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1）
30.部长的滋味
有一次正是刘宾雁前来文化部办什么事，我见到了他，他问：“怎么样？当部长的滋味如何？”受尊敬，说话管用。文化部可不是作协，部长说什么，在文件上批注什么，都有人记录、传达、贯彻、落实。好多年了，我很不喜欢“调演”这个词，文艺不是物资，不是部队，不宜于用调拨之类的指令性字眼。过去，这样想了说了，和没想没说一样，现在，一说，立即改过，变成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了。
当时的许多艺术大专学校的毕业生，一毕业就出国走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成本，培养一个艺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比一个普通高校的毕业生要多用许多人民的钱。我于是下令制定了一些管理与补偿办法，使享受国家的艺术教育的学子也遵照契约承担毕业后一定的服务义务。恰恰是我的意见变成了管理条例，也限制了一些人的自由出走，包括一些大人物的子弟。我为此还批评了一位拿国家利益做人情的副部长。
所以，日后当一位文化部的临时领导大骂文化界那么多反动派的时候，我不免为他捏一把汗，部长讲到了本工作领域的反动派，可不是说着但为表达义愤的，有关行政司局处科与工作人员，是必须弄清的，指哪些人，哪些单位，哪些活动，需要做哪些部署：监控、取证、防范、起诉还是扭送等，丝毫含糊不得。
一九八八年，高行健受到西德一个官方文化组织daad的邀请，邀请他以画家身份访德六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其奥妙在于，daad已经以作家身份邀请过高先生访德一次了，而该组织规定，一个人只能被邀请一次，故此次的活动以画家的身份相邀。德国也一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高行健怎么成了画家？负责审批此事的文化部外联局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迟迟不肯批准。说起此事，我乃说，西德人承认他是画家，并承担一切费用，我们何必管那么多？按法律规定，除有未了刑事、民事官司或服刑及掌握国家重大机密人物以外，都可以出国，外联局的任务是将这些活动纳入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而不是分辨某某人的业务成就。再说在外语中，画家是painter，但painter也可以作油漆匠解，根本没有中文里那种成名成家的辉煌含义。我的一句话，高行健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
我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错事呢？
说是高先生画大写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行市，得了诺贝尔奖定价更加走俏，可惜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的画。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硕士生，迪里拜尔，因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我与她熟识。最早还是在一九八六年年初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国际交流协会成立会议上，我见到了她，用维吾尔语与她攀谈，把她吓了一跳。她为自己的婚姻问题而极苦恼，她有一个恋人，但家乡人包括亲属考虑到民族宗教问题，多有阻拦。我乃找了当时的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信，说明迪的未婚夫的民族属性不会有问题，并请新疆的老领导赛福鼎同志亲自做他们的主婚人，主持了他们的婚礼，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只是她成婚时我正出访英国，乃委托高占祥同志代表我去祝贺。
一九八六年八月，我首次去到了西藏，参加雪顿（戏剧）节。西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特色都十分迷人。那里的天蓝润如玉，那里的雪山晶莹美洁，那里的寺庙高大雄伟，依山高耸，那里的经幡迎风飘舞。到处都有歌声，到处都有祝祷，到处都有礼节，到处都有新风吹来。属于假日酒店系列的拉萨宾馆，宴请了美国总经理主事。可口可乐饮料与美国waterman牌钢笔、美国式牛仔裤也都在西藏流行。
我写了一首长诗《西藏的遐思》，我歌唱了西藏的自然与宗教、风习，我表达了对于雪域高原的人们的质朴与天真的怜爱，我呼唤了理解与和睦，我表达了对于自然与人的无限伸延与变化的可能性的相信，我期待着更永恒与阔大的境界。李一氓同志写了诗评，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诗译成了意大利语，并成为我获得蒙德罗文学奖的由头之一。
我有机会在拉萨近距离接触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北京有个金太阳》永远无与伦比，催人泪下。对于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我确实有深情焉。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我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我特别向武书记介绍了周总理生前对才旦的关心。后来，在该区换届时，才旦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新疆的维吾尔歌唱家帕夏·依仙也成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咸有荣焉，咸有乐焉。
