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不第亦为国士
1、独异的忧患思维
自从天才论遭到批判以来，某人在本国上千年才出一个、全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位的提法，已经很少听说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顶级人材的评价，总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并非没有道理。左宗棠就在身后得到过如此的评价。评者为梁启超，评语为：
左公乃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我想，之所以说左宗棠是五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或许是从其卫国的事功而言。五百年中，除了左宗棠，有谁为国家保住过多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除此之外，是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做定论，且留到本文后面再说。
至于左宗棠的聪明才智，在他身后，有不少人评点。人们将他摆在什么样的级别呢？大家似乎都同意一句四字的点评：旷世奇才。
这个评价，没有瞻前顾后，只就当世而言，不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夸张。旷世，是说当代没人比得上；奇才，是说他的思维突破了当代的极限。
左宗棠在其时代几乎无人能及的思维，成型于他的青年时代。上面我们述过了左宗棠的中举和婚恋，现在不妨来看看，在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举子的脑袋里，究竟发生着什么样的思想活动。
左宗棠在夫人赞助下，第一次进京会试，路经汉口，在那里过年。春节后继续赶路，正月就进了京城的大门。怀里还揣着新婚的余香，他怀念娇妻，也想扬名科场。脑子里还转着其他什么念头，如果他自己不说，谁也无从揣想。
左宗棠想的事情，可谓又大又偏。说它大，那是军国大计；说它偏，那是有关几千里之外的筹划。这样的问题，举中国之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费神去想。
左宗棠思考的这件事，曾由浙江杭州人龚自珍率先提出。此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在新疆建省。那一年，龚自珍二十八岁，左宗棠只有八岁。
左宗棠是否读过龚自珍的这篇文章，尚须考究。但他在进京会考这一年，重点考虑了龚自珍提过的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称为“杂感”，写成诗句，题为《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专写西域军政大计，提议清廷建省于新疆。
一个身在中国腹地湖南的青年书生，遇到了怎样的契机，竟会对天山之麓的戈壁沙滩发生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时的中国，清廷只设了十八个行省。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遥隔几千里，没有一个王公大臣会把新疆设省提上议事日程，就连驻军新疆的大将也未感觉有此必要。
时值道光十三年，西历1833年，国防危机隐伏未发，满朝文武，全国士子，连海疆防御尚未考虑，有谁会去思考西域那一片广袤国土的安危？此人心怀如此忧思，莫非他提前七年预见到了鸦片战争的硝烟，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华大地的虎视眈眈？
左宗棠当年只是一名青涩的考生，未曾接触任何军政机要，却对大西北的治理，拿出了一份成熟的方案。这件事情，是不是匪夷所思？
青葱岁月的左宗棠写道：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过去的君王，时常在西域用兵；立国之初，必会重视边疆的稳定。西部的国防建设多么艰难啊，到处是茫茫戈壁，田地瘠硬，不宜耕种，只有靠骆驼给部队运粮，行程万里，耗时费钱。如果在新疆设立省一级的行政区划，驻扎军队，兴办农垦，生产自给，就能节省国家的额外投入。
左宗棠自问自答，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贡献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新疆建省和军队屯田，是一等一的军政大事，若是由有关各部委拿方案，不知要召开多少会议，动用多少专家，写出多少万字洋洋洒洒的策划书。左宗棠用几句诗就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简直神了，怎么能把国防思想阐述得如此精辟透彻？
左宗棠来到京城，杂感丛生。茫茫人海，同胞几亿，似乎只有他一人为新疆着急。朝廷里充斥着昏庸的大官，对遥远新疆的认识，还是菜鸟的水平。说起喀什噶尔一带的部落混战，如同听《西游记》里的故事。西部边陲的开发和防御，怎能指望他们的重视？唉，恐怕是后患无穷，永无宁日啊。有什么办法说服道光爷，请他老人家在版图内的这块领土上，设立省级行政机构，由官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呢？
道光十三年的中国，处在列强环伺之中，危机四伏。国人昏睡未醒，不知危险在悄悄逼近。左宗棠《燕台杂感》的第四章，满篇忧危之词，试图敲响警钟，呼吁国人筹备国防。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啙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春秋战国时代的邾国，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国家，常受鲁国欺侮，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周朝兴盛，周王还得牢记太保的告诫，不能陶醉于外邦的贡献，以免玩物丧志。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从西疆到南海，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孤独的，真正的意识超前不会有人追捧。那不是一场快乐闹剧的创意，而是把我们的星球当作小小寰球来把玩的洞见。这个湖南伢子高唱西部国防，曲高和寡，直到几十年后，打动了那个权倾朝野的铁腕女人，才得以从杂感上升为施政纲领。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道光十三年那个赶考书生的忧患意识，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忱。他的才识跨越了若干时代，他的得分，应该高于旷世奇才的等级，属于几百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珍稀。
