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6）
76.游泳与写作
从伊犁返回乌市以后，我们住在芳所在的第十四中学家属宿舍中。这里离野营地宾馆很近，而野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红雁池水库。自伊返乌以来，我与艺校祖颖之等结伴，或带领两个儿子，常常去游泳。乌市夏季短促，水库的水来自天山雪融，冰凉彻骨，但水质清冽，如镜如空，四周山形峻峭，如骨如塑。在这样的水里游戏，别有一番清纯净洁，抖擞振奋。我常常带上干粮，与孩子们在这里游水，晒太阳，嬉戏。有时带的是带伊拉克蜜枣的玉米面窝头。经太阳暴晒，窝头吃时已有酸味，但没有别的选择，仍然甘之若饴。由于这里夏季气候干燥，紫外线红外线少被水汽吸收阻挡，晒一次皮肤红艳如桃，过两天开始脱皮。我们都不在乎。
祖颖之的朋友画家刘开基刘开业兄弟都是汉族与俄罗斯族的混血儿，他们的妻子也都是艺术家。他们在红雁池旁教我学唱了一首过去完全不熟悉的苏联电影插曲《人血不是水》，这部电影似乎是六十年代才引入中国的，我没有看过。它的调子似乎已与斯大林时期不同，有西方的影响，其中有一句“因为我的爱人啊……”有口述风格。
在除了语录歌只有样板戏的时代，唱一首“人血不是水”，倒也别有风味。
最难是人心。什么时候能够过滤干净？什么时候能够古井无波？什么时候能够脱胎换骨？什么时候能够幡然悔悟？什么时候能够一尘不染？什么时候能够只剩下一个心眼，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毫无个人印迹？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水晶一样的清洁透明的新人？这方面似应估计得实事求是一些。
而生活里总有歌曲，总有思念，总有梦想，总有自己的那点叫作个性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苦笑，哪怕只是眼眶的一点湿潮。
离红雁池水库岸边约四百米有一小岛，我最得意的科目之一便是带两个儿子游去再游回。我的游泳姿势与技巧直到体力都不强，但是对游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想来也是特殊年月无所事事所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游。每次气喘吁吁，心存恐惧，不无手忙脚乱地游回来，庆幸没有出事。
有一次老祖老刘他们结伴向更深更远处游，我开始是参加了的，没游几十米稍稍呛了一口，咳嗽个不住，我中途退出，感到不好意思。
“文革”搞得时间越长，就百分之八十的百姓或者更多而言，越像是全民休假了，全民疗养了。到后期，只剩下了所谓群众组织的坏头头们在那里争权夺利，争当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争把对立面送往监狱，还在忙着（伪）革命，而大伙，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后来又完成了“五七干校”的学业，多数恢复了本职工作，已经越来越轻松了。
有一段时间无须天天上班，但每天下午组织学习“批林批孔”，我便早早去游泳，中午在红雁池吃馊窝头，然后直接从红雁池骑自行车去创研室参加学习。到了学习会上，我嘴唇青紫，眼窝黄黑，头发蓬乱，身上的鸡皮疙瘩尚未全消，神情也比较奇特，语言也不甚完整。好友们便纷纷前来探问：你最近作息起居二便三餐……如何？有什么地方疼痛酸麻？是不是常感疲劳？还欲说还休地建议我去医院“查一查”，看来，他们以为我得了怪症，说穿了怕我紧张。我只能窃笑，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儿童式满足心理。
最最得意的还不在以“怪病”状骗人，而是我从悬崖上往水库跳水。悬崖离水面五米以上，周围都是怪石，无路，可从后面攀登上去。看到常有一些顽皮的满嘴脏话的小孩子上去跳水，观察良久后，我判断这里跳水无生命危险，决定跟随众顽童一试。岩路肮脏陡峭，有屎尿痕迹与气味，我这个年届不惑的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睁大眼睛看着下面的水，奋力跳起，转身头朝下面，看到了一个自身头朝下自由降落，离水面越来越近的过程，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演进十分清晰。我看到了山体，我感到了运动，靠近水面了，心中大喜，砰，有此一响便知大功告成，没事了，安然无恙，乃可转身，浮上来了。人之大乐在有吾身，在吾身之突然放飞，飞翔，自由落体，每个骨头节每块肌肉每个细胞，都经历了一次自在与伸展、失重与旋转，其乐也何如！
我有一张自五米高的岩石上起跳的照片，可惜姿势不佳，胳臂、腿都没有伸直，像一个空中飞翔的蛤蟆。而我的二儿子石头，能双手张开，跳出一个“燕式”来。八年后我访问墨西哥，曾在一个植物园的游泳池从四米高的跳台上跳水，开始我说我要从那么高的地方跳水时，接待者十分惊异、钦佩。等我跳完，由于姿势不良，他们没有再讲什么赞扬或者评论的话。
没有好的姿势、姿态，仅仅完成一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这也要有经验，一位间接相识的年轻人，一位大提琴手，见到我的跳水，他从矮得多的地方也向下跳，只一次就扭了腰。想来他是入水后有些惊慌，急急转身上浮，不但没有借助到水的上升浮力，反而承受了身体下落的超重力，与下降趋势硬碰硬较劲对着干，这是人们的腰椎无法受得住的。