也有的事说了基本白说。我参加在人大会堂小礼堂的招待外国元首的文艺演出，发现麦克风的使用令人震耳欲聋，更不要说声音的失真了。我也正好在晚报上看到新凤霞的文章，说到扩音器的滥用如何违背了戏曲表演的优良传统。我说了多次，我写过文章，我还写了一篇讽刺小说叫《音响炎》，结果收效等于零。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高级别高规格的演出，其中有男女声的西洋歌剧清唱。结果有高级人士喊叫：“加个麦克风！”技术带来便利也可能带来灾难，尤其是带来艺术功力与趣味的退化，信然。
我在小说《音响炎》中采取现在来说应该算是“恶搞”的手法，我幻想音响的效能正在操纵着人，我说：
……y国出现了音响综合征的第三次浪潮，号称流行性现代丙型音响炎。这次浪潮以一切音响的颠倒错位为特点，病人喝茶的时候喜欢发出汽车急刹车的声响，喝酒的时候发出做爱的声响，握手的时候发出不断打喷嚏的声响，睡觉的时候发出猫打架的声响，见到老友发出刮大风的声响，见到自己尊敬的长者发出大便干燥时用力排出的声响，见到小孩子发出杀猪的声响，吵架的时候发出碰杯与大嚼的声响，碰杯与吃饭的时候发出木匠拉大锯的声响。求爱的人不再发出“我爱你，你是我的灵魂”的话语，反而要说：“你绝无好下场，你个死挨刀的！”这两句话使思春的少女们如醉如狂，倾倒没治。医生想给这第三次浪潮患者治病，留医嘱时却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他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微型按钮，结果发出的是武打与拳击的砰砰、嗨嗨声，再拧按钮，他说的“一天四次每次四片”的话语竟然变成了“球进了”，是足球赛现场的海潮一样的欢呼，后来又出现了警棍抽打在闹事青年的肉体上的闷声与挨打者的尖声号叫。
现在滥用扩音器的毛病已经愈演愈烈，几十名观众在场也要用扩音机，然后发展到愈演愈烈的“假唱”，假得连观看转播的电视观众也看得一清二楚，恶心极了。这样的嗓子，还能唱歌吗？
还有几件别的事想起来略有安慰。一个是上任不久，我去参加外文出版局的一次活动，我说上任的时候不要鼓掌，下台的时候你们再判断值不值得鼓掌，前面已经说过了。
文化人是能够告状的，有一次对某副部长的一些意见反映到更高的领导机构，有批示要我们解决。但所述情况不十分准确，我专门跑了一趟领导机构，找到负责领导同志，做了说明，替这位被反映意见的人洗白了一番。每做一件类似的好事，我都颇感快乐，虽然并非每次都做得成功。
此次我还谈了一个音乐家的事情，他因涉嫌违反海关法而找上了官司，后被从轻处理。对于他的党内处分，我希望留有余地，不做太伤感情的事。此事有一定难度，但还是做成了。
能帮助人是令人高兴的。帮助而未成，则会收获抱怨与恼火。而求人帮助，并非易事。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世态变迁，冷暖炎凉，一切尚属正常。
有一次参加一次会，谈到一本标榜是“文革”史料的书，当时领导的意图是不要再老出书谈“文革”了，便责备此事，并准备将此书封冻。我拿过来翻了翻，我说，这本书还是比较严肃的，有些史料也有参考价值，可以搞一个内部发行，不再多印就行了，后来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是一个事例，证明那时我能起些什么样的作用，不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有我没有我，是有所不同的。
一次讨论一个与社会不太和谐的学人的出国事，与会者对他屡屡获得出国机会不大高兴。我提出，他不是官员，不是领导，他的被邀出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不需要高层研究审批，不属于公派性质，我们亦不必为他的海外言论行事负责。他完全可以申请私人旅游护照，由公安部门依法核准。这个意见也被接受了。
有一个稍大一点的事：天安门广场其时还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摘吧，最后只好由最高领导讲了话。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再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难啊。
文化部属下有一个艺术研究院，院中有阵容强大的戏曲学家、文艺学家，张庚、郭汉城、王朝闻、胡芝凤等。除戏曲、音乐、美术等外，这里还有外国文艺研究所与独一无二的红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等。原有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我采纳党委书记、很重规矩的老同志苏一平的建议将李希凡与冯其庸请来主持院务工作。他们的年龄使他们在各自的原单位（李是《人民日报》，冯是人民大学）已经面临退休。李希凡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批判过我，我是绝对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用人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同样讨厌的是搞对立面，钩心斗角，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实是奇耻大辱。后来证明，李是一个认真正派的人，他的某些文艺与学术观点可能有偏于守旧的一面，但是他也是不搞那种蝇营狗苟乃至偷鸡（投机）摸狗、低级趣味的一套的。此后发生过一些情况，他曾被要求揭批王某，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只讲真话，坚持不当跟风派，我是感谢他的。我要说，我们问心无愧，做人，我们要做对得住旁人也对得住自己的人，就是说不因私利而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我很得意于自己做人、对人的这种坦荡无私的原则，而十二分地瞧不起低级庸俗之风。
