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第48章后记：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账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强大之后，它们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相印”的地方政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映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由于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涉及全局，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已经不可能承担这样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制订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它赋予了主权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订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选一。维护人民币的主权就会面临升值的后果，而追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就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委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日本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三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三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它们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