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第36章不宣而战的(4)

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的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他资助的中欧大学（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

美国著名评论家吉列斯·埃玛瑞精确地描述了索罗斯们和他们所“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的真实意图：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的面纱背后，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一帮亿万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人中间，索罗斯最为显眼，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触角伸向了整个东欧、东南欧、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索罗斯）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统一的理想。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

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15]

调整产业结构相当于对宏观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手术，同时却偏偏要紧缩货币供应，等于动大手术却拒绝给病人输血，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此时，正是国际银行家以“债转股”在吐血大甩卖时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

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一个接一个痛遭洗劫，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20年未能恢复元气。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弱小到无力反抗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强大的状态下遭到有组织的疯狂抢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索罗斯这种灭人之国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的厉害之处。看来欲灭一国先乱其心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前苏联“有控制地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它们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分庭抗礼。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强烈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没有存在的条件。在黄金的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地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

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借由19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蹿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europeanmonetarysystem），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担忧，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它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

为了对付德法的计划，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arcofcrisis）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天翻地覆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重回联合国。这一招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受敌，西面有北约，东边是美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不由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

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做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

尽管德国近年来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家，自从1987年以来，英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但是美国人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大量储蓄，英国是不可能对美国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的。[16]

伦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撒切尔的谋士们甚至惊呼“德意志第四帝国”出现了。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编辑在1990年7月22日这样评论道：

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呢？[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