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3）

32.闲坐说玄宗

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新华社编的一本杂志上。提到文艺问题，有两个系列的词汇经常使用，a系列是解放、双百、个性、艺术规律、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真实、风格、技巧、创新、团结、繁荣、胸怀、调动积极性等。b系列是倾向、方向、思想性、二为、（为人民）代言、时代精神、社会责任、亮色、本质、教育意义、整顿、加强领导、斗争正未有穷期（把鲁迅也拉上来了）等。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动辄只讲一个系列的话，讲a系列时b系列入鞘藏库，讲b系列时a系列销声匿迹。然后轮流强调两个系列的词汇……如果不搞a与b的轮流坐庄，而是同时把a与b系列的词汇都用一用，会不会更好呢？高占祥为之叫好。他干脆把文艺人也说成a系列与b系列。占祥的名言是，那几年，“（a与b二系列）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其实a与b的分法正如我前面多次讲的，太简略了。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年初的震荡中，我听到过一位以严峻认真著称的领导同志骂影片《芙蓉镇》，大声疾呼说：《芙蓉镇》的结尾是什么呢？是一个疯了的乡村干部敲着锣高喊：“三五年来一次，三五年来一次……”（语出毛主席，是说“文革”每隔几年要搞一次）。但不久我就接到胡乔木同志的电话，找我了解《芙蓉镇》的有关背景情况，并坚定地说，他要为《芙蓉镇》辩护。我同样听到那位严峻认真的同志大骂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领导，说是他主张“人道主义就是拿人当人看”，似是别有用心。但做出此种主张的表述的同志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地方，都有非a非b、亦a亦b的同志出来保护了他们。

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了，也就知道达到今天的局面，容易吗？

看来“文革”中没完没了地讲什么路线斗争、讲站队，起了坏的作用。这等于是让你选择投靠对象，参与高层争论，再说得难听一点是让你押宝。正像有人喜欢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一样，也有人喜欢把上面的人划分成改革与保守。有人以参与上边的斗争为能事。有人以参与上面的斗争为晋身的窍门，走到哪里都敏锐地寻找上面不合的征兆，判断领导层人员的行情消长。

我还希望，总结经验，政治家慎于参与文人的争议，而文人也不要使出浑身解数从上头找靠山。我说过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希望领导不要让作家斗作家，作家们也千万不要为自己那点文辞争论，动辄找后台，找领导，各找各的领导，等于挑动领导去斗领导。有些作家一听说上面有不同意见就那么来情绪，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合适吗？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不是会自我培养成一种“乱臣贼子”呢？

河北农民作家申跃中有一句名言，不要那么不把自己当外人，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得成人民的儿子，有的能做到人民的侄子也不坏嘛。此虽不经之论，但可参考其大旨。

革命与作家有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多数中国作家选择了革命（按照舒乙先生的说法，一九四九年时，九成作家选择了革命的新中国，一成作家选择了对立方面），但是不等于所有的文人革起命来都符合革命阵营的要求。

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的严酷性。我们的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需要的作家是严守纪律，说一不二，勇敢斗争，视死如归，招之即来，而又挥之即去的战士。革命并非照收欢迎所有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思考、强调批判意识、超前意识、创新意识的张扬放纵的作家。延安时期就有过对于王实味的批判，对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批评。作家爱恋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前并未实践革命的人如巴金，也在《灭亡》《新生》里迷恋革命，但是这种爱恋的结果并不总是成功的。

而在这些思想斗争中，同时也培养了一些忠心耿耿、响应号召、冲锋陷阵、不怕“挨骂”的作家。有时他们斗得上纲上线，深文周纳，义愤填膺，超过领导要求。

当然，也有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有思想与行动的必要锻炼。

事物还有另一面，革命与文学相得益彰。文学完全可能，实际已经成为动员革命的精神力量。革命完全可能，实际已经成为文学的梦想、文学的灵魂、文学的千古难觅的题材与主题、文学的魅力与光环。

