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8）
78.孩子的眼睛
回忆录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一点悲伤：看样子，我不像一个好爸爸。我提到他们是多么少啊。我太注意自己的命运、遭际、事业、处境、成就或者反成就（失误与跌跤……）而太不注意家里的其他人了。同样在特殊的际遇下，同样在诸事不宜的“文革”当中，全力培养自己的子女请家庭教师者有之，单独给子女教授英语或者古文的有之，请专人教乐器或者教体育竞技项目者亦有之。而我呢，倒是关心他们的健康，给他们购买营养品，带他们出去吃餐馆，带他们去游泳去跑步，但是什么时候关心过他们的学习、知识、智力发育呢？
大儿子山从小喜欢文字的东西。在北京，我们带他看五一节的烟火的时候，他自己念念有词地说：“闪闪发光”。而在迎接新年的时候，他又说：“新年到，齐欢笑，小朋友，东跑跑，西跑跑。”我们给他鼓掌。
在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路上，车厢里二子石头看着别人吃烧鸡，被给予了一点鸡肉，山十分看不惯，摆出一种义愤填膺的样子，而且在口述信件给北京的亲人时，痛斥他弟弟的不良表现。
在乌鲁木齐开始他上的是妇联托儿所。他对此园的评论是：“吃得好，教育得不好，小朋友乱哄哄的。”
他早就期待着上学，但是，他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生人，正好应该在一九六六年秋季入学，而“文革”使他无学可上。上学以后，他赶上的是一个“无作为”的老师。对此我丝毫也没有重视，我变得糊里糊涂，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是不是一定要学一点什么，学好了学多了究竟是好事还是非好事，要求孩子好好学习会不会算抗拒“文化大革命”。我有一位朋友，甚至让他的孩子退了学。大家研究的是如何让孩子想法进文艺团体，能否走后门参个军呀什么的，否则学好学坏都是上山下乡了事，学得好又有什么意义呢？
山儿倒是早早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首次读的书是杨大群的《小矿工》，从此他手不释卷。但是他认的字很有限，教师也没教过。他读的错别字即所谓“白字”实在惊人。他把别墅读成“别野”，把邀请读成“激请”，把探照灯读成“深照灯”，这样的白字先生却又那么爱读书，我觉得很可爱。我甚至恍惚觉得，多一些别字也许更好。
有一次我们的朋友陈柏中来家，山儿一个人只顾自己读书，柏中评论道，他的性格很适合搞科研。可惜，他并没有在科研方面做出陈叔叔所期待的成果。
山儿比较老实，在班上不大惹事。有一次他与弟弟同去买文具，售货员态度极不好，山一口一个“姨”地叫着，无人置理。回家后弟弟嘲笑他的可怜相，山忽然牛皮起来，声称他当时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再遭冷遇就一拳打过去。他说话的样子非常英勇豪迈。他越说弟弟越笑。弟弟越笑他越英勇豪迈地表白。我相信石对他哥哥的估计，他不可能一拳打向售货员，当然我也不希望他有拳打售货员的光辉记录。
人和人从小就是各不相同的，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相差不过一岁零九个月，然而他们是怎样地不同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带鱼，收拾鱼时剔出了鱼鳔，我对山说，你踩一下，它会砰的一声响。山儿有些犹豫，石那时只有两岁，毫不犹豫地过来一脚踩下去，鱼鳔响了，山儿后悔了，与他弟弟争吵，然而，责任在于他的犹豫不决。
我最最感到对不起石儿的是他一岁半以后送到北沟沿托儿所，那是一个街道托儿所，条件不怎么好。每周六接他回家，他情绪兴奋，半夜不睡，为了止住他的哭泣，有时给他许多糖果，糖果过多自然造成了他的腹泻。每逢周日，下午五点多钟就送他回托儿所了，而在抱着他出动的时候他会高兴地喊着“划船去！”。回想起来，我并没有故意欺骗他说是带他去划船，但是他以为是去划船的时候我们也有点将错就错，以便他能顺利地跟着我们上公共汽车。及至一下车，他认出来了，知道此去并非划船而是去一个小小的托儿所，他就号啕大哭起来。有一次他哭得太厉害了，我送完他回到家又坐车到了托儿所，隔着门缝看到他在院子里玩滑梯，才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在新疆期间，有时把他们带在身边，有时候送他们回北京，在奶奶、姥姥家住一段时间。有一次石儿从北京回来，正是热衷于援越抗美的时期，石儿动不动就高喊胡婆婆万岁，他弄不明白，把胡伯伯说成婆婆了。
一次睡了一夜，山儿早晨醒来，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石马上应声道：“我也做了一个梦”。这般如此。两个人的梦一样。山急了，与他弟弟争论，认为是弟弟剽窃他的梦，但是弟弟坚称自己就是做了同样的梦。我感到了逻辑与法学的不足恃，因为从逻辑上说，你无法证明兄弟两个人是不会在同一晚上做同样的梦的，你无权判定弟弟盗窃了哥哥的梦的版本。从法学上看，梦没有专利，没有知识产权。我只好说服诱导——诱供，想弄清到底石做了同样的梦没有。没有结果。至今这仍然是一个疑案。而按照无罪推断的原则，我只能承认这哥儿俩同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也许当真是做了同样的梦？因为记录证明，石并不是完全憋得住话的人。他多半是不打自招。在伊犁，一次我们家有几块从北京带来的巧克力奶油糖。一天石头突然说，方才进来一个小孩，拿起一块巧克力糖，吃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不用多问，他承认，是他吃了。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刚到乌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孩在我们的门口拉了一泡屎。不用说，这个小孩就是他自己。
石小时候相当活跃，在班上当个小干部，爱管事，也爱交际。有一次他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便拿了家中的门锁给班上使用去了，我说了他一顿。后来我后悔了，也许他的热心公益的个性就是这样受挫的。
