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战乱中的抉择

1、湘上农人道光二十二年，西历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廷屈辱求和，宁愿付出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个严酷的事实，左宗棠“远殊深怅”，心情从沸点降到了冰点，写信给贺熙龄说：

时事竟已如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

还未出山的英雄，仿佛已走到了末路。

世事茫茫，前途黯淡，他自然想起了隆中高卧的诸葛亮。隐居去吧，选择一个“人迹不到之处”，“买田数十亩”，亲自耕种，以逃避现实。仿效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做一条不折不扣的“卧龙”。

左宗棠报国无门，但通过提供有偿服务，自己的生活毕竟有了改善。他在陶家坐馆教书，每年有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他省吃俭用，攒起银子，指望建立一份家业。

几经查勘，他放弃了在昭山建房的想法，改在老家左家塅以西十多里处的柳家冲，花掉全部的积蓄，买了七十亩田土。此地现称做湘阴县樟树乡巡山村，距长沙市约一百里。

预感到乱世即将来临，他在选地时侧重考虑治安条件，是否利于躲避兵祸。他买地是为了起码的生存，新房只盖一所，其余的田土用于耕种。

设计规划是自己做的，一座小型的庄园很快建成。园内有稻田，有坡地，还有水塘。（这座庄园如今已经湘阴县人民政府重修，对游客开放。）

左宗棠看着自己的房子，笑道：“哈哈，我左宗棠总算有个家了！”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西历1843年，左宗棠成了一个有产业的人。第二年秋天，左宗棠携带妻小，从湘潭周宅移居湘阴柳庄。他惟恐别人误会他是暴发户，在屋门前的门楣上亲笔题写“柳庄”二字，让大家知道，他是以五柳先生陶渊明自比，要隐居山野了。

左宗棠家住湘阴，上班却是在安化，两地相距三四百里，乘车坐船，单程跑一趟都要一两天。这样的上班族，是敬业的典范，那时真是罕见。偶尔回家休假，他也不会闲着，监督农庄的工作，用平时钻研的农业技术进行实验。他每天都在田地上巡视，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湘上农人”。

农民有什么不好？至少一家人的温饱有了着落。从此就做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吧。

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则幸甚耳。

读过书的农民，就像鸡变凤凰再变回鸡，还是跟原来不一样了。耕读耕读，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既有田园乐趣，又有诗书馨香。当岳母想念女儿和外孙女时，时常带着孙儿来到柳庄，抽空教外孙女和孙儿念书。夜晚，孩子们坐成一排，朗朗读书声，传到户外很远的地方。

村民们经过这里，听到读书声，肃然起敬：柳庄就是柳庄，这里住的，不是纯粹的泥腿子。

在这个阶段，左宗棠虽然视“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虽然饱尝了田园之乐，却仍然抛不下对国家的忧怀。

时事日不佳，殊深忧虑。

他已经把考究的目光，投向了整个世界。他不仅考察英国和法国，还注目于美国。可惜，对美国的情况，他并未掌握完整的信息。

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俨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为可笑。

明朝1683年就灭亡了，美国1776年才建国。其实，明朝时的洋里干，不同于当时的米里坚。美国领土广袤，是一片大陆，不是西海的一个小岛。但美国企图步英国后尘，也到中国来经营一番，这个基本估计是对的。清朝末年的信息闭塞，导致了左宗棠的误解。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活。一个乡间的“太平有道之民”，一边栽茶种桑，一边课徒守业，同时又以警惕的目光探视着国际大势，思考着中国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时候，他一点也不谦让，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诸葛孔明，而且有意显露出这种自况。据说他在小淹陶家的后院搞了一些布景，很像如今的电影棚。院落里筑起了一个园子，又在园子中央开凿一方池塘，喂养几百条鲤鱼，将此池命名为“武侯池”。凿池挖出的土则堆积为山，栽些青篁松柏，命名为“卧龙岗”。在这小小的卧龙岗下，建竹篱茅草房一所，房内摆设古琴一张，壁上挂一幅隆中对古画，又将此茅屋命名为“隐贤庐”。武侯池畔，立着一头雄武的石牛，双眼圆瞪，蹬蹄弓身，弯角冲天，象征牵牛星下凡的左宗棠勇于负重的抱负。

