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四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15）
15.到上海去那些年，我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朋友多，上海人相对比较拎得清，上海人会生活，上海人少有那种一脸横肉一嘴教条一肚子斗斗斗出口就压人的伙计。有什么法子呢，北京老是那么政治挂帅，如广东百姓所说：连活鱼（按：这是不实之词，北京水产市场上早已不乏活鱼供应啦）都吃不上，还整天政治局呢……而北京有人嘲笑：广东人有人不知道总书记是谁，写不对国家领导人的姓名，自然更说不清政治局喽。至于上海，有人形容上海是这样的，需要紧跟北京时便紧跟北京，上海人照样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政治局。而跟北京（的某些上海人）受挫之时，人们则干脆广东化了，还是更注意活鱼比较实惠。这也算趣谈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时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幻觉在极小的一部分文艺人中出现。即认为其时的中国的多数省市的文艺“战线”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所盘踞，成了“敌占区”，而北方稍偏西的几处地方是“根据地”。例如山西是这样的根据地，承德也被说成了不但是根据地而且是一个革命文艺的“高地”“制高点”。此语不知是否学的朝鲜。各项文艺工作比较注意依靠根据地，连调干部也是从根据地往大城市“沦陷区”派。
这样的臆想使得上海一度不被接受。说是上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上海带着许多个革命现代戏进京演出，却临时被取消了在报纸重要版面上亮相的可能。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甚至带着土特产小礼物进京与文艺界联络感情，也未奏效。礼物分几等，连我这样的已不行时的人儿也得到了杏花楼的高档月饼。正行时的则可以得到滩羊皮坎肩。
上海也有老文化人老领导嘲笑这乃是“里弄”工作方式，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更纯朴可爱，有利和谐，皆大欢喜。利益关怀对于执政兴国是有效的，光讲大道理却越来越不行了。
上海领导的与人为善更是令人感动，谁谁要（或已经）著文批谁谁了，好的，干脆安排此二人共到文化俱乐部一聚，饮茶谈心，干果面点，冷食甜品，咖啡则有意大利式、土耳其式、爱尔兰式。和谐谐和呀，我们喜爱你，为什么动不动要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的姨妈和林彪，都喜欢讲这样的刺刀见红的话。
这样的臆想只能使自己碰壁。根据地调来的人根本不是己类“战士”，与被臆想作敌人的人相会甚欢。他也喜欢业余创作的呀！高地上的人则更是更愿意尊重各地的风格各异观点不尽相同的老作家。跑到上海讲什么什么文艺机构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结果被上海作家询问，这个机构是何时“沦陷”的呢？
制定了许多批判方略，包括什么玩文学啦，审丑啦，“三无”（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小说啦，先锋实验啦都在声讨之列，结果却是无疾而终。还编撰了一些很有创意的说法，如说，怎么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呢？比如变魔术，他用一块自由化之布，遮掩着变出了一大堆货色，然后说只能否定布，不能追究变出来的东西，这能够说得通吗？毕竟是作家，说得多么精彩，多么富有雄辩症即抬杠杠头的色彩。
同时毕竟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其实是缺少政治头脑与大局意识。须知，这已经远不是妙喻的问题、学理的问题，甚至也不纯然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执政党是靠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治国的。这里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全局，是人民、全民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大事，是全民族的振兴大业，是是时虽然尚未提出但已经在酝酿的实现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谐。此时已经不是当年毛主席勇于、巧于以文艺为突破口，发动振聋发聩、风云激荡、叫作试看天地翻覆的阶级斗争的大势了。中国经过了事件也好，风波也好，震动也好，紧急状态也好，要的仍然是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是加强与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是稳定、祥和、和谐、和解，是淡化至少暂时回避某些人民内部矛盾，某些历史公案，是营造健康快乐积极向上向前的太平盛世气氛，而绝对不是趁机大搞整风，哪怕是不叫整风的整风，不叫运动的运动，斗一个赶尽杀绝，人仰马翻，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然后山呼万岁，四面宾服，八方朝拜，十六面红旗飞扬，进军号冲锋号同时吹响。咳，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而您仍然喋喋不休，至今一条死胡同走到天黑，翻手为斗，覆手为批，还在那里等待新的“高潮”呢，呜呼吾兄，痛乎吾兄，愚乎吾兄也！