与他哥哥比较，石不太说话，心里有主意。他想到远地儿去玩，知道我们可能不同意，他就不说，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先是在家努力干活，挑水，搞卫生，芳已经料到他是在为自己半天离家出去游玩做准备。果然刹那间他没了影子。等到他回来，哪怕再训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石也有不求甚解的时候，很长时间他读“木鲁木齐”，把雪花膏读成“雪牙膏”。他常常问妈妈“什么时候开茶话会？”，因为，遇到我们得到从北京寄来或捎来的奶油糖、果脯、杂拌的时候，我们会泡一点茶与孩子们共享幸福的生活，芳称之为开茶话会。
一九七三年刚回到乌市，山与石都在他们的妈妈的学校：十四中学。石的班上据说有一位爱欺负人的孩子，常常向石挑衅。石一直一声不吭，但终于等到了一天，实在忍无可忍了，石突然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石的这种突然出手，大大压下了那个孩子的锐气。这种行事方法是山所没有的。
那时的学校上课完全是鸦鸦乌。芳是物理教师，让她教“学工”，具体的有卡车与拖拉机的驾驶与修理，她当然不擅长了，而学生仍然认为是“脱离实际”，怎么样结合实际呢？学生建议教修理自行车。
如果教修自行车，不如由我去教，我当时多少能做一点这方面的活了。
而石整天在那里“学军”，每天手持教练用枪支，练向左刺，向右刺，向前刺，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向后刺。石儿还有有兴趣的事就是值夜班。有一天，晚饭后我们早早入睡了，突然一帮人来了敲门说是要“查户口”，使我们紧张了一回，其实都是石儿的同班同学。
新疆的家务活儿是比较多的，我们从小就要求他们劳动。石儿九岁就挑两满桶水了，那里一般用锡铁水桶，不像内地水桶老大，但两桶加起来也有四十多斤。山是哥哥，当然也得挑，他挑起来肩痛腿软，腰也变成了s形，比弟弟还吃力。
女儿伊欢一岁时到了北京姨妈家，五岁多时回到了新疆。她出发赴新疆的时候正风行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离京时她的表姐表哥们在火车站台上喊道：“就一年！”这是那部影片中的台词，银姬说了一声“就一年”，从此到了韩国，与金姬再不得见面。而在当时，有朝鲜与阿尔巴尼亚影片看，已经令人觉得十分幸福。山儿看《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时感动得痛哭流涕。另一部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我们都看过三四回。也都会唱它的主题曲。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几乎是相当出格的现代派！
到达乌市后第三天，我本来想带伊欢去看一看就近上学的可能性，谁想一到乌市第十小学，人家就把她留在了学校，人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就这样上了学，毫无难色，第一次考试三四十分，第二次考试已经赶上了趟。
她有一股子冲劲，每天自己上下学，走一站路。她们是二班制，她是下午班，每天十二时十分上课，她是十一时半左右走。我们总是事先给她预备好干粮和一点小菜，她自己料理着吃掉。其中最多的是苞谷面烤饼，苞谷面，掺上洋葱、南瓜丝、土豆丝和盐巴少许，放到通往火墙的炉灶一旁的烤箱里烤。每个约有半斤，又重又厚又大。女儿每次吃掉一个，这个饭量使我惊奇，至今我有时仍与女儿讨论，她五岁时怎么可能一顿饭吃半斤烤饼？这使女儿愤怒：她吃不了难道是糟蹋了或送了人不成？
下雪了，传来消息，说是女儿在雪路上与一男孩发生了武斗，两个人打得滚到了雪地里。又一次二哥反映说是她在与人争吵。回到家，我们一起向她提问，要求她说明情况。她怒了，便在那个时兴运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义正词严地说道：“不了解情况，你们就别调查！”按语录原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与女儿讨论道：“不了解情况，就更需要调查，怎么能不了解情况就不调查呢？反过来说，如果已经了解了情况，我们何必还来调查呢？”
我们的回答使欢儿困惑不已。
其实是我们欺负了小孩，显然她还分不清调查与审问的语义区别，她指的调查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有罪推定式的问案，而那个年代的调查，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凶险性质。直至现在，例如在美国，调查仍然具有一种非善意的、找麻烦的性质。
山和石打起架来也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次石骂道：只有不要脸的人才和不要脸的人说话。按，原文应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我们大笑，觉得哥儿俩乱打，也可以说是一丘之貉，他们用的语录也有道理。
我应学校之邀听过欢儿班主任老师的公开课。那时伊欢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遇有老师提问，她很急于回答问题，她拼命举着手，但是常常不被看见，我替她着急。
上了一年新疆的学，她又回北京去了，真是“就一年”。
回想一下，对待孩子我基本上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行“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起码石儿在强其骨方面有一定成绩，他在乌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四百米跑出一个第二名来。山儿也在校运动会上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好名次，但是山说他是少跑了一圈才名列前茅的，但是体育老师坚持他没有少跑，必须领奖。
在智育方面，别的我没有把握，学了是吉是凶，我便在家中提倡学习维吾尔语，反正学语言最有用。各种领导骨干可以从全国各地往新疆派，但是维吾尔语翻译很难通过表态汇报发现出人才来。我每天教他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但家人都没有学好。周围还有同事文友，见我讲维吾尔语便也下决心直到暂停工作表示非学好维语不可的，也都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