。一个是要坚决地从生活细节中提炼、组合，绝对地构成符合一切口径、有利于正面宣传鼓动、令各方面看了乐得合不拢嘴的新篇章、新故事、新人物、新作品。细节不怕真实与开掘。体验不怕深刻与多方面。关键在于构思、取舍、重新组织，写出新的面貌，使作品的面貌合意可心。
类似的“体会”我也听黄秋耘讲过，他说赵树理就曾经说，现在的写作关键在于细节力求真实，大的真实就要服从大局了。
《眼睛》写一个大学生苏淼如（瞧这名字），遇到一个农村女孩来借《红岩》（笔者乘势不无夸张地却也是言之有据地渲染了万众抢读《红岩》的盛况），但此书早被抢借一空，苏自己有一本，他要寄给自己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友。在邮局寄书时，从《妇女杂志》的封面上看到，那个来借书的女孩乃是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林燕子。（当时有一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名邢燕子，她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二十余年后，我与她共同参加过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苏有眼不识泰山，错过了与英模人物接触的机会，他极受震动。
下面情节的发展则是王式思辨的产物了。等钢笔写到这里，我的逆向双向思维开始启动：如果她不是什么什么燕子而是一个普通农村女团员呢？难道事情的本质有什么不同吗？英模人物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有不同之处吗？于是，情节改为经过多方查询，证明向苏借书未果的女孩并不是林燕子，但是苏发现，她长着与林燕子同样的“清亮的，充满热情的，望得很远又很坚定的眼睛”。
乌拉！我毕竟写出一点与众不同来。
那个不知名的女孩，走了五十里山路到苏这里借书，后又走了二十里路去县阅览室，抄了一夜《红岩》，以便过一次主题团日，以《红岩》动员秋收。苏曾告诉女孩，读小说的目的并不是配合秋收。但是事实证明，配合秋收，比一个知识分子的阅读趣味更伟大。小说最后，是苏从邮局要回了自己欲寄的书，走山路送到她们所在的紫李子峪去，苏还答应了馆长分配的工作，给农村青年讲一课文学阅读。
我先将小说拿给韦君宜与黄秋耘看。黄特别提出最后证明女主人公并不是林燕子，这使小说不落窠臼，颇有意趣。韦将它拿给了《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周雁如大姐。周是老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她极诚恳敬业，爱护青年作者，甘为他人作嫁，深受好评。当天晚上正好赶上东北一个剧团演出白刃的话剧新作《兵临城下》，我得到了周大姐给的票，有一种回归（精英）社会、回归文艺界的尴尬风流感。
另一篇小说是《夜雨》，写一个农村姑娘在新婚前决定拒绝到城市里结婚，坚决留在农村生活劳动。这个内容没有太多新意。那是一个面向农村以农村的需要与好恶为价值标准的年代，对于城市，某些人既羡且妒，既要享用之压服之改造之又不放心之，有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与异己感。当时喜欢说的忘本不忘本，关键在于是否保留得住农村习惯，从方言到大便一定要蹲坑。
但是我很喜欢小说的结构，那是一个钢琴奏鸣曲的路子，窸窸窣窣，窣窣窸窸，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滴，哗哗啦啦……是雨的渐来渐长渐大起来的过程，也是主人公秀兰的心潮澎湃的过程。而“小麦正在灌浆，核桃已经坐果，谷黍还没有出齐青苗，白薯栽秧才刚刚开始……”“院里的大核桃树，巨大的树冠阻挡着稀疏的雨滴下落。秀兰索性拔开门闩，开开大门，迎街站立，尽情承受着……晚来的初夏的小雨。她想起自己的小镐，镐楔已经脱落了，雨后点种，是要用的啊……”
已经有一种体贴，有一种感情，有一种认同和靠拢。这也不易。然而毕竟不是自来的涌喷，它摆脱不了那种“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感觉，勉力为之以意为之的感觉，靠新趸来的生活经验，靠不断学习提高的标杆，靠多方思谋、百般尽力的愿望，靠千方百计的手段，仍然与出自内心的写作激情写作动力写作灵感不是一回事儿啊。
此前，写作是我对“日子”的编织，现在则是编织生活。日子是刻骨铭心的经历、爱憎、悲欢、生命的体验与呼唤，灵魂的激越与颤抖。生活是客观的存在，是被观察、被体验、被认识、被分析的对象，是人物、细节、环境诸要素的综合，是文学的素材，是待加工的原料。
我当然重视生活，离开了生活的日子是光秃秃的，可能是神经质的与病态的。离开了日子的生活呢，又太冷漠太客观了啊。
当然，编织生活也是快乐和光彩的事业，毕竟与编织日子有所不同了。
此前我还写过一篇硬碰硬的小说稿《光棍刘》，歌颂“三面红旗”，歌颂一个硬汉式的钢铁英雄。我写他在“大跃进”中大家疲累不堪的时候翻跟头为大家助兴，写他一个光棍是如何心灵手巧，连缝衣服烧菜都会。写得太教条了，被《人民文学》退稿。
此后我又急于写很多东西，写学习雷锋，写农村的放羊儿童，写地下党的活动，都未成，也没留下稿子。这里固然有气候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我很难这样捆绑着手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继续把舞跳下去。我也深深体会到，在特殊不利条件下急于写出东西，发表东西，只会搞得不伦不类，并不是好作品。多么狼狈尴尬，越是有被封杀的危险越是想挣扎一个出路，越是挣扎着写的越不成样子，更要加倍地被封杀。我无法再这样写下去了，这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
我也深信，不仅我一个，所有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写作的同行，都有类似的体会，甚至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认定写作就应该如此，只此一法，再不能放手放脚了。
有趣的是我这两篇作品一发表，就收到了读者来信。有一封是一个北大哲学系学生写的，他从我的作品上判断，几年不见，我是下农村改造思想去了。他一直关心着我惦念着我。
这又是最大的酬报了。哪里有这样的读者？在中国写作，付出的是奇怪的代价，回报的是绝非寻常的爱惜。
不断地写着，明知难办了仍然是急于“发”。我是属于初得大名便速冻保鲜起来的那种“青年作家”，统共只“发”过四个短篇小说，太惨一点了。
其中值得一说的或者还有《等待》一篇，写一个男青年夜晚在图书馆等待一位女青年。不管多么艰难，多么麻烦，只要写到了爱情哪怕只是爱情的萌芽，只是柏拉图式的关于爱的思想，文学就回来了。我相信我写得非常抒情，别的全忘了。后来，二十余年后，我把它写到《初春回旋曲》里去。在后一篇小说里我称我的旧作为《初春》，我把旧作新作、往事新事、怀念与失落、一去不复返的昨日与尚未适应的今天混在一起写，跳跃的同时是映衬与对比。现在，《初春回旋曲》也已经是早年的旧作了。而“等待”呢，这个概括其实是不差的，我必须等待，我还要等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