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八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8）

27.你怎样与西方作家对话国际笔会是一个世界作家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决定以中国、上海、广州三个笔会中心的名义参加它的活动。我算是笔会中国中心的副会长。“入会”时听说只有钱锺书先生提出了异议，因为国际笔会的章程中强调了文学与政治互不相干（我没有自原文或译文读过这个章程）。可见钱先生做事的认真和绵密周到。我们则认为章程不章程的还不看人解释发挥？

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确定一九八六年一月在纽约召开，并来信邀请陆文夫与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于是我们二人还有黄秋耘、朱虹教授等人前去了。

笔会组织方面要求各国作家谈的论题有二，一个是“作家的想象与政府的想象”（imaginationofwritersandimaginationofgoverment），一个是不同文化的交流。而且头一个题目一定要有一个人谈。文夫选择了后一个题目，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谈头一个题目。头一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一头雾水，请教了不少英语专家仍然是糊里糊涂。我的第一个题目的文章大意是讲政府的想象脱离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就是灾难，而如果政府的想象符合人民的愿望与实际的情况，它就会得到人民包括作家的支持，例如中国如今的改革开放。文夫的论文该怎样写，他也与我商量并吸收了我的意见。

主办方提供了机票，我们是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自北京出发，经停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再直飞纽约的。文夫好有个性，飞机提供的饮料他一概不要，自己带着苏州的碧螺春，吃饭的时候他还拿出了小瓶的“洋河大曲”，飞行小姐对他也是笑个不住。

我们是按照主办方提供的地图自己打的来到圣莫尼克酒店的。纽约的黄颜色出租车之肮脏与混乱，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然后发给我们一大堆请柬，然后是日程表，然后是要求我们签署的合同，声明对使用我们的讲稿之类无（知识产权方面的）异议。然后是早餐券与现金（两千美元？）。全部的组织工作就是这些，然后一切你自己解决，会议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你就开你的小差好了。宴请和朗诵之类的活动也悉听尊便。我想，如果是我国召开这样一个盛会，光大会秘书处得多少人？翻译组、交通组、膳食组、秘书组、联络组、简报组……

开幕式上有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先生参加并致辞，为此，我们去市公众图书馆的礼堂的时候经过了严密的安全检查，在寒风中排了半个小时以上的队。

等到一开会，舒尔茨一致辞，美国本地的作家就闹上了，有喊的、有叫的、有笑的、有挥拳的。我亲眼看到了一九八〇年在艾奥瓦结识的俄裔女作家格丽丝·佩丽脱下皮鞋来乒乒地砸着桌子。过去说赫鲁晓夫联合国开会时脱下皮靴砸桌子我还有点不明白，要砸桌子何劳脱皮靴呢？看来，这也是一种“抗议文化”吧。

抗什么议呢？我不知其详，但据说是有一条，不知是不是此前还是此次美国政府拒绝给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签证。马尔克斯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朋友，是反美的。

然后是会议主持人、美国笔会中心会长诺曼·梅勒发言，说是一些同行的表现使他感到耻辱，他的话当然又引起新的咆哮。

与会的有老朋友、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有法国的诺贝尔奖的新得主西蒙，有大名鼎鼎的南非女作家拿丁·戈尔迪默。她讲什么作家与政府的想象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政府是没有想象（力）的。”她的充满自信和优越感的话引起了笑声。

有一个发言人是自苏联流亡到这里的阿克肖诺夫，他的一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我曾在西山读书会期间作为反面教材读过，似乎是写苏联的新的迷惘的一代的。他在发言中发了一点牢骚，说是流亡美国的滋味不那么好受。结果他讲完了君特·格拉斯就上去消毒，说是刚才讲话的那位先生是要把我们拉到冷战中去，我都有点替他感到羞辱。

我的发言被《纽约时报》所嘲笑，他们说，所有的作家都抨击和蔑视他们的政府，除了王蒙，与会的所有作家只有王蒙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感到舒服。

还有一位女士，在陆文夫的发言后提出质问，说，陆先生，听说你的发言稿是事先经过王蒙看过的，她无非是指陆的言论与行为在国外要受王蒙的控制。她与湖南的一个学潮中的积极分子梁衡先生（与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同名）结婚了，她也是赴中国的留学生，这次学潮发生在一九八〇年年底。

她有她的逻辑和定式，荒谬绝伦而又幼稚可笑。尤其可笑的是她发言的时候得意扬扬，颇有探听出了绝密情报、爆出了猛料的意思。陆文夫当然说明王是他的作家同行、友人，我们事先交流一下发言是很自然的事，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性质。另外一位美国人，曾在中国的外文出版局当过我国外籍专家的斯通先生立即起立发言，他大讲王蒙在当代中国文学与思想解放中的作用与贡献，并批评那位女生的态度不对。

怎么说呢？美国作家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本国政府的不以为意，他们的自由言论，视高官如粪土的精神优越感，我要说，他们像炫耀自己的崭新汽车一样地炫耀着自己享有的自由，这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所不熟悉的。一个台湾背景的女作家著文说，美国作家享有的言论自由，足以让大陆作家们吓昏。