乔迁新居的一年很快过去。左宗棠在安化陶家授馆进入第六年，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秋天，胡林翼来到小淹，参加陶澍夫人的葬礼。他与左宗棠晤谈十天，巩固了两人的友谊。此时的胡林翼已在仕途上走了麦城，赋闲在家，凭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左宗棠谈论为官之道。他相信左宗棠是自己最真心的朋友，告诫左宗棠虑事不宜过于周密，论事不宜毫无遗漏。左宗棠说：“谢谢，你一针见血，指出了我的毛病。”但是，左宗棠对胡林翼称言谈要不着边际为好的说法并不赞同。他认为，一个人的言行应试是有的放矢。

左宗棠此年开始撰写《朴存阁农书》，意在传播农业知识。第二年，他将知识付诸实践，从古代农业技术中采取当时便于操作的办法，试行耕种柳庄的农田，充分发挥地利，扩种茶树、桑树和竹子，取得了不俗的效果。茶园产生的收入，足以付清国家的税收。他在农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没有袁隆平那样的成就，对湘阴农业和林业的革新，也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三儿子左孝同后来在《先考事略》中回忆道：

府君于柳庄栽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茶产，实府君为之倡。

通过辛勤的劳动，左家的日子过得舒坦了一些，左宗棠生个男丁传宗接代的愿望也在这时实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天气久旱不雨，左宗棠身在安化，做了一个梦，只见雷电绕身，大雨如注。过了几天，接到柳庄的来信，才知道他做梦的那天喜得长子左孝威，于是依梦境而为之取名“霖生”，孝威之名应该是后来改的。更巧的是，刚刚有了儿子，立马就定下了儿媳，还是一个名门闺秀。当年冬天，左宗棠的恩师贺熙龄逝世，临终前留下遗命，将二女儿许配给左孝威。

左宗棠在家境好转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天伦之乐，这是他茹苦含辛多年的结果。但是，这种安稳的日子又似乎是靠不住的。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总是有一种隐忧，在田园生活中挥之不去。他听说本省南部的宁远县有个胡有禄揭竿而起，而距宁远不远处的东安县又有个叫王宗献的人闹事。他感到自己命运不济，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产业，乱世就要来临了。他不得不钻研筑墙掘壕和修建碉堡的办法。他认为，住在乡下，学会自保，和学习农业与畜牧业同样重要。

在社会动乱日益逼近的时候，道光二十七年（1847），农人左宗棠家里又添一丁，次子左孝宽在四月出生。妻妾连生男丁，左宗棠喜不自禁，可惜妻子体弱，无法哺乳，两个小少爷的哺乳都由张氏承担。她先奶周夫人所生的大少爷，再奶自己所生的二少爷。好在，左宗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了。他已经完成陶澍遗留给他的使命。当年八月，他兑现了与陶澍的盟约，将长女孝瑜嫁给了陶桄。完成了这件大事，他于秋后结束在陶氏家馆七年多的塾师生活，返回柳庄。

八年教书生涯，左宗棠进步巨大。他在小淹的陶澍家博观纵览，知识精进，连博士后也望尘莫及。他细心研读了陶澍与林则徐等务实派官员的书信往来，从他们处理过的军政要务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这时的左宗棠，只要给他一个舞台，他就能差遣百官千僚，指挥千军万马，治理一方疆土。

2、以赈灾为己任

左宗棠结束在陶家教书育人的工作时，社会动乱的信号越来越强烈了。湖南南部的新宁县爆发了瑶民雷再浩领导的造反运动。新宁的书生江忠源组织乡勇，会同清军镇压雷再浩，取得成功，被大吏保升知县，进京候补。此事在左宗棠看来似乎是人生的一条出路，书生带兵打仗，立了战功，便因此而进入了仕途。战事如此频繁，军事学似乎大有用武之地。事实上，江忠源因军功受到保举而入仕的遭遇，不止令左宗棠有所触动，还打动了湖南省很多怀才不遇的书生。

然而，左宗棠并没有仿效江忠源的意思，因为那个新宁书生关心的是如何对付内乱，而左宗棠更着意的是如何抵御外侮。不过，左宗棠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也预见到大规模的动乱即将到来，战争势所难免，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军事研究。

他又为自己想到了另一个人生定位：

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

兵荒马乱的世道越来越近了，农家的田园生活上空覆盖着一层阴云。正在这时候，自然灾害又来添乱，将农民推进苦海。道光二十八年（1848），湘阴在连年大旱以后，忽然大水成灾，柳庄也不例外。庄稼被淹，人闹饥荒，家人皆病。采菊东篱下的日子，已被洪水冲走。