革命是多么有戏！戏剧是多么革命！

文学为革命提供了更加周详、更加原生态、更加立体、更加形象和充实的记录、画面、热力，提供了对于革命全过程而不是单一的具体任务进行生活化、整体化、亲和化即切近化思考的契机，提供了体验与追寻革命的心路历程的可能，实际上也提供了咀嚼与反刍的过程，审美与间离的清明。

文学有可能为革命提供思考的契机。革命需要理论的张扬，更需要实践经验的受用，有时也需要文学的补充与诘问，同时注意不为文学的诗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叫“瞎浪漫”）幻想与激情所左右。

一九八七年春，“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冯骥才、张贤亮、何士光来看我。他们也才看望了另一位文艺界头面人物。张贤亮正在内心“打鼓”，乃表示谦虚与听话，说自己认识上需要大大提高，准备暂停写作，下乡生活与反思，还说不然自己会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头面人物板着脸回答：“那好嘛。该双开就双开嘛。”大冯乃调侃张作家说：“我听了这话，浑身都结了冰。”

一位作家还描写说，那位人物的眼睛里，流露了“杀机”，当然这是小说家言。然而我怕。不是怕我被杀，而是怕我的眼光与心胸也会发生变化。无怪许多年后，山西的一位青年评论家谢泳分析说，王蒙的特点是内心的恐惧。

我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这种内斗，但是到了作协“四大”，我已经脱身无术。

而这时的内斗问题又与严酷的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是一次革命，这说明改革的幅度、深度、烈度都相当可观、可惊、可叹。这个断言同时也说明了作为老革命家的邓小平的革命情怀、革命壮志。革命从来都是充满激情、充满战斗性的，作为一次新的革命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上来，也引起了许多浪漫的幻想。改革又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到底能改到什么程度，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哪些只能放在将来再考虑改不改的问题，尚待摸索。

而且，近二百年以来，哪个救国良策不是火急火燎？于是，咸与维新以来，想入非非者也许不少于实事求是者。各取所需各执一词者，很可能不少于全面思考、顾全大局者。大话连篇、廉价吹嘘者，很可能不少于真抓实干、步步为营者。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应该提倡用刀叉代替筷子，这可能与一九八七年上海的闹毛蚶传染肝病有关。

《人民日报》上刊登过一位老革命学者的文字，提倡吃面包代替蒸馒头。说是面包含水分少，易于保存和消化。

《人民日报》副刊上还登过一个新人新事，提倡能挣会花，说是一伙富起来了的农民坐火车，向餐车提出要什么什么高标准的伙食，他们提出的付费标准超过了餐车菜肴的可能性，但餐车如何勉为其难，挖空心思，做出了超标准的餐食，收取了超标准的费用。

为这一类说法，韦君宜在《北京晚报》上发过一篇小文，她问：“我们什么时候发了横财啦？”我则感到恐怖：愚昧如果与权力结合，会出现什么场面，我们已经在“文革”中经验过了，愚昧如果与财富结合起来呢？

而另一方面是革命传统的自负与光荣感、警惕感、敌情观念与唯我独革心态。你越是想入非非我越是如临大敌。你越是频频试探，我越是俨然守护神，而且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归根结底，“左”比右吃得开。使这些同志不能瞑目的是，一九四九年后辛辛苦苦确定下来的一些思想定式，被打破了，他们真诚地叹息，思想搞乱了，思想搞乱了，这比什么都严重啊。

其后果是，你越是为了捍卫而岿然不动，我越是为了突破而勇敢地举起炸药包。你走了一趟深圳、珠海，你大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你大哭“所有的红旗不见，只剩下了旗杆”……他却著文开始批民主集中制，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直到鼓吹干脆引进一个总理，干脆让西方发达国家在我们这里殖民二百年……

于是四次作代会留下了后患。至今，人们仍然时时防范着类似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为此而采取了不知多少措施。权宜的措施变成了常规，代价太大了。

