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孙中山》（7）

为革命事业而奋斗（2）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3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在12日，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

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

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1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便就近策划两广和云南三省起义。

在这一年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起义。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广西钦州、廉州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间的钦州、廉州、上思起义，1908年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叫黄花岗起义等。

除此之外，还有光复会领导的起义，如1907年6月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1908年11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短短一年时间，孙中山就在两广、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孙中山亲自参加了镇南关起义的战斗。

1907年12月4日，孙中山率领黄兴等人，亲临镇南关炮台，指挥起义。上午，清军在陆荣廷的率领下企图攻占炮台，孙中山一面指挥战斗，还亲自拿起枪向敌人开火。

孙中山自己还亲自开炮轰击清军，看见炮弹在敌人阵地爆炸，孙中山心里乐开了花，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搞革命20多年，今天总算有机会自己开枪开炮打击清军了。”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打算再举行起义。

孙中山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

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尔！如果众志不衰，则才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

这次会议决定，起义的任务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统筹部组织发动广州起义，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副总司令。二是在长江流域组织各省起兵响应，由陈其美、宋教仁、谭人风、居正等负责。他们准备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然后与各省起义军会师北伐，直捣北京，希望这次能一举成功推倒满清王朝。任务分配已定，大家分头行动。

统筹部的同志决定，这次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力，巡防营和民军做响应，另外还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他们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枚炸弹到广州，在那里建立秘密据点38处，并于4月8日召开发难会，拟订了十路攻袭的战斗计划，预定4月13日在广州发难。

不料由于从国外准备的枪弹、钱款未能如期送到，清政府又加强了戒备，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后来，几经周折，一改再改，原来的部署被打乱，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的时间改在4月27日17时30分。攻袭总指挥改由黄兴担任。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部队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16时，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十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17时30分，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三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

当赵声、胡汉民率领两百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这次起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29人。事后，收殓到革命烈士的尸体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来，潘达微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从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威名传遍了全中国，而且永垂不朽！

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起义，也是最壮烈的一次。

辞去大总统之职

正在芝加哥为革命筹款的孙中山听到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异常悲痛。

同时，他也预见到这次起义的巨大意义。他在《复谢秋函》中指出：“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后来，孙中山还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以气壮山河的文笔，生动描写了这次起义的情况、价值和影响。

他写道：

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

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武装起义。所有这十次起义，虽然都因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失败了。

但是，它们都打击了清政权，在政治上、精神上动员和鼓舞了民众，促成了革命形势的高潮，一步一步把清朝统治逼上了灭亡的境地。

它们犹如在黑暗中闪烁的星火，让黑暗中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因为对孙中山总是在西南边陲发动起义的方略不满，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放弃了孙中山的边地起义的策略，集中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组织，策动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朱执信等重要骨干却机智地脱险了，孙中山知道后高兴地说：“天下事尚可为也”。他并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预计到革命高潮正在到来，于是他立即写信给旅美的革命党人，说要尽快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1911年8月11日，孙中山在《致郑泽生函》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孙中山的估计非常正确，一场摧毁清廷统治的大火，正是由一个火星点燃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

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

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结果引发爆炸，被俄国领事带领的警察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廷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连队革命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

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20时，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察，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