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22）
22.浮槎四海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真正无道的情况下，浮槎出游恐怕难以实现，至少是改革开放之道在实行，吾人才好浮槎四海。
这段期间我可真走了不少地方。一九九一年新加坡。一九九二年澳大利亚。一九九三年，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台湾。一九九四年，美国、日本。一九九五年加拿大、美国、韩国。一九九六年中国香港、英国、德国、奥地利。一九九七年，中国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九九八年，美国、挪威、瑞典、中国香港和澳门。一九九九年，西班牙、法国、德国、奥地利、韩国、意大利。二〇〇〇年后则有挪威、爱尔兰、瑞士、新加坡、美国、墨西哥、印度、日本、韩国、不丹、尼泊尔、毛里求斯、南非、喀麦隆、突尼斯、法国、埃及、荷兰、瑞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伊朗、俄罗斯、英国、乌克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
在这些国家，我已经看到了一九八〇年首次访问美国时诗人秦松所幻想的全世界到处都有华人旅游的情景。例如加拿大，华人真多。在温哥华，来自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人三一三剩一，对加国此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里可以喝到粤式早茶。临近的维多利亚港是鲜花与海浪的城市。在爱民顿，我得以与梁丽芳等当代中国文学专家交流切磋。在萨斯喀彻温省的首府里贾纳，我们与一心向着祖国的谢教授见面，得知这里的小麦生产得益于向中国出口很大，这里的居民极其“亲华”，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国说三道四。可惜此后不久，谢教授因车祸罹难。我在这里买了不少服装：两身西装、三件皮夹克，本来说是离境时可以退税，结果手续繁杂，退税成了空话。我的国际旅行经验是，只有北欧国家退税方便。里贾纳是一个冬季极其寒冷的城市，购物中心连同通向它的地下道路，都置于室内可调温的环境。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的女儿在这里做博士生，她研究梵语佛经中的诗篇。我们给带去了老父对她的关怀。她给我们做的白菜粉条烧肉，令人觉得如在北京。
从蒙特利尔，我们坐大巴去加国首都渥太华，一路上欣赏着白桦林。我与加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共进晚餐，广泛交谈，气氛融洽。最后顺访美国：纽约和康州。美国的入境手续竟是在加国的国际机场办理。
在温哥华我见到了滞留美洲的古华。我觉得古华写得好的是《爬满青藤的木屋》。《芙蓉镇》的影响很大，其中写到“文革”开始后由于恐惧使亲人反目一点是有震撼力的，但影片后边写到那一男一女两个投机分子类三种人王秋赦与李国香的时候，专门写众人怎样抓奸，怎样撤走了王秋赦偷情用的梯子，这个水准与趣味实在太低太土太前现代。古华在外边靠写作迎合性的相当不堪的通俗读物为生，买了房子和车子。如果他留在湖南，恐怕会多搞几年文学的。其实中国内地的作家也多有购买房子和车子者，有的还有田园，有的开着宝马。他的样子是富有乡土气息的，我还记得当年在北京开一次座谈会的时候，他发言说愿为中国的现代化略尽绵薄。他选择了移民，叫人好生纳闷。一个人的乡土气息泥土气息越浓，越容易受到洋荤洋五光十色的吸引，不知有没有这个成分。
在加拿大，我还会见了当地一位华人二级部长，外交部下面还有一个部，叫作亚洲及太平洋部的吧。他很年轻，原是大陆留学生，一九八九那年是热心学运的，后来无果，他改为热心于与中国做生意。后来当了二级部长，加拿大用人倒是真放得开。
他说，他参加加拿大政治活动的经验证明，两国的政治生活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关键在于程序，他认为中国的许多事情程序需要完善。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但又似乎不无启发。
在蒙特利尔。我参加了大学的欢迎会，全部讲法语，蒙市属于魁北克省。兴趣与程序都显得如此古典与庄严。后来我与法国友人说起来，法国朋友说，那边用的是古老的法语。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分手后，各自发展各自的语言，只有最古老的部分，先于他们的部分，保持着共同性。