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从一些人编辑出版《反“左”备忘录》受挫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党的指导思想、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极左已经没有戏啦，极左已经六月的韭菜臭一街了。极右也只能是哭丧与咒骂啦。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已经敲响了极左的丧钟，极左的朋友们已经是欲哭无泪啦。您老还揪着一个左啦右啦的反倾向斗争的话语不放做甚？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而不要搞什么大批极左。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小说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就不能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乖乖，计划经济时期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越是从物质到精神都严重匮乏的时期，越有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也就越有人文精神。而现在，小平同志刚刚在南方说了几句有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极左的话，市场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整撇，封建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空谈主义还十分猖獗之时，刚刚吃饱了没有几天，已经痛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啦！
实话实说，我太不严谨，太不郑重。我至今闹不清“人文精神”四字的确切含义。我遍查字典，《辞源》与《辞海》上都有“人文”词条而无“人文精神”一词。对于“人文”的解释，二书都说是一指礼教文化，二指人事（区别于自然现象）。《辞海》中有“人文主义”一条，解释是一指非神学的世俗文化，二指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辞海》特别强调，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主张。
我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用的英语humanism一词也不对，那只能译成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后来我才知道，一般我们说的人文精神一词源自humanity一词，但《新知英汉辞典》对humanity一词的解释是：人性、人类、慈爱、人文学科与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humanity一词中确实有人，但没有文啊，而我们的国人是喜欢望文生义的，于是搞文学的人自以为是人文精神的捍卫者解释者承担者与发言人了。是不是这么回事，请识者教我，讲得清楚，骂我一顿我也欢迎。
道一声惭愧，没有弄清词义就评论议论争论上了。问题是，谁又弄清楚了呢？
而且提倡人文精神的人反对宽容，包括周扬同志，我亲耳听他老人家多次讲过，宽容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然我们的人文精神不是博爱与宽恕的基督教精神，而是斗争的——至死一个也不原谅——的精神了，中国人就是厉害呀！
而且我先入为主地记住了波兰、匈牙利、摩洛哥文化官员对于西方国家缺少人文精神的批评，还有早在清末我国的国粹派对于西学缺少精神文明的批评，还有我国现当代同龄人以精神文明为旗帜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切入点。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使我们不好说别的话，我们只好死死守住计划经济方才富有人文精神的神话。这是我的大致印象。当然并不全面深刻。这是我个人的简明化一例。
说计划经济更有人文精神，并非全无道理。第一，计划经济做什么事都集体化、团队化，不易出现孤独寂寞个人冒尖一人成功多人失败。第二，加上计划对欲望的克制，计划经济下那种自私与贪婪的人性恶会受到更大的压制而比较不容易泛滥。计划经济的理想性浪漫性人的全能性，更能够满足某类人的要求与幻梦。第三，计划经济需要说更多的话，提更多的口号，煽更多的情，写更多的文字文章文学，比各人自谋自利、各赚各钱富有语言性修辞性思辨性道德性理论性精神性与审美价值，高尚得多了。
于是，我轻松愉快地写道：
……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吗？引领风骚吗？成为传统或者“主流”吗？盛极而衰吗？
有一些失落感是针对通俗文艺而发的。那么，在通俗文艺远不发达的往日，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们是拥抱着或洋溢着humanism——人文精神的吗？
……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与物质直到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毛主席讲的人要有一点精神，也是指解放军战士“不吃苹果”的精神，苹果多了，吃了，又从哪里去体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呢？有了苹果就失落了精神，其心理暗示可谓源远流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修正主义要义的心理定式也极有趣。所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如此这般，我的这些观点并无新奇，也非多么谬误，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弄清谈人文精神的来龙去脉。在我的心目中，左倾空谈主义的分量太重太重。而另一些文友，他们在看到警惕着左倾空谈主义的同时，他们在各地，包括在比北京要商业化得多的上海，他们感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压迫，即拜金主义的压迫、物质主义的压迫，在改革开放开发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多吃多占、把超经济的与经济的不公正结合起来的压迫。当然，这里同样有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这些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与通俗文艺去了。