我毕竟经受住了一九八七年这些事件的冲击。形势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这方面周巍峙同志给过我一句忠言，他说，说话做事，都不要太满。他此言对于我是太重要了。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到文化部在辽宁兴城的一个文艺之家住了五天，在那里游了泳，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哈尔滨参加一个话剧方面的会议。体会到了在松花江上坐游艇，在太阳岛边乘快艇的感觉。深深感觉到《太阳岛上》这首歌写得真好，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太阳岛的名声。

此前在河北某地开了一次什么文艺工作的座谈会，据说会上指名道姓地冲锋攻我的人不少，我觉得这也正常，不必太在意。不攻你攻谁？提起王某来气不打一处来，酸不打一处来，叫作五味俱全。严文井同志早就忠告过我，你现在的地位、头衔，是多少人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太抱歉了、太羞愧了，连我自己冷静下来，也对自己觉得难以容忍。

天从来不遂人愿。

你只好自己干自己的。我想起了那句话，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话该不会是出自林彪吧？

你批我就请批吧，我抓我的业务工作。根据我的建议，确定了举行第一届中国艺术节。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什么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成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名称也是重要的，例如春节这个名称里，过年这个说法里，积淀着多少文化与历史传统，如果改称饺子会呢？还有那个味道吗？我也介绍了我在英国访问时对爱丁堡艺术节的了解。

有一位老领导同志在政协小组会上批评搞艺术节是搞“虚假繁荣”，这个词很有杀伤力，但因过去常用，便显得虚而不实，恶而不善，更像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是风欲静而树不答应。可能树在风中舞若天仙，也有魅力、有瘾头、有成就感。上级不想横加干涉了，但是一批感情真挚的文艺家告急：狼来了，再不干涉了不得啦，救命呀！

一九八七年初夏，《人民日报》上刊登我请文化部党组秘书徐世平同志代写的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指出，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有些人就是会扣大帽子，但是推动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不具备文艺创作的驱动程序。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你越批越寂寞了，我这儿的繁荣却是渐渐红火起来。

此后，我们通过中国画研究院邓琳同志的帮助，请邓小平同志为艺术节题写了节名，更是获得了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已经化险为夷了。

第一次中国艺术节就是这样搞起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对于首届中国艺术节是这样写的：

1987年9月5日晚，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隆重开幕。开幕式由首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主持。首届中国艺术节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开幕式上致贺词。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那一个个明朗大方、花团锦簇的艺术画面，洋溢着喜庆欢乐、生气勃勃的情绪，寓意着我国艺术事业美好的发展前景。

举办全国范围的艺术节，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是由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艺术节的宗旨是：集中展现我国一定时期内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优秀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审美水平，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我国各民族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艺术节的基调是“丰富多彩、健康欢乐、团结进取”。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以展现我国民族音乐为主。从9月5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个艺术团体，为首都的中外观众演出了44台专场剧（节）目，演出近180场，观众超过20万人……这届艺术节还设有几个分会场。在华东（上海）、中南（武汉）、西北（兰州）、贵州、四川（成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大连市和天津市分别举行地区性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称赞说：“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第一次举办艺术节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将在世界上引起强烈震动，而且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艺术节从此成为我国一个盛大的艺术节日。

九月六日，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民间艺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习仲勋、邓力群、王任重、缪云台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闭幕式则是在首都钢铁公司举行的，万里同志参加了闭幕式。首钢工人艺术团与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首届艺术节的基调十二个字是我部领导与艺术节组委会拟定的：丰富多彩，健康欢乐，团结进取。这十二个字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会徽则使用至今。

我前往乌鲁木齐参加了天山之秋分会场的艺术节活动开幕式，观看了自治区歌舞团演出的《木卡姆》，演出的内容与气势大大感动了我，我写诗道：

你热烈的呐喊如岩浆迸发穿透万年的地壳

……你灌溉茫茫荒野戈壁千里泻下情感的大雨

你朱红的唇儿如石榴绽开把夏天苦苦留住

……你扫荡沓沓心田端端愁绪吹过语言的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