一九九六年的出访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春季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一个月的研究交流，同时在港做了去德国和英国的签证。这次也与一九九四年的在纽约做去日本的签证类似，在出发赴港前夕，我的赴英、德的国内方面的手续刚刚办下来，就是说此行已获国务院的批准。时间太少，无法在京办理有关使馆的签证，我把护照带到香港，在我驻港新华社有关同志的关心下，由我外交部驻港签证处协助到英、德驻港领馆签，都顺利完成。走到哪里，不论中外，帮忙的人太多太多，这是我不能不感谢多方的。
回到北京，时隔两天就出发去伦敦了。是由英中文化中心与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邀请的。在伦敦作了一次讲演，玛格丽特·德拉宝主持。会后格林主任在一家匈牙利馆子宴请，二〇〇七年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早在意大利就结识了、后来又在伦敦与北京多次见面的朵丽丝·莱辛也来了。格林本来还要请拉什迪，没有找到。我们在一所精致古雅的匈牙利餐馆用餐，玻璃窗与灯光都是五颜六色的艺术品。
后来我们与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秦乃瑞教授与夫人陈小滢一起去了苏格兰高原。高原湖泊之美如梦如画。我看到了湖边的天鹅，早在《夜的眼》里写雷哈尔的音乐的时候我写到过的。火车之后是汽车。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礼品商店。我们与店主闲聊，他告诉我们，他的小店从经济上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不开这个店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做，而且他雇有一名工人，如果他的店关张，此一人就只能失业，所以他宁愿开店，还能与过往的游客有所接触。这种营商的心态堪称超脱自在，万不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百姓都是掉到钱眼里的。
英国是早早“走向世界”了的“日不落帝国”，但是苏格兰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上十分保守即注意保护自己的特点的。男人穿裙子；风笛，风笛很奇特，是向空气袋里吹气，再用这气奏响管乐器；苏格兰威士忌；特殊的大方格呢；吃羊杂碎；等等。
苏格兰高原上有一个著名的维多利亚山谷，是由于维多利亚女皇喜欢那里的风景而得名，那里确实风景如画：如西洋画而不是国画。西画与国画的区别似乎不仅仅是作画颜料、画布或纸张与技法问题，是不是双方的绘画的取材，双方的大自然也有了区别呢？看到中国的山河与植被，看到石头、松树、山岭，我联想到的确实是国画，而西方的树木也显然更入西画，我闹不大清。
我到剑桥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这次的经历很难忘。
剑桥是一个小镇，在细雨中若有若无，如灰如绿……不高不大不新的房子，不宽不大不拥挤的道路……好像和这阴霾的天气与寒冷的春天一道，打老年间就是这个样子。
……贵宾馆在另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木板楼梯窄狭弯曲，走在上面吱吱扭扭……打开一扇厚重的门，是一个黝黯的小过厅，按动墙上的电门，高高地亮起了昏黄的灯。再用那笨重的铜钥匙开开房门……褐黑色调，古朴的大写字台、曲背软椅、式样老旧的硬背沙发，墙上悬挂着一张带镜框的风景水彩画，更多的则是空白……
就在这个时候钟声响了。教堂的钟声悠远肃穆，像是来自苍穹，去向大海。我一时停在了那里，等待着，倾听着，安静着。
首先由书院院长带领做祈祷，然后进餐。服务人员也都有一把年纪。主人解释说，由于“疯牛症”的威胁，今天没有牛肉可吃，改吃羊肉。其实头三天我已经吃过牛肉了，如果该染上，恐怕本人已经是潜在的疯牛症患者了……一切陶冶性情的程序认真完成，并没有用多少时间……难得的是这种数百年不更易的坚持。这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吃饭的仪式，也许真是一种展现和怀念剑桥以及整个英国的历史、保持和（为什么不呢？）炫耀剑桥及英国的光荣传统的典礼……一些人饭后很可能有约去进行另一顿晚餐……历史的必须之后肯定还有现实的快乐。当然，这种保守的庄严与珍惜的认真劲儿也令人感动……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古色古香的演示与咀嚼呢？