我不能忘记那位定居香港的年轻学人，所谓新左派之一的人士甘阳先生的意见，他说，在美国，百姓真傻，精英真精。在中国，百姓不傻，精英真傻。天机不可泄露，此话咱们先撂到这儿。师傅领进门，理解在个人。
我还说到：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停滞与挫折，使左翼文人们集中批评资本主义的软腹部——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而强大的执政党、强大的人民政权、强有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似乎确实能够扫除或基本扫除或一度扫除人类面临的永无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机。
这样的信息并非人人都能提供，也并非我们的文友我们的读者个个都明白的，相反，他们的青春“文革”背景，他们的一知半解的新趸入的理论，加上中国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特别容易倾向于新左派的高蹈。
我的单打一与我的轻率，朋友们的天真与自我良好感觉，使我们一下子碰撞了一个不亦乐乎。
这回我一下子得罪了一大批人，恰恰是我最看好、最欣赏、最喜爱的一批创作人与评论人。这就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供养作家问题我已经讨嫌一回了，斯事并未过去，如今又为人文精神问题得罪了那么多优秀的、有影响有威信的、自我感觉极佳的可畏的后生们，而且，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到了上海领奖与参加“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的座谈会，我竟然对自己的失误与不妙处境浑然无觉。王某是够浑然的了。
上海又给我发奖了，我多高兴。获奖小说是《棋乡轶闻》，是一篇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胡扯淡”的小说。郭德纲式的信口开河中写了一个爱下象棋的省区，棋人后裔，即小说的主人公名胡聚旗，我写到了他的祖上三辈都因下棋与大形势的风云变幻而遭横祸。聚旗明白了以争输赢为核心的棋艺，应主大凶。他下死了决心再不下棋，结果为了小而又小的原因——局长女儿的姿色与谁输谁喝凉水的规则，终于下得性起，下得上火，下得投入，下棋下得进入了最佳境也是最险境界了，下得主人公再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字里行间，信手拈来，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大幽默里套着小讽刺，大夸张大荒诞里套着小叹息。主题是啥，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含有一种哲理，关于放得下与放不下的悖论，关于超得过与超不过的两难，关于较真与洒脱的弯弯绕。人生就是这样，你一天活着，一天就摆脱不开入世与出世，无争与有争，计较与不计较，投入与撒手的麻烦。
有些作品我是拼命往荒诞里写，以致一些眼光短浅之人只看见了我的调侃与抡砍，直到封我为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并断言“戏言是王某的唯一语言”。真令人喟然长叹，令人怆然泪下。如果你读过《青春万岁》，如果你读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如果你读过《蝴蝶》《风筝飘带》《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济南》《春堤六桥》《秋之雾》《晚钟剑桥》《靛蓝的耶稣》《我又梦见了你》和一批新诗……
可你又怎么能埋怨读者读你的书读得太少呢？到处都是文学刊物，到处都是作家，全国有正部级的中国作家协会，每个省都有一个正厅局级的省作协。人民供养着那么多好作家、一级作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写呀写呀写，歌呀歌呀歌，讴呀讴呀讴，有那么多人知道有个你，知道你会写幽默小说（其时广东原文化厅长唐瑜同志在文联主持工作，一次他邀我为他们的杂志写“肉末小说”，我大惊，后来才闹明白他的客家话——“幽默小说”），你应该知足，应该感谢了。
而我原本是多情的，敏锐的，梦幻的，有时是偏激的，被长者爱护与深情地说成“神经末梢过于敏感”的……曾几何时？曾几何时？浅眼儿们只看得出王某的聪明与调侃，戏弄和豁达了。
其实我的荒诞含有不得已，我必须荒诞得使任何深文周纳者无迹可寻……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如马三立的名段子《逗你玩儿！》再不让它发生稀粥事件或者宰牛事件。后一个事件本卷暂时从略。
我甚至觉得，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也有泪存焉。马三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居然闹成了右派，“文革”后他改正、入党，他很快被评成了天津的优秀党员，这叫啥呢？反正不叫“逗你玩儿”，反正只能算是“逗你玩儿”。