说这样的话才是活见鬼。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情况不同。wearedifferent.一位德国作家曾经问我，你们是怎么样经历了那么多变故存活下来的。如果是我们，一是会自杀，二是会发疯。

从他的话里我体会到，如果换一个位置，如果我换成了美国作家，也许我会感到空虚和寂寞。在中国，有读者卖了血做路费来城市看望他或她喜爱的作家（我不赞成这样），有无数热心的读者给作者写信，与你谈心、与你切磋。我曾经到上海的棚户区看望过一位给我写过极动人的信的读者。中国作家活得是多么热闹呀，好事坏事，都比西方的作家多好几倍。甚至，中国作家会接到多少异性的示爱的信件！这方面我还算比较少的。女作家们分析说，王蒙的作品太政治也太刻薄，吓得女性读者们对王不敢轻举妄动。一笑。

如果他们换了我，成了中国作家呢，我也不认为他们能表现得一定比我们好、写得比我们好或者活得比我们有意义。至于发疯或者自杀，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首选。

例如南非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大作家纳丁·戈迪默，为了她的理念坐过牢，她富有斗争性和硬骨头精神，她拥有极高的道义威望。她在四十八届笔会上讲到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高傲而且不屑，一笔抹杀而且气势如虹。当然，在此时，她拥有与国际社会一道痛批种族主义的自由，她拥有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认同与支持。联合国不承认南非的种族主义政府。连标榜不怎么问政治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也制裁南非白人政权，故而从不吸收南非的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她在国际笔会上其实处于主流位置，只是在本国还会受一点压。后来戈迪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权威而且红火，势不可当。后来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下台，拥有盛名的民权运动领袖曼德拉主了政。再后来至今，戈迪默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我在新的世纪看到过记者对她的采访，问及今天的南非，戈迪默的话很少。她似乎还没有找到在斗争胜利后的南非、在曼德拉与他的继任者们主持下的政府下（这个政府有没有想象力呢？如果她承认有，是不是她会跌份儿呢？如果照旧断言没有，是不是又否定了自己一生的坚决斗争呢？）的自己的新角色，也许这个新角色只剩下了告老与淡出了。

至于我，对不起，我岂止是“批评”过政府，我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推翻它的斗争，那是指国民党政权。而在新中国，我也为某些包含类似批评内容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付出过高昂的代价。那么，那些嚼着口香糖的自由作家有理由轻看王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政府的富有想象力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欢迎与期待吗？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朋友们，为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王蒙做过什么，王蒙付出过什么代价，请问阁下呢？您做过什么？您付出过什么代价？包括国人中的那些大言不惭的朋友，你究竟做过什么，你能拿出什么样的纪录来？

不仅为了推翻旧政权，为了改革开放王某也在尽力，他以四十六岁的高龄，开始下定决心学习英语，虽仍不满意，毕竟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百姓们亲近交流一番了。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下了许多纪录，你呢？你除了模仿过一些翻译腔调与照搬过一些外来手法外，你的纪录在哪里呢？既然你连“继承”两个字都如此反感，起码要另创一套语码才是，否则，用中文不是继承了中国文化吗？用英语、西班牙语、印地语，不是继承了英美、西班牙、印地文化了吗？

多么无知！这倒应了王朔的戏言：无知者无畏。

当然戈迪默是来过真的的，她有过为与种族政权做斗争而献身的经验。但是谈到为自己梦魂萦绕的，不惜以生命和鲜血去争取的，战胜了白人种族主义的，以当地人为主体的政权主导下的南非人民，如何做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大作家的应有的新贡献，她有经验吗？她的经验何在？如果她不是一九八六年而是二〇〇六年去参加国际笔会年会，如果她谈同一个题目，她会说些什么呢？她是不是也感觉到了difference——不同呢？革命前、革命中与革命后的作家，你们的处境与经验不好比较，不要以此度彼，以此求彼，以此责彼了吧。

我有一点点沮丧，更多的是一笑了之。却又觉得没劲，有什么必要呢？每个人有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环境与自己的判断，谁有资格对谁说三道四？喜欢充当教师爷的人远远不仅是极左派或者以老子党自居的人。越是无知和幼稚，越习惯于认定自己可以教导旁人、指挥旁人与纠正旁人。越是无知和幼稚，越是会觉得自己就是那把万能的尺子和剪刀，有权去衡量与剪裁世界上的一切。沟通的困难，简单化幼儿化的判断（如那位女生），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少知与忽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的无知与忽视，这些都不足为奇，这些都令人觉得无趣。至少对于文学与作家们来说，开放的路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误解与偏见还有很多很多的积存。其实我自己，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是刚刚开始，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也许还没有开始。我写了一首诗，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致a.w

并答《纽约时报》

你嚼

口香糖

反对国务卿舒尔茨

嘘

离过的婚超过

结过的婚

好棒

炫耀独立不羁

像炫耀雪佛兰

豪华型立体音响空调

我知道你的舒服

你却

不知道

我的舒服

我

地下斗争

没有糖嚼

有“特种刑事法庭”（“特种刑事法庭”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反抗特别是学生运动所设的“法庭”）

绞架不只是意象

胜利

历史的误会

十年

又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