……雨后的绿草如油，映衬于四面的苍茫的建筑，显现出一种生命的滋润与新鲜。我看到了我们下榻的那间房屋的窗子，也看到了房后的教堂尖顶十字架。我想起了幼年时读过的有关欧洲的一切……我假定绿草坪是欧洲的一道经久不移的风景……我的感动是一种不胜其美不胜其静，不胜其古老，不胜其空空如也，不胜其平凡而又妩媚的风格的感觉。按照徐志摩的描写，也许这里是应该有几条牛的，但我也没有注意到牛。我说没有注意到，是因为我是如此地融化于这剑河边的草地的静谧之美……
天也就这样黑下来了。楼里照旧杳无人迹。绝了。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虽说已是五月下旬，阴雨天仍然寒冷。好在房间里的暖气可以调节，拧一拧螺旋开关，发出咔咔的响动，一股子温暖就过来了。洗洗脸，用电壶坐开水沏上一杯红茶……书柜里码着的都是棕色皮面的精装旧书。时光似乎倒退回去了不少，我们与世界也两相遗忘，一种少有的随意与松弛抚慰着我们的心。
这时钟声又清纯亮丽地响了起来。满屋都是钟声，满身都是钟响。咚咚当当，颤颤悠悠，铺天盖地，渐行渐远，铿锵的铜声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嗡嗡余韵互为映衬，组成了晚钟的叠层堂室。我们放下手中书，我们谛听着饱含着爱恋与关怀、雍容与悲戚的钟声。我们的心我们的身随着这钟声而颤抖而飞翔而化解。我重又浸沉到那种……爱不自胜愧不自胜的心情中……
这是我写得比较好的散文之一。在一个与我们太不同的地方，得到了太不同的心情，感受，记忆，梦。你是你自己，你又有可能体验世界的其他角落的一切；你是中国人，当然，绝对的，同时你又有可能为英国与欧洲，为剑桥与苏格兰高原，为它们的古色古香的历史积淀而倾心，而感动得没有办法。
在英国我再次看了原版的音乐剧《猫》，伦敦是《猫》的出生地。看此剧时碰到了我国的舞蹈家贾作光。观看演出前演出团体的老板请我吃了饭，又在这个疯牛症肆虐期吃了一回牛肉。老板对于把《猫》推向中国，很感兴趣。若干年后，此剧果然来到了北京、上海，堂而皇之地上演。
邀请我们访英的陈小滢是曾被鲁迅痛批的陈西滢与作家凌叔华的女儿。凌叔华曾在英国居留，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她落叶归根，回到北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她病逝于京，我参加过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不论是陈小滢还是秦乃瑞，都对中国抱有极大的认同。
从英国的希思罗机场飞往德国的科隆/波恩。机场的德国边防很费了一番脑筋，他们习以为常的是中国客人自法兰克福空港入境，一位女官员见到了我们的护照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找来了另一位资深一点的工作人员，与我交谈了几句放行。
这次赴德是由于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oll，1917—1985）遗产管委会的邀请。先是伯尔基金会邀请，被我方某机构认为不宜，因该基金会的政治倾向有某些问题。后改由伯尔的家属组成的管委会邀请，才成行的。原来想邀我来写作六个月，我说六个月恐怕不行，六个星期吧，乃改成了六周。
海因里希·伯尔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1939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来。他负过伤，当过俘虏，对侵略战争深恶痛绝。
最早传到中国来的是他的小说与电影《丧失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也属于“反面教材”，我是在“文革”中接触到的。此小说骂西方的传媒。后来我读过他的《女士及众生相》，写一个普通女人在战乱与动荡中的不幸。书中一上来写女士对于孤儿院孩子们的大便的认真研究与保存档案，很有德国人的特点。龙应台就写过，德国的标准马桶，都留下了一个“平台”，让你的大便先停留在那里，供便主分析研究后再冲走。在中国的小说中，我写到大便就算是多的了，为此还受到过朱寨老师的善意劝诫。人们也常常引用鲁迅的话，意思是你不能欣赏大便、不能画毛毛虫之类。关于大便与文艺的问题，“大跃进”中更有绝的，《人民日报》副刊上曾经登过这样的文章，说是由于阶级感情的变化，过去以为大便是不能欣赏的，后来知道作为有机肥料，它是值得欣赏的。后来有另一文章出来，说是太过分啦。