事物也有另一面，从无奈的荒诞，会发展成收不拢的荒诞，过分的荒诞，不无失控的荒诞。信手拈来成妙趣，随心舒卷含真谛，如我在一九七六年所填《满江红》一词中所写的。那么，我会沉醉于荒诞，玩荒诞而丧志（？）文章得失，端的是寸心难知也。
我高高兴兴地到上海开会、发言，与为养不养问题与我争论的陈村老贤弟握手言欢。公开争论而且真名字发出来的都是好人好友。例如山西的韩石山，至今宣称他在三个关键时期都批评过王蒙，这为他增添了光彩。我当然乐于作出这方面的微薄贡献。
然而我不识相，这也是标准的上海话。我的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字已经激怒了不止一位上海的老中青精英，我还跑到上海来说什么保护作家呀，不要文化专制主义呀，不要极左呀……什么什么的。而一些文艺人，早已经对左呀右呀活活地烦死啦……如果你能够感觉到、理解到，并不会老有人对于周扬与丁玲争，或者夏衍、张光年与某某、某某某争论感兴趣，那么王蒙与某某争，人家就会更加不感兴趣。一位著名年轻一点的作家兄就说过，王蒙还是某某某当领导，能有什么原则区别？他的话一针见血，他的话能令“臣脑冷如冰”，他的话消除了多少自作多情，他的话让你静静地低下头来。我希望，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因为我写到了他的名言而介意。
还有一件蠢事，我在会议的发言中不点名地反驳了南京一位青年评论家的言论。我感到了他的矛头对准当代作家们，过于聪明啦，轻视散文啦，乱开玩笑啦（如说一位年轻女作家在会议上不发言，说是“我家先生说了，不要在人多的地方乱讲话……”），不像活鲁迅啦……我相当反感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百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作者之一的坠楼，傅雷夫妇的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死去……你为什么那样嗜血？你的记录何在？至少这些聪明的作家还留下过杜鹃泣血、以身殉文的记录，你呢？
鲁迅只有一个，废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与曹雪芹也都是只有一个，作家当然是不二的，能够克隆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鲁迅有鲁迅的伟大，我们有我们的环境与特点，让学习咱们就学习，向鲁迅致敬！而您用鲁迅、更不要说用诺贝尔奖了压当代作家，岂不笑话？如果说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圣人，那么人人可以学习鲁迅。与其责备别人不像鲁迅，您先生自己就像一回嘛！鲁迅才活了五十挂零，不是说要等到花甲以后才能学习的。一个正当年四十多岁的人，责备六十多的人不像鲁迅，不有点找乐吗？
问题是日子有那么点安定了，肚子越来越吃得饱了，口袋有发凸的趋势，稿费版税看涨，教授与作家都有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称号职位，是的，平凡有可能取代高潮，日子有可能取代爆炸，轻喜剧与反讽有可能代替一部分指天画地，短信小品是不是正在取代一部分悲情的诗朗诵？于是从小已经习惯了大喊大叫与声泪俱下的朋友们、愤青儿们、愤中儿们失望了！
而且不仅在中国，美国的那位俄克拉荷马的炸市府大楼的愤青儿，也是激昂于美国人的堕落、世俗化，他怀念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冷战的高峰，中国的“文革”，全世界都在发疯，谁也做不到面向世俗，世俗化，日子化。这个愤青儿被美国政法机构招待了死刑。
中国总是这么绝门。查阅资料，外国讲人文精神，是讲脱离神学的钳制，承认世俗与人，而中国讲的是脱离物欲的引诱，走向伟大的理想精神，有时否定形而下，否定世俗与经济，甚至视世俗为罪恶。同样叫人文精神，外国强调的是人，人的而不是神的。我国强调的恰恰相反，我们强调的是原文中并不存在的文与精神，而不甚在意于人。绝了。刘心武说了一句“面向世俗”，就被视为背叛了知识分子的道统，我也说了两句世俗化的不可避免的话，也遭到了我所最最尊敬的一位长者学问家的反感，真是无地自容啊。同样的嘲笑媚俗，外国原文嘲笑的是装腔作势，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矫情媚雅，如王小波与王蒙都著文谈过的。而到了中国，人们望（中）文生义地认为，要反对的是世俗性，是市场化与玩物丧志的日常化、非理想化、形而下化。天乎天乎！
对不起，我有这些想法，我并没有改变这些想法，但是我仍然后悔于我的轻忽，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人比我更能理解青春的理想主义与愤懑心理，我本来应该更加理解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求真理精神、献身精神，我本来应该完全懂得中国一旦放开了市场经济，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解放”出了多少罪恶与黑暗。我本来应该明白，人怎么生活便怎样思想，生活在外省的刚刚出炉的雄心勃勃的文艺文学青年一代，是怎样地对当今的文学、当今的作家、当今的小说诗歌不满意、不过瘾，对电视剧、歌星、卡拉ok、咖啡馆等酸葡萄就更愤怒与轻蔑。本来，你也不是满意一切，包括同行，本来你可以跟着骂一骂，你也可以高尚一番决绝一番高屋建瓴一番，没有比骂文艺、骂同行更安全更拔份儿更看好的了，旱涝保收，一本万利，零风险，高回报。我们的社会时兴集体表现自己的道德义愤，表现自己的神勇无畏与生猛，例如站在一个已经跪下的铁人前吐口水，证明自己绝不会做卖国贼。至少在口头上我们绝对不能在道德的制高点前退后……而你要为同行们说话！你算老几？你替谁说话？你在护着谁？你已经早就不是文化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任何人觉得你能保护他们她们，你既没有慷慨就义，也没有东山再起，你不代表作家，作家不需要你的代表。上海话就是说得好，你太不“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