在道光十三年，这个在京城里毫不起眼的湖南青年，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的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直到七年以后，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大清帝国的臣民才意识到，二百多年的铁桶江山，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一点敲打。一向沉稳的道光爷居然惊惶失措，放下爱新觉罗皇族的架子，不顾中华民族的尊严，开始书写一段屈辱的历史。即便在这时，也无人为那个姓左的贫寒学子喝彩。无人献花，无人组织粉丝团，更无人抛送飞吻，尽管他一直高唱我们民族急需的国防，尽管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负有强烈的使命感。
民族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启幕。麻木，愚昧，无知，让国防先锋坐在冷板凳上候场。谁也不会关心一代英豪为什么默默无闻地走过几十年的崎岖之路。为了能够步入容他一显身手的官场，六年里他三次进京赶考，耐着性子去写令他恶心的八股文，直到心灰意冷，极不情愿地让满腔热血任由俗世之风吹凉。
2、第一次会试落第
当然，左宗棠首次来到北京，不是为了写《燕台杂感》。首要任务，是为博取一纸功名。事实上，那一组七律诗，是在出闱以后写就的。
京城会试，人才荟萃，强手如林。左宗棠虽不怯场，却不能否认竞争之激烈。考官阅卷水平低，就是最大的障碍。八股文孰优孰劣，都是考官说了算。想到他们任意生杀，委实令人惴惴不安。
三场考试，写了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外加五道《策问》文。所有诗文，一挥而就。主考官徐熙庵看中了，评语尽是好话，“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
徐熙庵欣赏，大部分考官却不喜欢，徐熙庵孤掌难鸣，堵不住科举的破网，只得眼看着人才漏出去，爱莫能助。
发榜以后，左宗棠榜上无名，只得南归。左宗棠的伯乐徐法绩奉命考察河道，左宗棠出京时写信给他，说自己功名未就，并不沮丧，将注重培养实干能力，为国计民生解救燃眉之急。
此次进京，除了写得《燕台杂感》流芳后世，左宗棠还有两大收获。
他在这里会见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两人共论时事，相谈甚欢，关系向死党发展。他们在此时相识相知，奠定朋友之交，对于左宗棠一生的遭遇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左胡二人乃是世交。左宗棠之父左观澜，与胡林翼之父胡达源，既是岳麓书院的同学，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而且，左宗棠与胡林翼还是同年生。对于二人出生及父辈的交往，左宗棠后来有文记叙：
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书麓山，两家生子，举酒相欢。
道光十三年，左观澜已经去世，左宗棠进京后，作为失亲之子，去胡家拜访父亲的好友胡达源，见到了赴京参加顺天乡试的胡林翼，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由于两人父亲的关系，以及两人都师从贺熙龄学习经世之学，算得上同出一个师门，小左与小胡的交往，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交与同门的基础上，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关系，对于彼此的识见非常欣赏，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左胡二人，少年风流，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左宗棠借宿胡林翼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床并在一起，彻夜谈论古今大政，臧否人物，论列得失，慷慨激昂，痛快淋漓。
那时候，左胡二人经历不尽相同，关注社会的焦点也不在一处。如上所述，左宗棠注重如何对付列强，如何保卫边疆；胡林翼则焦虑于整肃内政，此时他已有过在家乡遭到水灾时向富户们劝捐赈灾的经历，官场的贪腐，富人的不仁，令他刻骨铭心，而灾民的流离失所，贫弱无助，仍然历历在目。这连个年轻人虽然在兴趣上各执一端，但他们关心的都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国家的衰败，一个深感内政不修，另一个忧虑国防松垮。他们对国事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
左宗棠认为，早在明朝，中国已经就南洋藩属国的问题与西方列强发生争执，中国军事力量有限，对那些藩属国鞭长莫及，无力保护，只能对西方列强虚声恫吓，无法采取实际的措施。在道光爷治下，列强逼到了家门口，而清政府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致使边政弛废，都是因为官员的无能与庸劣。
说到官员的不济，就引起了胡林翼的强烈共鸣。他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主张采取果断的强硬措施整肃吏治，以纾民困，遏止乱源。他指出，清朝的赋税本来不重，然而豪强滥收费用，官吏从中舞弊，多方盘剥，导致百姓一贫如洗。
于是他们针砭时弊，畅言无忌，，“纵言阔步，气豪万夫”，致使“群儿睨视，诧为怪异”。由于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胡林翼对于吏治败坏只是泛泛而言，对事而不对人；左宗棠谈到不平事，却指名道姓地指责。
在一般人眼里，当时的形势天下承平日久，哪里看得见左胡二人眼中的危机。没有人去向官府打小报告，告他们给政府抹黑，污蔑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破坏安定团结，就算是万幸了，否则，这两个持不同政见者发出的刺耳声音，足以送掉他们的小命。
通过交谈，左宗棠发现，胡润芝（林翼）跟自己的性格大不相同。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很耿直，但胡林翼为人通达，容易与人相处，而左宗棠自己则性情刚毅，略显偏激，颇易得罪人。
小左与小胡的交谈引起了胡达源的注意，他很高兴看到两个年轻人志存高远，关心天下大事，能够看透事物的本质，但又担心他们的慷慨激昂流于空谈，而不去力行践履。他关心故人之子，特意告诫左宗棠：倘若为官，不要性情偏激，要走中庸之道，因为锋芒太露，乃是官场大忌。左宗棠也许当时是唯唯受教，但从他后来的为人处事方式来看，他对中庸之道并不感冒。他一直以明干之才的高调吸引人们的注意，并因不加收敛，在令人们钦佩之余，还会令一些人反感。
落第之后，左宗棠告别胡家父子，离京南归。他沿途考察各地时务，看到了国家经济形势的困难。官员视察看的都是假象，寒儒考察却是眼无遮拦。他发现，应对饥荒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盐务、河工与公粮的运输等等，都存在弊端。这次几千里观光，使他的阅历大为充实，对民情了然于胸。他决定寻找探讨这些课题的书籍，并探索掌故，从事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才对得住国家对士人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