帕瓦罗蒂的来访，是先我之到文化部就安排好了的，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我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演出。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帕瓦罗蒂的宴会上讲话提出，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属于意大利，属于拿玻里，同时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我的这个说法不无新意，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一些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到中国来，部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讲过类似的意思。
由于胡耀邦才刚访问意大利归来，他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我们还邀请了刘唯唯、彭丽媛等与帕共进午餐。此次午宴中，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增加安排了全体意方客人到桂林—漓江一游。是由于意大使盛赞桂林风光，而耀邦盛赞意大利的自然风光。胡启立同志还指示我们把帕的压轴演出从展览馆剧场改到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一天的演出各方面重要人士出席得极多，是真正做到了辉煌鼎盛。
那一天的帕瓦罗蒂也极兴奋，白天他去大会堂试了音。他还参观了故宫的曾侯乙编钟，用编钟敲出了拿玻里民歌《我的太阳》。他拿着一块小手绢上场下场，大个儿显出一种妩媚。他一个人的声音充实了整个大会堂，激动了整个大会堂，震撼了整个大会堂，到处都是金声玉振，摇曳多姿，深情似海，雍容丰满。人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感动、惊叹、满足与幸福。唱完《我的太阳》“噢苏罗密噢”以后又加演了《重归苏连托》，这后一首歌竟然比前者还多情。多情应笑我醉心意大利歌曲。一个帕瓦罗蒂就让你体验到了生命、宇宙、万物、青春与欧洲的。作为文化部部长更是作为听者，我太满足了。这样的满足，一生能有几回？
帕的前来演出的后续效应应该说是普拉西多·多明戈的前来。为此，我与西班牙驻华大使进行了特别顺利的协商。那时的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我们不但不付演出费用，而且负担不起全部国际旅费，我们能够尽地主之谊的是演出人员来到中国以后的住宿、用餐与参观访问的费用。但西班牙大使提出，多明戈夫妇还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抑或是钢琴伴奏者？），似乎还有一位经纪人，共四个人的国际旅费希望中国方面负担，以显示中方之待客心意。我立即同意并回答此四人一律头等舱。我还表示，我们将向多明戈赠送高档礼品以表敬意与友谊。我还提出由文化部与西使馆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大使极为高兴，全部达成协议，说办就办。此后过了十几年，再请什么“三大男高音”就要讲几十万美元的报酬了，这倒也是一例，证明中国发展得何等迅速。
多明戈的演唱活动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时隔十几年，多明戈到上海演出时遇到西班牙驻华大使，转了一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使在中国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多明戈见到老大使，特意在他的演出说明书上写了一段话向我致意。
上海的传媒竟说什么后面这一次在上海的演出是多明戈第一次访华，太不像话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友协曾计划请另一位西班牙裔美国歌手胡里欧·衣德里塞亚斯来华并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考虑到他是唱通俗唱法的，不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否合适，便否决了此事，现在，这些讲究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会堂的演出仍然应抱较严肃的态度，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处理是否适当。其实我个人早就自美国买到了胡里欧的唱带，我也喜欢听他的热情的歌曲，他的一首《致所有我爱过的女孩子们》，光看这标题也够浪漫的了。
事物是慢慢发展的。早在我到文化部以前，我的前任朱穆之同志就在日本看过日本版的音乐剧《猫》，当时的日本剧团的导演千田是也先生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希望此剧能到中国访问演出。但是中国负责人看了却觉得不宜拍板，原因是此剧给人以一种群魔乱舞、一舞台的牛鬼猫神的感觉。我到部里后，调看过一些《猫》的片段，我也不敢说让他们到中国演出。此后若干年，此剧来了，在上海也在北京演出了，票价不菲，还是满成功的。你想了解从设防不让《猫》进口，到解禁的过程吗？让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八个大字。最好的、最成功的过程是没有过程，见得多了就不会少见多怪，就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就不会成为事件、成为话题、成为争议的焦点甚至成为路线斗争。这不是什么大事，《猫》是一出成功的音乐剧，它的主打歌《记忆》非常动人。我在美国百老汇，后来在伦敦共看过三次《猫》的演出，都看得津津有味。你乍一看，一群女星，披上黑色猫皮，确会一怔，看一会儿听一会儿，也就习惯了，没有恐怖，没有邪恶，没有敌意，更没有颠覆与恐怖。外国人相对喜欢让动物形象上银幕上舞台，牛鬼蛇神一词，译成英语的时候是不可以将牛与蛇译过去的，牛与蛇不可能是贬义词。所以这出戏能不能进来，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讨论过、争执过、批示过、决定过、贯彻过，这压根儿不是一件“事儿”。我们的领导已经够辛苦的了，不要什么事都等他们拍板负责吧。这才是最理想的文化氛围，这才是最正常的艺术交流。