我甚至下了练习冬泳的心。在新疆，一过立秋就有人不敢游泳了，那时水温其实不低，但西风吹来已有凉意。九月后，大多人已穿上了毛线衣，我仍然表示要坚持游泳。一次带着温度计，到另一处较近但有点脏的“红卫兵水库”去游。下水前，量了一下温度，是摄氏十四度。我下去游了几下，只觉两眼发黑，只好狼狈上岸。二子石头紧着游完又紧着跑回，造成大腿肌肉拉伤。冬泳壮志，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我的自由自在地游泳的日子碰到了新的问题。一九七四年，我们的创作研究室自文化局独立出来，由阿卜拉尤夫同志任主任，刘萧芜（他刚刚“解放”出来了）与一位工厂知青毛同志任副主任。阿主任上任后抓出勤考勤很紧，每次开会都谈迟到早退出勤考勤问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想到了诗人铁依甫江。这个时期自治区的第一把手是赛福鼎同志，而铁诗人的麻烦已经全部成为过去时，铁现在是赛书记的座上客，也许可以算是炙手可热了。我们虽然并无太深交往，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些“惺惺惜惺惺”的情谊。我请铁诗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毕竟自己是搞创作的，目前有各种情况，我也不急，今后呢？未来呢？我计划积累点东西，写点东西，练练笔，有什么任务我自会努力去做，一般的上班下班，我就免了吧。
铁诗人十分仗义，虽然他批评我招待他的桂林三花酒是无法入口的怪味酒，但对我的要求一口答应。果然，他一说就灵，阿卜拉尤夫同志一直对我极客气，极尊重，极照顾。
在伊犁时，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讲过猫有七条命的谚语。此后，我又听汉族人讲过狗有九条命。回想我自身，一面是屡屡受挫碰壁，一面是时时遇到“贵人”相助，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在那个时期最大可能的改善。我也算是有好几条命吧。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丰富多彩，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要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不清做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么样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洁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斗争嘛，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
我写了伊犁的肥沃土地，我写到我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我写到维吾尔女人的嗜茶。我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勤于粉刷房屋。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乃孜尔（祈祷）。我虽然举步维艰，我虽然知道即使写好了也无处可以发表，但一经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仍然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
我曾经给一些好友朗诵过其中的片段，果然，他们为那些生活细节生活气息而激动而入迷。但是我为了上纲上线，在写到维吾尔农民的粉刷房屋时提到了爱国卫生运动云云，却使我的好友郝关中笑成一团。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接受生活而不接受这运动那运动、这口号那口号。而我深知，生活已经被口号和运动取代，没有口号和运动的人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权利，不戴上口号的帽子的生活将无权被描写。反过来说，沉重的口号和帽子并没有取消生活压光生活，生活仍然是生活，人仍然是人，大地仍然是大地。生活不被消灭，人不被消灭，大地不被消灭。
我常常在家里待着了，自由散漫如了意，却又感到另一方面的屈辱。我们住在芳所在学校的家属院，别人看着我像干啥的呢？在家里待得多了，我自然管家务事特别多，我一面写作一面掌握着蒸锅的火候，写着写着忽然意识到馒头或者包子或者玉米面发糕熟了，一面写作一面不忘及时将开水倒入暖瓶，压上火或给火添煤，这使我骄傲于我的全天候抗干扰的写作能力，却也不无委屈。尤其狼狈的是，我正在烧菜烤馍，正想让刚下班下学的芳与孩子们及时吃上热乎饭，这时来了芳的一位同事，嘚啵嘚啵，没了没完，使专心于家务的我暂停也不是，继续炒菜也不是，更显不出一种男子汉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