伯尔对于西方社会有极火辣的批判，对于环境，对于道德，对于文化，他都极其关注。他的存在与获奖肯定有一种道德的冲击力。他被某些人包括我国的同胞，视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我常常在阅读张炜的时候想起伯尔。张的小说有一种对于地上的众生作道德审判的使命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被逐后，头一个得到的也是伯尔的接待。
一九八五年我与一大批作家访德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时，访问日程中本来有到伯尔家中做客，而且他提出由于住房面积有限，我们只能去四五个人。为此我们还需要在团里“做些工作”。临到了波恩，他的病情恶化了，他的儿子、画家伯尔来到住地向我们致歉。待我们回国后，我特别致电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不久，他去世了，我也致电表示哀悼。想不到的是一九九六年到他的别墅住了六周。
我们住在离科隆一小时驾驶距离的朗根布鲁赫村的伯尔别墅中。略刷清漆的原木地板、天花板、墙与窗。果然，这里的马桶就是设有回视与研究的平台的。
我用的这一套房子共三层，一层是厨房饭厅与卫生间浴室，二层是住房，三层阁楼是书房。几株月季，当地同样被称为“玫瑰”的，攀援到了阁楼的窗口。我带着一个ast笔记本电脑，在这里写“季节”。我很喜欢这里的电暖气，开关与调节温度都很方便。一楼与二楼的木制百叶窗很坚固也很严密，调节好了，室内一片漆黑。户外是一大片草地，几株高大的樱桃树，结出果实红里透紫，紫里透黑，黑里透亮，个儿也大。欧洲欧洲，不但人高马大，樱桃也如海棠般大小。
草地上有一匹马，老马无事，徘徊与闲吃草而已，有些无精打采。周围都是农田，最多的是菜籽，正逢花开，一片金黄。
我在这里参加了两次德语学习班，学会了拨电话用德语叫出租汽车，到杜林市。也有时候是步行到近一点的小镇购物，提着塑料包回程时刻，不少驾车的农民主动停车邀请我们搭乘。这一种文明与善意，不能不令人感动。
在科隆，画家伯尔特别带我走了半天，边走边讲他的父亲的生活故事，在哪边活动、在哪个教堂做礼拜、在哪里生活……
在朗根布鲁赫，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伯尔获诺奖后，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先生前来拜访祝贺。伯尔对西德的政治权力虽然批判得狠，还是以礼接待。伯尔在朗村村口树立了一块牌子，上写“朗根布鲁赫·自由邦”。按德国规矩，每个行政区划单位挂牌，必须说明其隶属关系，朗村的牌子，应有属杜林市管辖字样。有关人员与伯尔商议，挂自由邦的牌子是不合法的，会引起麻烦，不如暂时摘掉，等科尔总理拜访完走掉，再挂。后来就是这样办的。素以认真、“一根筋”著名的德国人，也有这种中华式的权宜对付之计，令人一粲。
这同时也说明，变通与妥协总是常常出现的。
在德期间，出于老大使魏克德的关心与建议，德联邦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局专门招待我们旅行一周，我们提出愿到原东德的一些地方看看。我们到了海德堡、魏玛、德里斯顿与柏林，我专门到原东德的洪堡大学讲了演。那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授予周恩来名誉博士学位的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舒婷。到处都有中国人中国同行了。
洪堡大学的汉学家们有一些名言，说的是东部一些人对于“统一”的反应。第一，他们说，西边的人现在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学校领导，都是西边来的，把原来的教学方针基本否定。例如洪堡的汉学系，原来是要培养中文翻译的，但是来自西德的领导，立即把翻译的任务取消，而只搞研究学问。再有，他们很精彩地说，在东德，你可以骂老板，但是不可以骂总书记昂纳克，现在，你可以骂总理科尔，但是你不可以骂老板，因为现在的老板有炒你的鱿鱼的权力，而民主德国时期没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区别。