同样，我在任期间，曾经发生过深圳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的“事件”。那时岂敢用“选美”的名义，可能是叫作什么评选“礼仪小姐”或“时装模特”之类。但已有媒体提出疑问，还有一些著名的妇女界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做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作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读到这些指示，并贯彻执行，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
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十余年后，在我国的海南岛三亚市，连续两年举办世界小姐评选大会。很受内地观众欢迎的凤凰卫视，也不止一次举办中华小姐的选美活动，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等多次出任选美的评委，这也是一个没有过程的最佳过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领导机构研究讨论过选美问题，没有哪个权威部门的批示，幸好没有这些过程，否则搞得成搞不成还不一定。这就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的妙处。一争论就绝对搞不成的事情，没有争论反而做成了，不是坏事，没有玩弄女性。欣赏女性的美丽并非注定会低级下流，女性粗陋化、男性化、无线条化也无助于文明与治安。关键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成熟程度，是否懂得追求“大美”，即体形、生理与教养、风度、举止、精神面貌的全方位的美丽。减少争论与审批的过程，提高文化教养的程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许多时候是成功的经验。不争论，这里边甚至继承了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的思想智慧。
时间本身具有一种改变的力量，时间可能使美丽变成衰老，使锐气变得迟钝，使迅捷变为慢慢腾腾。然而，时间也会使陌生变得熟悉，使格格不入变得能够接受，使大惊小怪变成不过如此，使先入为主变成以实求实。
乐观主义者期待时间，悲观主义者则只能痛哭时间的不待人、不饶人。
令人感叹的还有与外国互设文化中心问题。我在任期间，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方的合理防范心理也比较重。我们花了许多钱，但是只同意在一些非洲不太大的国家设立我们的文化中心，却不希望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他们的文化中心。为此，我专门与外事工作方面的权威做过探讨，但是我方的防范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有一个国家，两国政府首脑已经协议了该国在北京建立类似文化中心的机构，我们的任务仍然是限制其在华活动不能超出教授语言的范围。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多么地不同了啊。除了贝宁、毛里求斯、埃及以外，目前我们与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印度、埃及、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少国家已经或正在互设文化中心了啊！
仅仅从这样一些文化生活中的细节，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一些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商品属性。这本来不应该算是一个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文化、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尖兵、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文艺工作者是毛主席的文艺战士，作品是反应的神经、攻守的兵器、点燃炸药的雷管，是精神的原子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文化产品进入了市场，成了商品——消费品，岂不是背叛、堕落、革命文化的土崩瓦解？
有一位已经退下去的老艺术家、老副部长就说是商品。另一位也是老副部长则绝对不承认，甚至把意见提到党的组织生活上。
与之有关的例如演员走穴问题，我们的演员都有单位建制，但是各个国营剧团、制片厂都苦于大锅饭，老化，经费不足，叫作只够“人头费”，即只够发当然比较微薄的工资，却无钱排演新曲目、剧目，他们是不演出还凑合，越是演得多越是赔钱。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的要求完全得不到满足。于是有一些现在应该叫作演出经纪人的人，那时被称为“穴头”。这些人便自行组织演出，收取报酬，大家有份。过去，领导认为这是演员的资本主义行径。但是这同时反映了我们的大锅饭行政化艺术表演机构的体制与机制的呆滞。而“走穴”的灵活机动与市场杠杆、经济上的自足有余，良性循环，它的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与增加演职人员的物质收入方面的作用，又是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发展、完善、规范与管理演出经纪人体制而不是仅仅取缔、查禁，长期以来，往往是查而不禁。