左宗棠说，那是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光之一。

生平境遇最苦者有二。道光二十八年，柳庄耕田遭淫雨之害，谷尽发芽，典质罄尽，而一家十二口无不患病者。尝吟杜老《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静”之句，戏语党人曰：“吾欲改‘静’为‘空’。”

他回忆的那种境况是令人绝望的。老天没日没夜地浇下雨水，稻田被淹，谷子都发芽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铺，一家十二口都成了病号。为了制造一点轻松的气氛，跟同乡开个玩笑，说他要把杜甫的诗句“男呻女吟四壁静”改一个字，变成“男呻女吟四壁空”。

不仅是左宗棠一家，当时的湘阴是饥馑遍野，人们缺乏营养，免疫力下降，导致疾疫流行。在困境中，左宗棠首先想到的是更需要帮助的那些人。强烈的参政意识，以及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使他十分关心公益。他素以儒家学者自居，而他认为，信奉孔子儒学，行善是第一要义。他对捐赈的行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捐赈是古今通义”。他自封为赈灾领导小组的组长，有空就往外跑，劝富有人家捐粮捐款，办理赈灾事务。

他向富人们反复灌输一个理念：捐赈是传统的美德。据他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和宁乡各地捐献的银钱谷米，折合银子，不下五十多万两。清朝农村的基层社会靠乡绅自治，而左宗棠这位穷绅在安抚饥民、维护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超过了许多富绅。左宗棠对医药的爱好与研究，使他在赈灾时起了更大的作用。他开设了家庭病床，救治得病的灾民。

灾荒的惨状令左宗棠陷入深思。他想，经过了两年的苦旱，又碰上一年的大水，谁敢说明年就一定没有天灾？救济只能起一时的作用，应该想一个长久之策，使人们有备无患。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劝左氏家族的人们储备粮谷，以备饥荒。各家拿出一些粮食，存放在一个粮仓里，遇到灾荒，便开仓自救。这个粮仓需要管理，于是仁风团的构想呼之而出。

这是一个具有预见性的备荒措施，属于官员们应该关心的“荒政”。官府没有过问此事，庶民左宗棠在民间发起。在他的劝说下，左氏一族纷纷响应，一个救灾基金就这样处于酝酿之中。

左宗棠在救灾安民的同时，心里还牵挂着军事。灾荒往往是战乱的前奏。种种迹象表明，政局不稳，民心混乱。当一个名将，定国安邦，或许是一条必行的道路。他给此时身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的二哥左宗植写信，自称在军事上的造诣已超出了纸上谈兵的水平。

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

左宗棠家乡遭到自然灾害的侵蚀，“湘上农人”深受其害，种田都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另谋生业。他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去府城发展，课徒授业。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来到长沙，在朱文公祠开馆授徒。他收的第一个学生就是女婿陶桄，其他学生都是今后的干才。其高徒有益阳少年周开锡，在左宗棠入仕后，跟随他大有作为。长沙少年黄瑜、黄上达和黄济兄弟，都随左宗棠游学。

他们三兄弟的父亲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此人名叫黄冕，参加过鸦片战争，曾在浙江带兵防堵英军，在余姚海口击沉英国军舰，捕获英国军官突德等人。由于他作战英勇，在害怕得罪英国人的清政府看来，罪过也就不小。他的命运跟林则徐一样，被发配到新疆的伊犁，跟着林则徐兴办屯田。他们干得出色，开垦了四十多万亩农田。得到清廷赦免后，他从新疆前往东海之滨，办理海运，革除漕运弊端，每年为清廷节省几十万两银子，并加运京城的仓储粮食三十多万石。黄冕多才多艺，还会制造火药武器。他又是一流的围棋高手，当时被誉为国手第二、湘手第一，跟聂卫平相差不远。

左宗棠喜欢黄冕，因为他是个实干家，更因为他是林则徐的旧交。而年长左宗棠十几岁的黄冕也信得过左宗棠，把三个儿子都交给他培养。

左宗棠虽然离开了湘阴，但他并没有摆脱自然灾害的影响。道光末年的湖南真是天怒人怨，左宗棠离开湘阴的这一年，家乡又遭大水。他身在长沙府城，也没有忘记水灾作孽多么可怕，心里惦记着邻里乡亲，决定再次投身于捐赈。他给二哥写信，忧心忡忡。

弟一家不足忧，惟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又不止一家也。

当大雨连绵预示着水灾即将到来的时候，左宗棠向学生的家长们预支学费，回到乡下，买下一些谷粮，一半接济左家塅老家的族人，另一半接济柳家冲新居的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