我在国外的经验也是重要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有时与众不同，除了独树一帜的自我表现的因素之外，和我的二十年的挫折经验有关，和我在新疆农村的经验有关，也和我周游列国的经验有关。有太多的知识界朋友，既不切实际，又心胸狭隘、孤陋寡闻、眼光短浅，看什么都是想当然，还听不进任何不同的说法……对不起，我说的不一定是你。
有人说我写了许多游记，我一怔，我不认为我写的仅仅是游记，就和不能将中国的开放仅仅说成招揽游客与外资一样。脑子里有没有世界，经验里有没有世界，胸怀里有没有世界，见闻与知识里有没有世界，你能不能进入世界，你能不能让世界进入你的头脑与心思，你能不能面向世界、理解世界、参照世界，这可不是玩的，这是一个事关真伪正误的，我要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接触过程吧，够得上说是惨烈、曲折、艰难。
这里废除了死刑。这里不再那么重视边界。这里并不出产最先进的武器，但是出产最热门的思想和艺术。这里出产了那么有名的疯子和天才、酒吧和餐馆、鲜花和美食。这里休息享乐特别是性放纵——也有人认定，这里的性观念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观念——似乎比工作还重要。这里的午夜比白天热闹。这里有一种懒洋洋的气息。以至于一九九六年德国的科尔总理号召他们的人民要像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那样工作。也有国人与欧洲人谈起这个问题认为科尔的号召是不可能有效的，原因就在于，人为什么一定要苦苦工作、苦苦奋斗？人生为什么不能放松一些？如果中国人的生存有欧洲人那种条件，我们会不会也放松一些或更多呢？
于是，这里的人有时候会用毫不腰疼地站着说话的方式谈论中国，也会提出“何不食肉糜”之类的清高伟大的疑问。
当然，也有伟大的理解、尊重与善意。例如，一九九七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在原绒线胡同四川饭店旧址的“中国会”宴请了一些在京的知识界人士，法方有画家赵无极在场，中方我是主宾，还有陈凯歌、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等。在这次宴会上，我听到希拉克用极其正面的语言谈中国文化的不以个人为本位，而以家国集体为出发点的价值理念。
而中国对于欧洲呢？我们拿来了马克思，使他中国化了。我们一边倒、学苏联、以俄为师，然后跟他们打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时兴福柯、海德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敢于正视与分析福柯的性经验史。我们还有人提出要学瑞典了。还有对于苏联与东欧的事变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如此这般，都带着中国式的遥远、粗疏、简明、皮相照搬、一厢情愿、望文生义……近十几年更多的还是学了美国，从美式英语发音到麦当劳，意大利比萨也是美式的经营与口味。至于苏联，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曾经恶化到那般地步，而当曾被我们批评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沙皇”的苏联瓦解的时候，我们曾经感到了巨大的失落。
在德期间我还与友人利用周末游历了荷兰、比利时。我连护照都忘了带了，但是毫无问题。在这里，国家与疆界的概念与别处必然有所不同。用欧盟的观念处理别的地域的事，或者用别的地域的标准去判断欧洲，都是犯糊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迎合或出卖的话。
在荷兰，我到了女儿学习过的海牙，我很喜欢那里的开阔的海滨疗养地。英语发音将海牙读作“黑格”，而德语与荷兰语发音是“扽哈克”，太妙了。荷兰是西方中的西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比如吸毒，比如卖淫，比如同性恋，比如安乐死，比如堕胎，这些都是能让美国人都吓得嗷嗷叫的。更不要说咱们的同胞了。
在德国有一位朋友是来自台湾的热情的女性，她正在和她的德国丈夫打离婚。她的丈夫是汉学家。她对我说：“王蒙，你知道什么叫魔鬼吗？就像我丈夫，他已经能读老庄了，把中国的权谋与德国人的冷酷无情结合起来，这就是魔鬼了！”
她的儿子和我谈过，在德国绝少看到一个成年男子流眼泪，他无法理解东方影片上男人流泪的场面。
同样她的儿子看到中国人在停车场不遵守规则在单行线上逆行，吓得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