但是这样的观念的树立谈何容易。许多老前辈怀念的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梳两只小刷（辫）子的王芳式的文艺工作者，是行军快板、即时创作——歌颂王成式的文艺演出。他们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痛心的。他们甚至提出，要让全部文艺工作者轮流到中越边境的猫耳洞去体验生活，接受教育。我当时私下叹道，原来没有了战争正气就硬是树不起来了，无怪乎古代欧洲就有哲学家认为战争带来的是美德，而和平带来的是败坏。
这些问题，实在是谈不清楚，你也不要想着去说服谁。多少年来，一个小小的剧（以及其他表演艺术）团改革的事情比想象的难办得多，原因就在于它既牵扯到市场作用与文艺经费、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又牵扯到了敏感动情的意识形态问题。包括那些十分著名的演员，除常香玉等少数人外，一听到剧团改制，就会明明暗暗地问道，是不是又改成了一九四九年以前那个样子呢？请想一想，风波浪里危险多的靠走江湖靠捧角大佬过日子的演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党的文艺战士，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有些人还成为周总理或是什么领导人的座上客，至少是捧上了铁饭碗，他们如何愿意回到市场上讨生活呢？文化部剧团改革，从来都是不轻松、不顺利的。
同样是时间完成了当年无法完成的工作，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已经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文化单位的改（为企业）制的工作正在试点与推广。幸亏我在部里的时候还没怎么常用这两个词，否则不知有些好同志将会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到什么程度。当然，文化产业、企业化也都会产生新的问题。所谓“新左派”也正热衷于、感兴趣于批判现代性、批判文化产业、批判传媒的市场化与批量化。发达国家的一些偏左翼的思想者，面对的是一个过分膨胀的商业社会，而我们国家，远远不是商业文化占了统治地位，我们从来是首先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步子只能一步步地走，过程在于时间。
与两位世界顶尖的大歌唱家的成功来访成为对比的是不成功的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来访。莫出生于一九〇七年，墨索里尼时期他坚持不合作态度，数次被逐出意大利。他一生总共写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十部剧作、十部评论集和游记。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罗马故事》描写小人物的辛酸和社会的异化，堪称脍炙人口。他当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作品的数量与影响都非常大。他以八十岁的高龄前来中国，说明他对中国的变化极感兴趣，他希望能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并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结果未能如愿。而正如国人有喜欢猜测生事者一样，意方也有喜欢无中生有地分析问题的长舌者，他们分析并向莫拉维亚传话说，莫拉维亚一见到我就谈起他喜欢读中国古代小说《肉蒲团》，是大大的失策。因为《肉》书内容色情，为中国所禁，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拒绝与他会见。
当时国务院有个规定，说明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由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这样的人当中包括达到一定职位的外国高官，也包括跨国大亨，其中没有文化人。此前，文化部希望国家领导人见一下英国的梅纽因，也没有成功。梅对中国是极其热情的，也是重量级音乐大师。我上任文化部以后，他每年都给我寄有他与夫人的近照的贺年卡来。我专门起草了一个报告，以文化部的名义上报国务院，建议在领导人考虑会见的外国客人中加上那些卓有成就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名人，这个报告得到了原则上的肯定的答复。
据说莫拉维亚回国后心情不好，对他的中国之行颇觉无趣。我听说后也有些不安，每次途经或逗留罗马时，都委托我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以我的名义向莫拉维亚赠送鲜花一束，并附上问候。但是再没有得到莫老的回应。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一九八九年九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岗三年零五个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拂，受到文化部新老领导与工作人员的善待，我是很惭愧的。
大约二十年后，王蒙写到这一段往事时，恰逢《诗刊》五十周年选了他的一首短诗《旅店》：
需要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